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 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 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精通 12 种语言,“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国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经常说到,我是幼无大志的人。其实我老也无大志,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只有不世出的英雄才能说出。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的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书生也臆造出来,以达到吹拍的目的。
这话扯远了,还是谈我自己吧。我的“无大志”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我的父母都只活四十岁多一点。我自己想,我决超过父母的,能活到五十岁,我就应该满足了。记得大概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忽发奇想,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我计算了一下,我必须活到八十九岁,才能做到。八十九岁,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烟波淼茫,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曾几何时,知命之年,倏尔而逝 ;耳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儿感觉,“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揽镜自照,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发已半白,我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被人称呼,从“老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儿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弹指一瞬间,自己竟然活到了八十九岁,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绝对办不到的,当年的蓬莱三山,“今朝都到眼前来”了。岂不大可喜哉!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
记得有两句诗 :“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这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环顾我的房间,依然是插架盈室,书籍盈架。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依然绿叶葳蕤,春意盎然。窗外是严冬。荷塘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还是在睡眠?我不得而知。埋在淤泥中的莲藕是在蔓延?还是在冬眠?我也不得而知。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我想,它们会梦到春天,坚冰融化,春水溶溶,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笑傲春风了。
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 20 世纪 21 世纪的。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它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天之骄子人类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自己耍出来以后,自己又顶礼膜拜,深信不疑。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就拿 20 世纪的世纪末来说,
明明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多少年来,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又是总结20 世纪的经验教训,又是侈谈 21 世纪的这个那个,喧呶纷争,煞是热闹 ;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一时文坛、学坛,还有什么坛,议论蜂起,杀声震天。
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他下视人寰,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恐怕会莞尔而笑吧。
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了。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20 世纪和 21 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20 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以前西方发生的产业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二百多年内,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由于西方人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和祸害。这些弊端和灾害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我再来细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环保”,又是宣传,又是开会,一时甚嚣尘上。奇怪的是,竟无一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什么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
"漫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时候,报纸杂志上曾刮起一阵讨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文章写了一些,议论也发表了一通。我看过一些文章,但自己并没有参加进去。原因是,有的文章不知所云,我看不懂。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讨论本身就无意义,无价值,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那么,长寿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吗?也不是的。这对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会有一些好处的。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 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这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我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并不比任何人高一丝一毫。如果想勉强找一点区别的话,那也是有的:我,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绝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 ;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话说到这里,我想把上面说的意思简短扼要地归纳一下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先启后的责任感。
……"
