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九辑)9787532593057

謝承《後漢書》無《風教傳》考………………………………………………曲柄睿
漢晉間書信寫作慣用語的變化----讀晉人法帖劄記………………………蔣曉亮
兩晉格中的太子詹事與東宮建制……………………………………劉雅君
前秦“枋頭集團”申論——對十六國時期地緣關係與流寓集團的一次考察………………………………………………………………………………沈國光
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出土屏風文字釋證………………………………………丁紅旗
中古彭城劉氏的譜系建構……………………………………………………陳偉揚
官文書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尚書省…………………………………王孫盈政
論唐代洛陽城的橋梁與社會——兼論基礎設施與古代城市的發展………梁克敏
中唐藩鎮宦官監軍體制的成立…………………………………………………黃樓
會昌法難後地方僧人募緣復藏研究：從唐大中三年潭州道林寺銘文撲滿談起…………………………………………………………………………………方圓
唐宣宗大中時期西北節帥的儒臣化…………………………………………許超雄
《元氏長慶集》的原貌及其在北宋的散佚——從《敘奏》和《自歎》的繫年談起………………………………………………………………………………趙超洋
《洛陽新獲墓誌續編》唐代墓誌校讀劄記…………………………敖玲玲 鄧章應
《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疏誤舉隅………………………………………劉琴麗
唐代西州管理研究二題…………………………………………………王旭送
吐魯番文書中的“雙名單稱”問題續論——以陳仲安先生給王素先生的一封信爲中心…………………………………………………………………………呂冠軍
北魏女的集體造像……………………………………佐藤智水 著 胡沐君 譯

曲柄睿《謝承<後漢書>無<風教傳>考》

世傳謝承《後漢書》有所謂《風教傳》，其說流傳甚廣。考其源流，本諸明陳禹謨版《北堂書鈔》。清南海孔版《北堂書鈔》中《風教傳》作《封告傳》，已證陳版之誤。然“封告”其人亦頗可疑。考《會稽典錄》，知“封告”事迹實爲“盛吉”事迹。在陳版《北堂書鈔》處，“盛吉”一變爲“風教”；在姚之駰《後漢書補逸》和孔版《北堂書鈔》處，“風教”再變爲“封告”。謝承《後漢書》本無《風教傳》。

蔣曉亮《汉晉间书信寫作习用語的变化----讀晉人法帖札記》

本文以書寫材料由簡向紙過渡的漢晉時期爲背景，梳理了此時書信中起首和結尾處的一些用語，如：“白”、“白記”、“頓首”、“死罪”、“報”、“告”、“敬問”在不同時期的使用場景和内涵的變化，以及書信寫作基本格式的發展變化。並且簡要討論了變化産生的背景和公文寫作對書信寫作的影響。

刘雅君《两晋格中的太子詹事与东宫建制》

晉武帝建東宫不依“漢故事”，咸寧元年所設太子詹事與西漢如王國相的太子詹事職官質不同，《晉令》規定其“局事擬尚書令”。太子詹事設職與泰始七年至泰始十年的政局有關，一是太子師傅制度出現“不宜親務”的變化，二是泰始八年後晉武帝發現太子不惠、武元楊皇后及外戚楊氏採取護佑太子的立場，晉武帝因人設職以楊珧爲太子詹事。除永寧年間（301—302）短暫省太子詹事外，從晉惠帝永熙元年至東晉，絶大多數時間裏均設置太子詹事之職。且詹事寺成建制地成立於晉惠帝之世。除了“局事擬尚書令”外，兩晉太子詹事還統轄東宫之門下、中書、秘書各機構，並且“職比領軍將軍”，常帶將軍號，而且在權力運作上常被直接委以軍事指揮之職。正因太子詹事如此之重要，“其後用人漸重，或以令、僕領之”。遲至東晉，太子詹事已與太子師傅相近了。

沈國光《前秦“枋頭集團”申論——對十六國時期地緣關係與流寓集團的一次考察》

枋頭集團是苻氏在關隴與關東不斷流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個寓集團。它的主要構成是關隴的氐、羌、豪傑以及流民。苻健憑藉著枋頭集團入主關中，建立了前秦政權。前秦建國后，基於流寓地緣而形成的枋頭集團被苻健、苻生和苻堅逐步瓦解。這一方面在於苻氏爲了消除枋頭集團對於皇權的威脅，另一方面在於苻堅“混六合以一家”的政治理想。正是基於此，苻堅時期關中與關東勢力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終導致淝水之戰後前秦的迅速滅亡。

