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1934年生,浙江余姚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入职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该校资深教授。宋代文学研究知名专家,出版过《苏轼论稿》《苏轼选集》《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等重要著作。
高克勤,1962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江。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主要从事古籍出版和宋代文学研究。出版过《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王荆文公诗笺注》等著作。
【媒体评论】
寂寞的名山事业——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面世六十年
(作者:尚晓岚)
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通行、读者认知度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代表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了一批书。“那时候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的编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映现在眼前。那时‘’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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