" 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以后,自附于鬼神方术,这就同道教发生了关系。当时许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并祭二氏。《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说:“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两家也有矛盾。从理论基础来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论。道教的理论底子就比较薄,最初实在拿不出什么成套的东西来。它同外来的佛教碰头以后,由于理论方面的矛盾(骨子里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两者难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炼丹等方术以外,在理论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交手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道教徒于是就施展出以后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面拼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太平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此外,还施展出一种以后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说浮屠好,他其实是中国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老子化胡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这一部书传说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伪造,恐怕也是根据旧闻而加以创造的,是代表一种思潮的。连鱼豢《魏略•西戎传》也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可见魏时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经传播。今天我们有的那一部道藏里面剽窃佛经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论述了。
道教在理论上虽然不是佛教的对手,但它是土生土长的,用它来对抗外来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为统治者所利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与兴隆,道教也许传播不开。汉族有一整套伦理教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是统治的基础。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并不违反它,而佛教却偏偏破坏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斗争中,这是对它很不利的一个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佛道斗争也不能例外。
……
"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 :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 :没有,一点都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 :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 :“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宏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 1978 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古人说 :‘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 :‘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绝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
" 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进院时并没有结论。李大夫看了以后,心中好像是也没有多少底,但却轻声提到了病的名称,完全符合他那小心谨慎对病人绝对负责的医德医风,他不惜奔波劳碌,不怕麻烦,动员了全科和全院的大夫,再加上北京其他著名医院的一些皮肤科名医,组织了两次大会诊。
我是8月15日下午四时许进院的,搬入南楼,人生地疏,心里迷离模糊,只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第一次会诊就举行了,距我进院还不到十几个小时,中间还隔了一个夜晚,可见李大夫心情之迫切,会诊的地点就在我的病房里。在扑朔迷离中,我只看到满屋白大褂在闪着白光,人却难以分辨。我偶一抬头,看到了邹铭西大夫的面孔,原来他也被请来了。我赶快向他做检讨,没有听他的话,早来医院,致遭今日之困难与周折,他一笑置之,没有说什么。每一位大夫对我查看了一遍。李大夫还让我咳一咳喉咙,意思是想听一听,里面是否已经起了水泡。幸而没有,大夫们就退到会议室里去开会了。
紧接着在第二天上午就举行了第二次会诊。这一次是邀请院内的一些科系的主治大夫,研究一下我皮肤病以外的身体的情况。最后确定了我患的是天疱疮。李大夫还在当天下午邀请了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和副校长迟惠生教授来院,向他们说明我的病可能颇有点麻烦,让他们心中有底,免得以后另生枝节。
在我心中,我实在异常地感激李大夫和301医院。我算一个什么重要的人物!竟让他们这样惊师动众。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愧疚。
301英雄小聚义
但是,我并没有愁眉苦脸,心情郁闷。我内心里依然平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性。
我的学生刘波,本来准备一次盛大宴会,庆祝我的九二华诞。可偏在此时,我进了医院。他就改变主意,把祝寿与祝进院结合起来举行,被邀请者都是1960年我开办梵文班以来四十余年的梵文弟子和再传弟子,济济一堂,时间是我入院的第三天,8月18日。事情也真凑巧,远在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任远正在国内省亲,她也赶来参加了,凭空增添了几分喜庆。我个人因为满手满脚的丑类尚未能消灭,只能呆在病房里,不能参加。但是,看到四十多年来我的弟子们在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印度学的中国学派终于形成了,在国际上我们中国的印度学者有了发言权了,湔雪了几百年的耻辱,快何如之!
死的浮想
但是,我心中并没有真正达到我自己认为的那样的平静,对生死还没有能真正置之度外。
就在住进病房的第四天夜里,我已经上了床躺下,在尚未入睡之前我偶尔用舌尖舔了舔上颚,蓦地舔到了两个小水泡。这本来是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只是没有舔到过而已。今天一旦舔到,忽然联想起邹铭西大夫的话和李恒进大夫对我的要求,舌头仿佛被火球烫了一下,立即紧张起来。难道水泡已经长到咽喉里面来了吗?
我此时此刻迷迷糊糊,思维中理智的成分已经所余无几,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一个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现在眼前,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在燕园里,最近十几年来我常常看到某一个老教授的门口开来救护车,老教授登车的时候心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是,在我心中,我想到的却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事实上,复还的人确实少到几乎没有。我今天难道也将变成了荆轲吗?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离家时正在十里飘香绿盖擎天的季荷呢!我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一个对我依依不舍的白色的波斯猫呢?
其实,我并不是怕死。我一向认为,我是一个几乎死过一次的人。十年浩劫中,我曾下定决心“自绝于人民”。我在上衣口袋里,在裤子口袋里装满了安眠药片和安眠药水,想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自杀方式,以表示自己的进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押解我去接受批斗的牢头禁子猛烈地踢开了我的房门,从而阻止了我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的可能。批斗回来以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帽子丢掉了,鞋丢掉了一只,身上全是革命小将,也或许有中将和老将吐的痰。游街仪式完成后,被一脚从汽车上踹下来的时候,躺在11月底的寒风中,半天爬不起来。然而,我“顿悟”了。批斗原来是这样子呀!是完全可以忍受的。我又下定决心,不再自寻短见,想活着看一看,“看你横行到几时。”
一个人临死前的心情,我完全有感性认识。我当时心情异常平静,平静到一直到今天我都难以理解的程度。老祖和德华谁也没有发现,我的神情有什么变化。我对自己这种表现感到十分满意,我自认已经参透了生死奥秘,渡过了生死大关,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已经修养得差不多了,已经大大地有异于常人了。
然而黄铜当不了真金,假的就是假的,到了今天,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自己竟然被上颚上的两个微不足道的小水泡吓破了胆,使自己的真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自己辩解说,那天晚上的行动只不过是一阵不正常的歇斯底里爆发。但是正常的东西往往富于不正常之中。我虽已经痴长九十二岁,对人生的参透还有极长的距离。今后仍须加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