丁紅旗《北魏司馬金龍墓葬出土屏風文字釋證》

本文據《中國美術全集》拍攝的屏風圖片與考古報告，基本全面校録出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屏風的文字，提供一份基礎史料；同時加按語考辨，以明出處源流。作爲背景，先考釋出司馬金龍的生卒年及其家族與北魏皇室盤根錯節的關係。這一時期，擺設屏風的主要目的是鑒戒而不是欣賞。通過與墓葬與傳統史料的比較，能較清楚地看出屏風負載的一些隱秘觀念：一，强調貴夫應具有的品行，要“母儀天下”；二，講求孝道，維持或增進一個大家族的和諧共處；三，一再告誡要謹言慎行，力圖在北魏中期激流不斷的政治漩渦中存身；四，讚揚馮太后臨朝、復國等願望。這足以透視出司馬金龍的一些特定觀念，也能看出其鑒戒所取材的內容，在當下都有實際的政治需求。由此對當日的屏風文化有一個深入、具體、全面的理解。

陳偉揚《中古彭城劉氏的譜系建構》

中古時期，不同士族之家的譜系建構紛繁複雜，各具特色。與士族相比，彭城劉氏的譜系建構主要在於構建以楚元王劉交為始祖的譜系。史學家劉知幾考證重塑彭城叢亭里劉氏的譜系，楚孝王劉囂為始祖真實可信，卻淹没在楚元王的集體記憶中，消失不見。隋唐以降，虚構的楚元王劉交產生了“多巴胺效應”，衆多劉姓士人在攀附彭城郡望的同時，改遵楚元王劉交為譜系始祖。甚至於北方胡族也通過此手段，冒入楚元王劉交的譜系之中。與郡望互為表裏的譜系知識逐漸走向世俗化，可能與隋唐社會階層流動加劇和地域遷徙頻繁以及記載譜系知識的載體多元化密切相關。

王孫盈政《官文書與唐代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尚書省》

符、關、移、牒、刺和解是唐代三省制下*主要的六種官文書形式。開元十一年（7），中書門下體制建立後，新的官文書堂帖取代尚書省符成爲指揮國家常務的主要形式。尚書省和寺監以及地方州府之間，符、解往來減少，牒、關往來增加。名義上屬於尚書省的財政三司獲得了發符的權力。這些變化反映出唐代行政運行體制轉型過程中，國家常務裁決主體的改變，尚書省權力、職能和地位的變遷，揭示出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的特色。

梁克敏《論唐代洛陽城的橋梁與社會——兼論基礎設施與古代城市的發展》

基礎設施是城市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前提。据文献记载，唐代洛陽城的河渠上曾修建過20處各式各樣的橋梁。唐代對這些橋梁實行雙軌制的管理模式，由尚書省總體領導，將作監、少府監負責當街主要橋梁，河南府、縣負責橋梁的修建与維護，左、右金吾衛和東都留守負責橋梁的交通治安管理。這些橋梁是當時洛陽城重要的交通樞紐，也是資訊傳播的關鍵節點、文化生产的场域以及游赏之盛景，在唐代洛陽城市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樓《中唐藩鎮宦官監軍體制的成立》

唐德宗貞元年間是唐代藩鎮宦官監軍之製成立的關鍵時間。在姑息藩鎮的表像下，德宗以派遣監軍的形式向藩鎮滲透勢力。貞元年間宦官與文臣節度使之間曾有激烈的對抗，這種對抗正是官僚集團不適應新的政治規則所造成的。針對不同的藩鎮，德宗採取不同的監軍政策，監軍使在藩鎮“跋扈”與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宗本人的意志。在“不生除節度使”的前提下，德宗以文臣擔任的行軍司馬為“儲帥”，以實文臣取代桀驁武將為帥的政治目的。行軍司馬能否順利結交權力，監軍使的作用重要。從本質上說，任命文臣爲帥和宦官監軍都是抑制藩鎮武人的重要手段，二者相輔相成，這是中晚唐宦官監軍制度化，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方圓《會昌法難後地方僧人募緣復藏研究：從唐大中三年潭州道林寺銘文撲滿談起》

會昌法難後寺院經藏遭到了極大破壞，唐宣宗復法以來僧人們不斷在為恢復經藏而努力。湖南省博物館藏唐宣宗大中三年（849）長沙窯銘文撲滿記錄了道林寺僧疏言鳩集民眾化緣寫經的事跡。通過與傳世文獻所記疏言事跡比對及敦煌文書中復藏相關文獻，本文復原了疏言恢復藏經的過程及所涉文書。并以此為切口探討了浸染下地方社會與國家政治間的張力。

許超雄《唐宣宗大中時期西北節帥的儒臣化》

安史之亂以來，項夾於大唐與吐蕃之間，成爲唐廷安撫穩定的對象。但邊帥掠奪項羊馬，由此引發的邊境矛盾長期存在。造成項問題的原因源於雙方的經濟利益，這就意味著項問題的解決並不僅僅在於軍事，更在於妥善處理經濟衝突。會昌以來，吐蕃、回鶻瓦解，項問題成爲主要矛盾，朝廷派兵討伐，師久無功，耗費了大量財物。與此同時，唐廷收復了三州七關，派軍屯守，財政壓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唐宣宗繼選儒臣爲西北邊鎮的節帥，對項採取戰撫結合的方式，同時加强邊鎮的財政事務，以保障軍需，西北邊鎮出現了儒臣化現象。

