[正版]历史的微声+碌碌有为 套装2册 王笛 著 历史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1.文字版《清明上河图》，让读者犹如翻开历史长卷，看鲜活生动的古代日常，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与温度，带我们一起探索中国社会的隐秘角落和那些隐藏的秘密。
2.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显微镜。作者王笛教授，一位获得过文学奖的历史学家；一位善于从微观视角讲述“小历史”的历史学家。从小人物、小家庭、小乡场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用通俗生动的方式，讲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探讨它们的特征以及所发生的演变，给我们呈现历史洪流下的“潜流”，让读者比别人多一层对历史的解释和认知。
3. 兼具微观与宏观的视野，并用多学科交叉的眼光来看中国社会，包括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视野更宽广，思考更清晰，知识更贯通，理论更深刻。
《历史的微声》
发现民众的声音
——历史学家王笛近40年读史观察
人类会不会再度经受挫折？
思考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历史学家王笛经受了中国和西方两种学术体系的训练，因此他回望中国近代史以及看待世界历和人类史时，带有一种比较的、深邃的眼光，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他阅读广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到文学，这使得他的行文丰富而又好看。
这本书，体现出了他对新文化史、微观史从接触到深入研究直到创作的过程，传达出他的民众史观。他介绍和评述了海登·怀特、罗伯特·达恩顿、费正清、卡洛·金斯堡、史景迁、林·亨特、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罗威廉等西方著名学者的思想和代表性著作。
英雄史观和民众史观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看待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怎样看待人类的文明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问题，作者提供了自己新颖的、富有冲击力的、极有价值的见解。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作者讲述和梳理了自己近四十年读书的历程，探讨了读书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联系，分享了自己成为学者的方法，那就是：阅读，阅读，再阅读。并且用自己行之有效的方法回答了”没有时间读书”这样一个大家都面临的问题。
本书的写作深入浅出，即有独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又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和通俗流畅的文字，扎实、耐读而又精彩。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
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知识精英、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人们为什么会“以貌取人”，服饰是如何反映阶层和社会变迁的？厨房里的需品与人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有什么样的关系？古代的轿子、车、船有什么独特发展历程？从集市到城镇，这种流通与集散的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真实的“勾栏”“瓦舍”是我们以为的勾栏、瓦舍吗？古人为什么喜欢翻老黄历？“十里不同俗”，传统社区的人们是靠什么凝聚起来的？古代真的无“礼”寸步难行吗？
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族力量不容小觑，那宗族是一个使钱生钱的公司吗？在传统的儒家社会，法律的制定是从哪里出发的？传统社会的那些酷刑与刑具，是怎么发明出来的？除了庙堂，江湖上的三教九流、黑帮会社靠什么来管理？中国传统社会有“小升初、中考和高考”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们真的都“书画琴棋诗酒花”，诗意地栖居？
看历史就像看电影，我们会看到全景、中景，但更真实的情景可能来自近景与细节。我们只有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看到更鲜活、更有血有肉的历史，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与温度。
《历史的微声》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发现“历史的微声”，也就是去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收入作者在中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皆是一次翻译成中文出版。本书是作者读书评论的一次结集，细读罗威廉《救世》《红雨》、卡洛·金斯堡《奶酪与蛆虫》、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史景迁《王氏之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史学名著，思考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书一部分“读书就是自我塑造”和后一部分“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专门为本书所写，尚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过。作者绘制了十九幅人物插图，传达出那些海登·怀特、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杰出学者的神韵和思想的力量。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目录
自序 观察中国社会的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 V
引言 发现中国社会 001
