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伯格的女儿9787540244576

序言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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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014），南非重量作家，1991年，她因其“壮丽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而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著有《我儿子的故事》《七月的人民》《伴随我》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戈迪默不仅是世界知名的作家，更是反种族隔离的社会活动家、非洲国民大会成员以及公众人物。

父亲与女儿，政治与写作二○一三年九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帕克镇的私家花园里，葱郁的蓝花楹树前，九十岁高龄的纳丁·戈迪默坐在一摞高大的书模上。阳光明媚，树影斑驳，清癯的戈迪默侧脸望向远方，银丝轻飞，峥嵘消逝，目下静好。那摞书模，是戈迪默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五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下面的一本，就是本书——《伯格的女儿》。《伯格的女儿》是戈迪默创作中期的代表作，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作品。这部小说首版由伦敦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在南非被禁。消息一出，欧美地区的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学组织立刻发声，谴责和抗议南非的禁令，声援者有艾丽丝·默多克、海因里希·伯尔、保罗·瑟鲁、约翰·福尔斯、弗兰克·克默德，以及美国出版商协会和等。几个月后，迫于压力，南非解禁了这本书，理由是“很糟糕”，不足以“颠覆”。不久后，小说获得了南非中央社文学奖。二○○一年，这部小说入选非洲百部作品，位列前十名。二○一四年，戈迪默去世后，英国《卫报》和美国的《时代杂志》在纪念专刊列出的书单中，《伯格的女儿》赫然在列。书名提到的“伯格”，全名莱昂纳尔·伯格，是小说中一个坚定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者。小说开始不久，他就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病死。他的原型是南非白人律师布拉姆·费舍尔（1908 —1975)。布拉姆·费舍尔是南非著名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出身显赫。他的祖父是南非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督、南非成员，他的父亲是奥兰治自由邦的大法官，他本人于牛津大学。布拉姆·费舍尔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为反种族制度人士进行法律辩护，其中包括组织和领导律师团为纳尔逊·曼德拉在瑞尼亚的受审做辩护。后来，他受到“推进”和“阴谋推翻”的指控而被判终身。他在经历了十一年的牢狱生活，于一九七五年获释两周后病逝。二○一二年十二月，南非将布隆方丹国际机场更名为布拉姆·费舍尔国际机场，以示纪念。相比南非，戈迪默对布拉姆·费舍尔的尊崇和纪念更早些。早在一九六一年，戈迪默就发表题为《为什么布拉姆·费舍尔选择坐牢》的文章支持他。在布拉姆·费舍尔去世不久，戈迪默就开始构思和创作《伯格的女儿》。四年后，小说出版。尽管戈迪默从未明确说过这部小说是为纪念布拉姆·费舍尔而作，但这的确是一部饱含着致敬意味的作品。小说中，莱昂纳尔·伯格受审时的讲话，就出自布拉姆·费舍尔的作品和公开演讲。不过，从这部小说的书名即可看出，主人公并不是伯格，而是他的女儿罗莎·伯格。小说开篇：“等候在城堡大门外的人群中有一个女孩，穿着棕、黄相间的校服，抱着一床绿色鸭绒被，拎着一个红色热水袋。一些公交车经过，乘客会注意到这个女学生。”这一幕，完全是戈迪默到政治犯监狱探视朋友时亲眼目睹的情景。戈迪默的很多朋友都是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士”，她注意到这些“斗士”家庭的共，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斗争是位的，他们是第二位的。这些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清楚父母的所思所想、目睹父母的所作所为；在父母被捕后，他们就要顶着种种压力，去监狱探视、送生活用品，在学校被训话、教导，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还要接受的监视。伯格的女儿罗莎就是这些孩子的缩影和代表，只是罗莎身上承载了更多的内容：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思考。戈迪默说：“是这些孩子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 《伯格的女儿》完成后，戈迪默给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看了手稿，布拉姆·费舍尔的女儿说：“你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那也是戈迪默和那个时代所有南非人的生活经历：一九四八年，罗莎出生，正是南非取得权、公开实施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的开始；一九五○年，南非通过《产主义法》；一九五六年，罗莎八岁时，纳尔逊·曼德拉等一百五十六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与罗莎父母的罪名一致；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罗莎十二岁，就是她和弟弟缠着西波·莫库纳看他破损的裤腿那次，在成千上万的黑人抗议《通行法》的游行中，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造成骇人听闻的“沙佩维尔惨案”，随后南非颁布《非法组织法令》，于四月八日宣布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南非有组织的反抗斗争从此转入地下；罗莎后来经历的 “索韦托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几千名黑人学生游行，抗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强行规定不准黑人学校使用非洲民族语言教学，南非出动军警，打死一百七十多人，打伤一千多人。