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今文经学与现代志士（刘小枫）
导言
上篇：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
一、“近代之今文有二”
二、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形成
三、《今古学考》与晚清经今文学的转折
四、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
附：明史观与问题史学
中篇：中等社会的
一、保路运动与“中等社会的”
二、清末教育改革与本省意识的兴起
三、谘议局与本省意识的制度化
四、中等社会的反叛：四川谘议局与保路运动
五、“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六、余论：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
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
下篇：“诸子合流”与“素王”
一、近代《周官》、《王制》地位之变迁
二、“抗战建国”与《重光》月刊
三、诸子汇通与汉初儒学
四、结语
后记
傅正，北京师范大史学院博士，师从孙燕京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汪晖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晚清西学东渐和今古文之争，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等。在《读书》、《近代史研究》、《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多篇。
导 言1932年6月5日，廖平在家乡四川井研辞世。三来，四川学界积贫积弱，廖平的离世对于蜀学的打击可想而知。对此，入室弟子蒙文通更会感到重任在肩。在此后的一二年间，蒙氏连续撰写《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三篇文章，先论近代今文学，次论清代汉学，上升到汉代今古文学，逐级确立了廖平在经学的地位。为首的《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一文，劈头就重申了蒙文通早年在《古史甄微》“序言”中的观点：“汉代之今文学惟一，今世之今文学有二。”在他看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一干常州学者，虽名为“今文学家”，实未审经今文学之真谛。然于今古两派立说异同，其中心所在，实未之知，徒以立学官与否为断，是则知表而仍不知其里。……论事而不知其本，则为已得门径而未臻堂室，刘、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蒙默编：《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刘、宋二人尚且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学，况夫龚自珍、魏源辈乎？“故龚、魏之学别为一派，别为伪今文学，去道已远。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为，固无齿于今古文之事。”（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经学抉原》，第95页。）直到廖平撰写《今古学考》，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二学，明乎辨别今、古文经的标准不在学官，而在礼制，困扰学界的千古难题遂迎刃而解。“推阐至是，然后今古立说异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两汉家学，若振裘之挈领，划若江河，皎若日星。”（同上。）此功此绩，三来惟一人耳！该书大可与顾炎武《音学五书》、阎若璩《古文尚书疏》鼎足而立，并列清代经学的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蒙文通：《议蜀学》，《经学抉原》，第48页。）谈论至此，人们想必起疑，蒙文通会不会把乃师说得过于高大？他这番对于廖氏的谀辞有几分可信度呢？然而容易为人忽略的，正是这三篇颂扬廖平功绩的，竟隐藏了蒙氏的委婉批评：夫今古学，两汉之事也，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推两汉学之本，更溯源于先秦则可，墨守汉人之学以囿先秦则不可。廖师以渊微卓绝之识，博厚深宏之学，既已辨析两汉之学也，而上溯其源若犹未合，此固廖师之欲罢不能者。（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经学抉原》，08页。）廖平《今古学考》订古、今二学分别为孔子早、晚年之学。孔子早年游历燕赵，燕赵之学遂为古学，晚年退而居鲁，鲁学遂为今学，齐地处晋、鲁之间，齐学遂杂糅今、古。蒙文通早年的《古史甄微》就发扬师说：把鲁学上溯至伏羲东方海岱文明，善思辨，主哲学；把晋学上溯至黄帝北方河洛文明，善谋略，主史学；又别立炎帝南方江汉文明，善袄祥，主宗教。蒙氏乃因此说成名于学林。吊诡的是，当1933年《古史甄微》单行本出版时，蒙氏竟已扬弃了它的基本思路。他在上述文称，“不明今古则不足以知两汉之学，然而两汉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语先秦。”明白指出，廖平把今古文问题一推至先秦是错误的；自己早年把今古文学上溯到伏羲、黄帝，更是错误的。此时的蒙文通已经意识到，从两汉到先秦，隔着一个“周秦之变”，“周秦之变”才是他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察觉，当蒙文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境况之中。1933年初，日寇大举进犯长城，3月4日，热河省汤玉麟不战而逃，十天之内，承德沦陷，华北形势危如累卵！就在热河省陷落之际，蒙氏正好路过苏州拜访章太炎，二人“昕夕论对，将十余日，每至废寝忘食，几于无所不言，亦言无不罄”。据陶元甘回忆：一九三三年时，大师（指欧阳竟无）看见日本步步进逼，忿慨万端，又想不出有效的办法，就派蒙老师去问章太炎先生有无良谋？手无一兵一卒的太炎先生也只能感慨万端！三位学人虽无办法，但沸腾的热血究不同于卖国求荣者的凉血！（蒙老师有一段笔记，言及此事，给我看过。）（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盐亭县委员会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0辑，1993年2月，6—62页。）除了政治以外，经学当然是二人讨论的重点。蒙氏请教太炎先生：“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太炎的反应是：“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汉代之学，吾辈所应究者，则先秦之学也。”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蒙氏看来，章氏之论不啻于暗示他：两汉归两汉，先秦归先秦，明乎周秦之变，方可言汉学之由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近代列强入寇，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能不是又一次周秦之变？于是上古旧史便与近代国变紧密相连，须臾不离。没有周秦之变，就不会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没有近代民族危机和共和肇兴，儒家君臣父子之伦就仍然还是中国的官方教义。身处第二次历史巨变中的蒙文通会如何思考两次巨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肯定，蒙氏对于廖平的评说，不只要吹捧其师，更要从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处把握中国历史古今之变的内部机理。用他的话说，廖氏学术的关轴就在于“历史之三代”与“理想之三代”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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