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同文馆研究
一、同文馆成立的背景
二、京师同文馆
三、上海广方言馆
四、广东同文馆
五、清季同文馆的成效
六、余论
下编 同文馆师生
一、京师同文馆出身的外交使节
二、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
三、广方言馆出身的外交使节
四、杨枢与留日学生
五、出使德奥大臣杨晟
六、蔡锡勇：张之洞的洋务专家
七、留学欧洲的同文馆学生
八、首先学习外文的翰林吴嘉善
九、京师同文馆资深的洋教习
十、黄胜：楚材晋用的洋务先驱
附录
附录一 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
附录二 上海初次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
附录三 广东开设同文馆章程
引注书目
索引
苏精，1946年生于湾地区屏东，台湾地区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1972)，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服务十余年，再获英国利兹(Leeds)大学书目、出版与校勘文学硕士(1993)及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1997)。历任南华管理学院副教授、淡江大学与云林科技大学教授。著有专书八种：《近代藏书三十家》(1983)、《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985)、《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000)、《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2005)、《上帝的人马——十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2006)、《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011)、《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2014)，及《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2016)等。
总 序叶 隽对于正处于或崛起、或复兴、或形成中的全球时代背景中的现代中国来说，“教育中国”概念的提出至关重要，因为不仅外国人深怀疑问，譬如撒切尔夫人的诘难，“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而且中国人自己有时也彷徨歧途，一方面骄傲于经济崛起，另一方面则似乎远未准备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我看来，通过“教育”之途走向全民族的素质提升，重温经典时代前贤所塑造的国民，返本开源，或可为“复兴梦”与“丝路梦”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需指出的是，此处的“教育”概念，取引申之义，乃强调一个具有独特知识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质的文明体的中国概念，兼及修身、教养、规训、成长等多重含义，与西方世界通行的“辟尔通”（德文Bildung，汉译多为“修养”或“成长”）概念有相通之处。之所以强调“知识空间”，乃因为意识到简单的学问或学术并不能穷尽问题之本身，而“知识”的概念则涵盖甚广。福柯的定义或许过于深奥：“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但却很有解释力，也就是说，知识—学术（科学这里应可做学术理解），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关系，即学术是高端知识，而知识则提供了通向学术的基础，即源于实践经验总结提炼的那部分隐或显知识。所以，将“教育中国”置放在“知识空间”的背景之下，可以见出我们认知问题的层次。“知识空间”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泛泛的总体涵盖，更不如理解为一种整体概念的提升，即一般意义的民族—化层次，而将欧洲、华夏分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设若如此，则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其实犹待追问，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欧盟的出现而似乎呈现出某种整体，但真正追问到文化层面，往往有其惘然的一面，即便不提诸多小国，德、法、英三强的民族文化其实强势。“华夏文明”的概念则恰不成此“多元竞争”态势，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相对独立的强势文化比较明确，但其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即便不说儒、道、释诸家并立，也还要囊括蒙、藏、疆、满等概念，甚至辐衍生的日、韩、越、马等文化，故此展出一种“大中华”的境界，但又不是泛无归依的一锅煮，亦非易事。故此，本丛书既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中国”的形成，同时关注华夏文明作为一种独立文明体系的重要意义，相比较欧洲本身的多元并立，华夏文化则显现出明显的一元现象。欧洲文化是没有一元中心的，或者也曾有过，如希腊、罗马时代，但此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法、英、德的相继崛起，多元态势很明显。华夏文化则显然是一元中心，而且维系千年。古代是延续多年的朝贡体系，中世则以日本、印度等的交流而“涅槃”，尤其是以与印度文化的交流而达到了一种东方文化的“融合创生”的境界。禅宗、理学的相继诞生就是标志。那么在现代，随着以欧洲为中心的西学与西教东来，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新学”，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要知道，“知识传播是文明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在这样一种全球史的整体视野中，考察教育中国如何形成，尤其是在全球知识空间中占据怎样的知识中国地位，形成如何的文化中国影响，则对理解“”的概念无疑深有益。当然这里的中国也有大中华的概念隐含于内，因为说到底也是华夏梦，体现的正是以丝绸为纽带的华夏大梦，和平梦，理想梦，复兴梦。本丛书一方面引介港澳台及海外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包括新、马、菲等南洋空间的相关著作都在其列，而拓展视域，则西方汉学界的学术贡献自然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适当推出本土作者的精品力作，展现在国际学术对话空间中逐渐得以成长的“吾乡学脉”。或许，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设若如此，这套书所关注和对话的，显然并非仅仅局限于教育学界，人文学者甚至科学路径的教育研究也都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能借类似于“教育”“知识”“中国”之类的关键词叙述，构建出一个求知问道者乐于共享的“学理空间”，是所愿也。2016年8月10日于京中陋室自 序近十年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之一，是关于清末同文馆的种种。约七年前我曾试印过一本《清季同文馆》，只是其中连中西年代的对照都频频出错。虽然如此，我对同文馆的兴趣并未稍减，除了继续搜集有关的资料外，同时尝试换个角度，从同文馆个别师生的生平着手。在搜集资料方面，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的检索中，虽然实衙门关于同文馆的案卷已在庚子事变的兵燹中全数亡佚了，我还是从其中的“出使设领档”抄录了不少同文馆出身的外交官资料，此外又获得“京师同文馆学友会报告书”等等。这些都有于撰介个别师生的工作，因此数年来我陆续撰有十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所有十五位后来曾任驻外使节的同文馆学生在内。这些文章有的登在《传记文学》月刊，有的并未发表，如今全都收在本书的下编之中，但是由于资料仍然有限和个人能力不足，以及时写时辍而没有预定的计划，以致各篇详略互见、体例参差、部分内容重复，谨此说明。至于本书的上编，则是就以前的《清季同文馆》一书加以订正增补，修订较多的是关于教习、学生及同文馆的成效方面，特别是学生们在外交界与教育界工作的情况，本书已尽力包含所有已知曾任重要外交职务的同文馆学生。本书是一个图书馆员的业余之作，如蒙大雅学人指正，实为感念。谨谢谢同事卢锦堂先生校阅一过，也谢谢许多协我的同道，并及不计较因我业余好写文章而未善尽父兼母职的小女。苏 精 198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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