一章 人口，是资源还是负担？ 007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 011
我们的祖宗从哪里来？ 025
人口背后的大道理 044
第二章 根本的需求：衣食住行 063
衣：以貌取人？ 067
食：人之大欲 083
住：建筑的美学想象 096
行：人们不再隔绝 110
第三章 社会的根基：农业 135
农国的生活 139
与天斗，与地斗 152
水：文明和生命之源 165
第四章 从集市到城市 183
集市与交易 188
手艺人、小贩和商人 202
经济与娱乐 216
市民的城市 231
第五章 文化的隐藏密码 251
老黄历：神秘的威 255
娱乐与礼仪：融进文化血液 269
一个礼治的社会：无礼寸步难行 285
第六章 民众的精神和物质世界 305
“十里不同俗” 310
人际关系：见证生活的每个维度 323
日常生活空间：不可思议的茶馆 337
物质文化的传承 352
第七章 信仰的无穷力量 371
佛在山中还是佛在心中？ 375
神秘的道山 388
芸芸众生的信仰 402
宗教的冲突与融合 416
第八章 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 437
不容小觑的宗族力量 442
宗族的管理也是一门学问 455
家庭关系：映射出社会形态 468
文学中的宗族角色 482
第九章 “法制”国家，但不是“法治”国家 501
法律从何而起？ 505
体罚和酷刑 517
文学中的法律 531
典中的三个“大案” 544
第十章 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 563
在社会上混，还是要靠实力 567
挣扎在社会底层 580
诱惑：金钱、鸦片和人口买卖 595
第十一章 江湖和庙堂的对立 613
“叛乱”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 617
秘密会党的起源和发展 631
黑帮与民国政治 645
第十二章 道不尽、说不清的文人社会 663
现实当中的文人世界 667
闲情雅致：诗、园林和琴棋书画 681
典文学中的文人社会 702
第十三章 艰难的上升之路 719
唯有读书高 723
印刷文化的流行 737
有教无类是优良传统 752
教育须脱胎换骨 767
第十四章 远离国家的社会自治 787
跨越地域，连接银钱 791
地方社会稳定的基石 804
组成团体，保护自己的利益 816
进入政治舞台 828

结论 怎样认识中国社会？ 849
后记 867
《历史的微声》
目录
自序 1
I.读书就是自我塑造 1
一、我要读书 6
我曾被高中拒之门外 7
高考改变命运 10
二、大学时代的读书和思考 13
我的一篇论文 14
大学里的读书生活 16
研究生阶段的彷徨 21
开始阅读英文原著 23
三、学术上的脱胎换骨 28
读书无止境 28
西方的学术训练 31
进入微观世界 37
四、学术阅读与日常阅读 41
为写作而读书 42
读有批判精神的书 47
非虚构和回忆录是我的阅读重点 50
对社会现实的写作 53
享受文学的世界 56
没有时间读书怎么办 59
II.进化、故事和认识自我 65
一、能讲故事和讲好故事关乎我们的生存 68
我们来自哪里 68
讲故事的能力关乎生存 69
故事拯救了人类 71
讲故事就是文化的积累 72
抹去故事的危险 74
二、只有合作才能自我超越 77
合作才能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双赢 78
人类发展到今天是合作的结果 81
外部联系紧密才能促进内部的团结 83
模仿比创新更重要 84
人类的平均智力在下降 86
文明是否会倒退 87
三、“认识自我”是至高无上的思考命题 90
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学者 92
通俗作品也可以是深刻的 93
人与自然的故事 94
人类会不会再度受到挫折 97
III.历史的微声 101
一、“黑暗的中世纪”的叛逆思想 104
微观历史的思想根源 108
发现庶民的声音 110
审判的细节 113
罪名是荒唐的，审判是郑重的 115
尘埃落定 117
微观历史的生命力 119
二、非虚构写作需要批判的眼光 122
非虚构写作应该有社会担当 122
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126
非虚构写作要有人文和社会的关怀 129
史家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131
三、都市故事与都市历史——关于真实性的讨论 134
怎样认识历史的真实性 134
文学有历史真实性吗 140
都市文学与都市历史 144
IV.世界历史中的中国 151
一、把中国放到世界历史中 155
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 156
新文化史“新”在哪里 159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168
写下层民众的方法论问题 174
史学观与史料的运用 181
二、美国史角度的中美关系 187
认识中美关系的理论取向 187
早期中美的接触与理解 192
门户开放还是关闭 195
传教士的角色 202
中美关系的度量 208
三、从日本史观察近代中国 213
内部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 214
前现代的日本与中国 216
谁是“封建社会” 223
中日的文化和意识传统 229
西方概念能解释中国吗 234
东渡日本的中国学生 240
V.历史的中时段 245
一、中国是“停滞”的吗 249
从社会史到思想史 249
18世纪中国的悖论 253
“心性史”和“意识史” 256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 258
暴力问题的研究 260
特殊的暴力文化模式 262
社会环境与暴力行为 265
叙事史的范例 268
三、集权是清王朝覆没的根本原因 271
在这种体制之下，没有自救的机制 272
清王朝为什么没有在弱的时候倒台 274
过度集权实际上削弱了执政能力 275
不要对能政府抱有幻想 278
专制王权的致命伤 280
是帝王史观，还是民众史观 283
VI. 20年不能磨一剑 287
一、族群矛盾与革命的爆发 292
为什么要研究族群 292
革命中的族群 294
汉化与“满化” 296
二、内陆商人的大事业 301
商业的社会史 303
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 305
经营模式和商业习惯 307
自贡盐业的经营环境 308
家族企业是“封建”的吗 310
比较研究的视野 311
VII.历史的断想 315
一、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 319
传统社会怎样应对瘟疫 319
地方自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324
村落虽然有冲突，但合作是主流 328
二、考察边缘人群 332