趙超洋《元氏長慶集》的原貌及其在北宋的散佚——從《敘奏》和《自歎》的繫年談起

《元氏長慶集》（簡稱《元集》）的原貌，學界罕有詳述。通過對《敘奏》和《自歎》繫于長慶四年（824）的考訂，則《元集》的部分體例可對比元稹同時排纘的《白氏長慶集》獲知。《元集》中詩應分古詩、樂府、古體、傷悼、律詩五類，表、狀、書、啟應是《敘奏》所言的二十七軸（卷），此外還有判文兩卷、制誥十卷和不足一卷的策文。宋初編修《文苑英華》時所參考的《元集》已不完整，《崇文總目》編纂時朝廷館藏已沒有《元集》，只有分類著作集，而《新唐書·藝文志》中的《元集》僅爲著錄質，實已散佚。作爲現存所有元稹集祖本的《元微之文集》，雖然保留了《元集》的部分體例，在內容和數量上卻近似於整理集合，與《元集》有本質區別。

敖玲玲 鄧章應《<洛陽新獲墓誌續編>唐代墓誌校讀札記》

《洛陽新獲墓誌續編》收録唐代墓誌258方，其對唐代歷史、藝術、思想及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今立足原拓，結合釋文及相關文獻，從墓誌的原刻和釋讀兩個層面進行校勘，以期爲此材料的利用提供一點參考。

劉琴麗《<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疏誤舉隅》

文章列舉了《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中存在的疏誤情況：如叢書中誤置書籍封皮，目錄頁或封皮上作者名字、甚至書籍名稱標注錯誤或互相牴牾，重復收錄書籍，個別金石文獻版本收錄不佳，方志類金石文獻有的地域收錄過少以及定名不夠精確等問題。

王旭送《唐代西州管理研究二題》

唐平高昌之後不久，通過規範經材，降低試經門檻等方式對高昌僧團進行整頓，維繫了民心。唐前期先後四次詔令天下諸州設立官寺，西州亦不例外。西州官寺的設立應屬擇址新建，官寺承擔一些特殊功能。官寺與普通寺院在經濟上並無二致。

吕冠軍《吐魯番文書中的“雙名單稱”問題續論——以陳仲安先生給王素先生的一封信爲中心》

1986年陳仲安先生寫給王素先生的一封涉及《吐魯番出土文書》“雙名單稱”問題的信中，提到高寶、高雅寶、高政寶和孟斌、孟仕斌、孟玉斌兩組人名，根據王素先生、關尾史郎先生和陳仲安先生的研究，實際上應當各爲一人。其中，孟仕斌、孟玉斌之不同，當是“書寫偶誤”。高雅寶、高政寶情況應該相同。根據吐魯番文書中的例證，人名“書寫偶誤”説可以成立，但判斷起來必須慎重。有的文書中，一個“雙名”會同時出現“單稱后名”和“單稱前名”的情況，根據“二名不偏諱”，應當也是一種“書寫偶誤”。

佐藤智水（胡沐君译）《北魏女的集體造像》

本文通過分析北魏時期出現的女集體造像，具體以邑義信士女等造像記、白詡盧恭等造像記、王黃羅等造像碑、尹愛姜等造像記、張勝男等百六十餘人造像碑、劉愛女等法義兄弟姐妹造像記等為例，展示了集體造像背后的組織形式及維那官的存在、作用，同時也揭示了造像供養者以及其家族形成的姻親網絡，以及女借參與到區域宗教實踐的社會現象。

曲柄睿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蔣曉亮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紀研究所博士
劉雅君 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沈國光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丁紅旗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陳偉揚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博士。
王孫盈政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梁克敏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
黃樓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紀研究所
方圓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
許超雄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
趙超洋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敖玲玲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博士
鄧章應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劉琴麗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王旭送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紀研究所博士
呂冠軍 故宮博物院
佐藤智水 日本龍谷大學文學部
胡沐君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紀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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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由武汉大史学院中国三世纪至纪研究所编辑，刊物以“资料”为名，实际内容以研究为主，由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1911-1994）创办并担任主编，以武汉大学中国史学者为主要作者群，近年来的稿件还吸纳了武汉大学以外的国内外著名学者和中青年新生代研究者，刊物篇幅和内容有极大丰富。本刊每年出版一辑，本期以中国古代史从汉魏至隋唐史研究为主体，延续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开创的研究风格和优势，研究角度涉及政治史、制度史、地理、社会等以及新出文书和碑刻的整理和研究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