《伯格的女儿》被认为是一部政治色彩浓郁的作品。从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主题看，戈迪默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小说创作者。不少人把她视为一位“家式”的政治作家，她的美誉和非议也大多由此产生。事实上，认真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戈迪默不完全是舆论宣传中的那个戈迪默，她首要的身份和特质，是一位作家，一位政治意识与文化界限的人道主义者。正如台湾学者宋国诚教授对戈迪默的评价：“戈迪默并不是一位反种族主义的宣传家，也不是一位政治文学家，但她坚持要为种族政治做出独立的艺术表述，以艺术再现的形式写出种族政治对人类关系深刻的扭变和重压。这种创作使命，使戈迪默全部作品具有高度同构型的主题，始终萦绕在自信与背叛、权力的谈判、家庭的联合与分裂、压力、地理政治、家园观念、种族、阶级和女情欲问题上。但这些议题无不围绕在‘种族隔离’这一核心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对人(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的自我构成和意识深层的异化伤害。”这一评述，在《伯格的女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戈迪默写伯格夫妇不惜生命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写他们的女儿罗莎自幼潜移默化参与父母的政治活动，传递出的不完全是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斗志，而是对真理、正义的尊崇，对政治本质的思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对人阴暗角落的扫描，对身不由己的命运的些许无奈。这些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得她的作品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亡的今天，甚至未来都不落伍，依然能引起读者的深思与共鸣。看过戈迪默照片的人，都会惊叹她的美貌和气质：年轻时漂亮得如好莱坞电影明星；上了年纪，优雅迷人、气度非凡。读她的文字，与她的形象截然不同，没有丝毫女的细腻缠绵、柔美绮丽，而是一派冷静、客观、简洁，甚至是鲁迅式的严厉、尖刻、讥讽。这种简净、理而又值得玩味的文字风格，经常通过寥寥几笔的细节描写来凸显：罗莎探监时带给妈旧鸭绒被、坐在汽车中等待罗莎探监出来的妈妈、玛丽莎逛商场、伯格的前妻卡佳的白鞋、奥德·格里尔的“婚姻”与酗酒、巴塞尔的电话，等等，不经意读，会自然而过；停顿一下，意味深长之意就会泛起。这是戈迪默一贯的写作姿态，也是普通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戈迪默曾经说过，她的文学老师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这一师承关系，体现在《伯格的女儿》中，就是意识流手法娴熟而又独特的应用。大量的内心独白、旁白，大幅度的时间、空间挪移，时而回忆往事、时而叙写现实、时而憧憬未来，忽而人称自述、忽而第三人叙述，极其跳跃、极有特点、极具韵味。美作约瑟夫·爱泼斯坦对这一写作特点的评价形象：“如同一块一块的马赛克拼成”，读来“沉郁顿挫”，“书中没有乐趣却让人乐于阅读”。这部作品尤为特别的是叙事在和第三人称之间的频繁转换，使得作品具有一种迂回低缓、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戈迪默称这种写作手法是一种“探索”：罗莎对人生和道路探索与作为创作者的自己对角色的探索。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文学教授阿卜杜勒·R.贾穆罕默德称之为“文体分叉”，认为这种写作手法巧妙地凸显了人物的复杂格和矛盾心理，使得人物形象更立体、更多维。戈迪默是一位有个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个独特之处：对话不用引号，用破折号。这一特点，已成为英语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戈迪默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不介意（读者的批评）。我无法忍受‘他说/她说’的模式。如果没有让读者很明白地知道谁在说、在哪里变换了人称，好吧，我是失败的。”失败吗？不！当罗莎和康拉德、勃兰特·韦尔默朗、卡佳等人的对话，被放置到两个破折号中间后，如同一帧帧被框定的照片、档案，从记忆里翻出来，一一回放——非现场实况、非彼时彼地，与作品的叙事风格协调，别具风格。 《伯格的女儿》自出版以来，受到评论界一致。这部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围绕这部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点的解读文章也层出不穷。如今，斯人已逝，唯有精神与文字长存，正如戈迪默自己所说，个人“即使在悲惨地生活和死亡，通过他们作品不断重新焕发的力量而可以获得胜利”。她的作品，是能够常读常新的。正因为作品蕴含丰富、艺术技巧精妙，加上南非英语的特点，使得翻译过程异常艰难。译者谨记“信、达、雅”原则，倾力而为，希望不辜负作者和读者。在翻译过程中，山东大学外语学院马磊教授和南非大使馆给予诸多帮，特致以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