乞丐文化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332
秘密会社与革命 338
犯罪、惩罚与监狱 342
三、乌托邦、夜生活和城市记忆 348
劫难后的重建 348
塑造模范首都 352
圆明园的诉说 354
魔都夜生活 357
一个女人的世界 360
四、研究日常也可以回答大问题 365
从日常发现深层文化 366
跨国和跨文化 367
代结语：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371
为什么历史没有规律 374
历史事件没有确定性 377
历史可以重复吗 379
有所谓的总体史吗 381
不要幻想创造历史 384
征引文献 387
一、中文 387
二、英文 394
三、日文 403
后记 404
王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大学讲席教授。
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等。作品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佳著作奖、首届吕梁文学奖、中国会党史学会佳著作奖等。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代表著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那间街角的茶铺》《消失的古城》等。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人口， 是资源还是负担？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多的国家
观察中国人口状况，从四川一个小乡场开始
俗话说，从一滴水能够看到大海，那么从一个小乡场看中国的人口状况，我们或许也能得到非常多的信息。
以民国时期四川华阳县石羊乡的人口状况为例，根据1943年人口普查数据，石羊乡全乡共有12400余人，其中女子多于男子，而且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比重大，15~25岁的青年占总人口比重少。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石羊乡人口的某些特点。
女子多于男子。从人口的性别比例来看，清代以来，四川人口就一直是男性多于女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风俗。
石羊乡的男女比例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溺杀女婴的风俗相对来说比较弱；二是1943年中国正在经历抗日战争，大量男性走上战场，给人口带来的可能性创伤体现在男女比例的不平衡中，从而打破了常规。
5岁以下儿童占的比例很大，说明该地区小孩子很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还有可能是此地在1935年之后有一个出生的高峰，这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也可能与战争期间大量人口入川有关——四川是战时接受内迁人口比较集中的省份。
有研究估计，战时，四川全省，包括成都、重庆两市，外来移民多时有100万之巨。这些外来移民来到四川之后肯定会进行人口繁衍，从而出现生育高峰。
至于15~25岁青年比例小，极有可能与抗战有关，大部分年轻人参军去了前线。
中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男女比例失衡，受影响大的当然是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无论是男多女少，还是女多男少，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中国社会，都有可能触发婚姻危机。
但在传统中国，女性不属于纳税人口，经常被排除在人口统计之外，所以计算民国以前的男女人口比例，有时候就会出现非常荒唐的结果，比如清末四川的人口统计显示，全省144个厅州县，男性人口为3139万，女性人口为1917万，性别比例高达1.63∶1，比例失调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这只能说明统计数据存在隐漏。
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过去传统社会中溺杀女婴的习俗是造成女性少于男性的主因。当时人们不会把杀死亲生女婴视为谋杀。这种情况不仅在农民家庭中非常普遍，甚至在清朝皇室的低等贵族中也很常见。某些时期，低等贵族杀死女婴的可能性是高等贵族的两倍。
这种现象是婚姻市场导致的。首先，女儿出嫁需要“体面”的嫁妆；其次，女儿出嫁之后会离开父母，所以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溺杀女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对清代杀婴的研究中，有学者研究指出溺杀女婴在长江下游为普遍，尤以安徽、浙江、江苏为甚。
当然，这是针对普遍情况来看的，如果具体到某一个地方，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可以看作是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
从石羊乡的人口特征中，可以观察到影响人口总数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探讨人口总数的时候，不仅要对历史上的人口统计有所了解，还要对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做分析，比如出生率、死亡率、疾病、医疗条件、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战争等等。我们从中挑选了三个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人口特征与王朝更替带来的战争有关。一方面，由王朝更替带来的持久战争会造成人口锐减以及人口迁移；但另外一方面，经历过战争的蹂躏，新政权在建立后，往往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通过鼓励移民的方针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土地政策，为人口的恢复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医疗条件的进步对人口的影响也非常大。医疗条件和技术的落后是婴儿夭折率高的主因。到了18世纪后期，消灭天花的新技术也为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早在康熙时期，太医便为皇室设立了儿科，要求皇家有儿童在一周岁以后都要接种天花疫苗，而且宫廷还将这种强制性的接种扩展到有八旗子弟。到18世纪中叶，北京登记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在官府设立的医馆定期接受疫苗接种。
