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以下诸位深表谢意: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副校长和教务长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博士;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的Wing-tsit Chan教授;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Albert Feuerwerker教授;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何炳棣(Ping-ti Ho)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James T.C.Liu教授;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John Meskill教授;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F.W.Mote教授;贡维尔和圣卡尤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Cambridge)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的Morris Rossabi教授;可敬的Henry Serruys;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万惟英(Wei-ying Wan)先生;哈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Eugene Wu博士和他的同事,他们中间特别是George C.Potter先生;国会图书馆东方部(Division of Orientalia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吴光清(K.T.Wu)博士。还有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和(Ying-shih Yü)教授,他们都在哈大学。
1970年,当我完成初稿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教授以及他所在的哈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委员会给予我资。费正清教授对我应该怎样把握这个问题提出了可贵意见,特此深表谢意。在他看来,一个专题的深入研究与同一领域专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详细论及全部问题。初我的著述计划是关于整个明代的财政管理,但是驾驭这些资料很好困难。在费正清教授的建议下,我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形式。他的见识使我受益良多。谨记此处,以示谢意,并且希望人也能继续从中受益。
很多年来,房兆楹夫妇对于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给予了很多有意义的指导。1967年,我很幸运地因为“明人传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与他们共事,他们通晓明朝情事,而且也愿意与他人共享,因此我受益匪浅。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明人传记计划”的编者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应我的请求仔细地审阅我几年来所写的每一个字词。他的批评总是出自一种善意。密歇根大史学教授贺凯(Charles O.Hucker)是一个特别的朋友,12年前当我还是博士候选人时,我们通过书信相识。从那时开始他就不断给予帮,我不胜感激。剑桥大学的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帮我整理稿件进行出版,并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我对他们亏欠良多。
几年前,我得到了一笔研究,使我能够有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6年,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联合提供的一笔地域研究资我一段时间。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会也提供给我夏季研究。我对这些资表示感激。但是并不可以因此认为我的资者同意本书的观点。
我也很感激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的研究同事贝蒂(Hilary Beattie)女士的帮。她为了改进本书的文字风格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但原稿中固有的不完善之处概由我本人负责。尽管我在本书中保留了美国式的拼写方法,但我希望本书能够同样为大西洋两岸的读者们所接受。
我要对我的妻子格尔(Gayle)表示深的谢意。7年中,我醉心于历史研究,是她与我共同分享希望、忍受困苦。她的热情总是我动力的源泉。在刚刚完成本书之际,我接触到全汉升先生,他近在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上发表的好几篇文章将会对这本书的读者有莫大的影响。我很好感谢全汉升博士寄给我他的文章抽印本。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再将这些文章题目包含到我的参考书目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