第三，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也是人口增加的有利因素。从宋代引入的占城稻到元朝之后广泛传播的高粱，再到明清时期的玉米、甘薯、马铃薯和花生等新作物，都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这些新引进的作物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山地和林地都可以种植，正是这些新作物的引进为骤增的人口提供了要的粮食来源。
以上提到的是对中国人口影响较大的三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动都会造成人口在某个时期内的增减。在了解了本节中提到的中国人口的特征后，后面会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人口迁移、人口重心南移，以及人口迁移的民间故事等。
《历史的微声》
我是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原是想读中文系，因为历史科几乎考了个满分，为了确保被录取，便一志愿报了历史专业。在入学之初，我的兴趣在世界史，从人类的起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都充满着好奇，还担任世界史的课代表。在一年级时，我曾经致函《世界历史》编辑部，就著名学者严中平先生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提出商榷，编辑部将信转给严先生，严先生还给我回信表示欢迎写学术文章商榷。
从来没有写过学术论文，真不知道从何入手。一旦进入到中国近代史的领域，一些基本的书便要仔细研读。比如胡绳先生新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便是经常摆在手边的。还有就是胡先生的早期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由于我进入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辛亥革命，所以那个时候读得多的书就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和论文，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也是三卷本，记得当时只出版了一卷），读得仔细。还有我的硕士导师隗瀛涛先生写的《四川保路运动史》，也是反复研读的书。
一篇论文的写作非常艰难，但发表则很顺利。我先将论文的一部分修改成一篇独立的文章，投到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不久便收到该刊编辑部的来信，告诉已决定发表。在评审意见上，除了指出本文优点和修改意见以外，还有该刊主编的一段批语，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说的：“论文观点新颖，论述周全，甚感后生可畏”。当时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对我真是莫大的鼓舞。这篇论文以《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为题，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而且是那组纪念辛亥革命文章的首篇，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新华文摘》刊登了论点摘要。这对一个还在读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川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爱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后面的那一片两层的老藏书楼，那里是线装书的书库。记得我经常在这里翻的书之一的是《艺文类聚》。这个《艺文类聚》就有点像现在我们在资料库里用关键词搜索，该书把各种不同的书里边出现的知识点或者关键词收录在一起。这应该是中国现存早的类书之一，有上百卷，全书百余万言，征引古籍上千种，分类编目，非常容易检索。而且资料来源，皆注明了出处；所引的诗文，都有时代。其实《艺文类聚》中引用的古籍，有的书已经失传，因此保存了非常珍贵的唐代以前的诗词歌赋。可以想象，过去人们想得到某一个类别的知识，如果要翻阅上千种古籍，那是多么地困难。古人已经为我们想到了，把同类的知识放在一起，便于后人查阅。
在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的重心已经从辛亥革命转向了清末新政，即在辛亥革命前十年清政府发动的改革，并以《清末新政与经济变革》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末新政经济变革的论文。
读研究生期间，我继续在那个线装书库翻阅各种杂书。记得包括成都尊经书院所刻印的各种木刻版的线装书籍。尊经书院成立于同治年间，是当时的四川学政张之洞支持设立的。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清末新政时期，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即后来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也是四川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在四川的教育史，所以书库里面所藏的《创建尊经书院记》也仔细阅读过，还翻阅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
正是因为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眼界开始打开，思考也开始深入。世界史也纳入了我的阅读范围，甚至开始读英文原著，比如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 、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研究》等。还有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些英文著作，当时对我影响大的应该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1990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还有机会和施坚雅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