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楚辞讲座9787200128536

开场白 治学与学风
讲 《楚辞》研究的代表著作
第二讲 总论屈原
第三讲 屈原的作品
第四讲 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的语言因素
第五讲 《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第六讲 屈原的生年月日
第七讲 屈原的才能和学识
第八讲 屈原的官职问题
第九讲 屈原流放的路线与沉江的年代
第十讲 屈原的政治理想
十讲 屈原的思想流派
第十二讲 《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
第十三讲 《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编后记

汤炳正，字景麟，山东荣成石岛张家村人。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被太炎先生称为“承继绝学一有望之人”，并受命担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的声韵学、文字学主讲。1944年起，历任南充西山书院、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私立川北文学院，公立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曾任私立川北文学院中文系主任。1985年被选为首届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是20世纪后半叶很杰出的楚辞学家。其《楚辞》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等。

入门与提升之上选——《楚辞讲座》说略力  之汤景麟先生炳正教授《楚辞讲座》一书，由先生哲孙序波君据先生生前讲稿悉心整理而成，今名“丛刊”——“大家小书”收入是书，是为着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关心《楚辞》、了解《楚辞》，尤其是提升研究《楚辞》能力之需要。这说明，是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也说明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之有眼光。兹遵序波君嘱，谨以于“渊研楼”内外受教一得奉附先生大著末，敬抒多年私淑景仰之忱。一、略说先生之“学”先生一生所涉甚博，然主要成就则在“楚辞学”与“小学”两方面；出版过《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十分重要的学术著作。就《屈赋新探》言，著名学者郭在贻先生说：综观是书，在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上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上，都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就材料而言：自从近代罗(振玉)、王(国维)提出“二重据法”后，学者类能以地下出土资料研治史学，而用之于文学研究并取得重大创获者，则并不多觏。……就方而：本书一方面继承了清乾嘉据学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家法，在具体问题的考中熟练地运用了古音学、训诂学的方法和知识；同时，又运用了综合研究法，注意到不同学科的互相渗透，书中很多地方涉及历史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把这许多学科沟通起来，对楚辞进行综合研究。这也是前贤和时人很少能做到的。既然材料和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则本书能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一个新纪元，从而取得超轶前人的新成就，便不奇怪了。（《郭在贻文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565—566页。）这是至为恰当的。近人傅斯年先生说：“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这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先生之研究均为典范。不仅如此，先生“小学”造诣之高，同样难以企及，《语言之起源》一书即为明。其中的如成稿于1944年的《〈说文〉歧读考源》、发表于1949年的《语言起源之商榷》两文所体现的先生之识，实远高出于时辈。简言之，两文于语言起源、文字与语言之关系这两大语言学方面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所做贡献之大，难以估量。这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力求于小中见大，于果中求因，于现象中探规律”的学术追求；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对种种学术问题，决不满足于知其当然，而更要追求其所以然”的“‘追根究底’的治学态度”（《自述治学之甘苦》）；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乐于‘碰硬’”的“学术个”（《我与〈楚辞〉》）；同样充分体现着先生研究方法之“‘微观’‘宏观’，交相为用”（《〈屈赋新探〉后记》），而“在确可靠的事实面前”，“从未忘却以理论的剖析为归宿”（《我与〈楚辞〉》）之得；等等。大略了解先生治学之特色与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无疑是有于我们了解这本“小书”之用途与价值的。下面，再说说是书。二、关于《楚辞讲座》是书除了“开场白”外，共有十三讲。而有关《楚辞》主要的基本知识，均在此中。就这一层面言，先生讲“《楚辞》研究的代表著作”“屈原的作品”“《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等，或别具慧眼而不同凡响；或俯瞰《楚辞》研究之全貌而勒其演变之轨迹极晰。然若止乎此，仍尚难给读者以有力之“提升”。是书之出彩处，更多的乃在于着重讲屈原研究与《楚辞》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于此，先生不仅“授人以鱼”，更是着力“授人以渔”—— 尽将金针度与人。下面，仅以其“开场白”和新增的第四讲、作为“群”代表的第五讲与重在发掘文献内在据的第十讲为例以略说之——其实，是书可谓讲讲精彩，尤其是第十二讲，更是“重头戏”。（一）关于“开场白”此乃高屋建瓴者也。在这里，先生首先说明其“讲授”的方式如何与着重讲什么；然后再依次讲关于“端正学风”“学习与思考”“博览与专攻”“继承与创新”“个别与整体”“科学研究中的道德”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关于“端正学风的问题”  先生主张将“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这至为重要。先生之论著所以那样渊渊入微而戞戞独造，于斯亦可窥其大略。就前者言，先生以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先生撰《四库提要辨》等为例，说明成功的学术著作需下苦功夫的道理；又以乃师太炎先生异常之“发奋刻苦”与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之有“科学准备”为例，分别说明“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与“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的情形。不仅如此，先生还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我”是何以能得到“崭新的结论”的。同时，先生还讲述如何确定“研究方向”与确定后应怎么做——如何进行“自我设计”。就后者言，先生强调的是：搞科学研究，要去“发现规律”；在探索的过程中，“想象力”之重要。同时，还讲了如何对待“不错”，等等。至于如何奏1+1>2之效，我们自然得细细琢磨，然先生在书中已揭其“秘”矣。关于“学与思”  先生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与要“发挥巨大的思考力”。并举戴震读私塾时敢对塾师讲《大学》所引朱熹说提出疑问为例，说明其“后来能成为一代朴学大师，与他从小善于学习、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其实，先生自从“就学章门”后，其于学问，境界之高正若是。不仅如此，其同样以此引导后学：“读书不能马马虎虎……遇到问题，就要追根究底……问题提的深度与高度如何，决定了你研究成果的大小。”笔者读此，倍感亲切有味——典范即在眼前。关于“博览与专攻”  先生主张“在‘博’的基础上走向‘约’，又在‘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博’的范围”。他说：“就拿《楚辞》研究来说，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史学等方面的书，都应该读，要力求广博一些。古人有‘不通群经，即不能精一经’说。但是不能杂乱无章，漫无目的。”先生之学术研究，每多发前贤时彦之所未发者，与其学术视野之广而挖掘之深不无关系。关于“继承与创新”  先生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而“新”要以“真”为落脚点。他说：“我们不能只喝真理长河中现成的水，不能炒现成饭吃，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可见，作为学者，先生之杰异，不仅仅缘于其学术之深度本身。关于“个别与整体的问题”  此即“小”“大”之辩关系。于此，先生强调“做学问，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并对何为“大处”“小处”，做了很好的说明。先生《屈赋新探》一书所以“无愧为楚辞研究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其研究之方法给力不小。同样，这启我们之思智者亦巨。“关于科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此节所讲，主要是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著文时必守的学术道德与投稿时何为“要不得”诸问题。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对年青学子而言，均是“前提”。“学慎始习”，此之谓也，然又非其所能“域”。（二）关于《从屈赋看古代神话演化的语言因素》先生《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一文之“入手处”甚小，然其无论是对“楚辞学”，还是对古代之神话研究均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而突破之，可谓“小”“大”之别殊巨。而在本讲中，先生主要的是借此告诉年青学子具体的研究方法及要注意的问题。于此，先生先讲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的问题；次讲其总结出的“古代神话演变的规律之一，即往往由语言演变而来的”， 从而破解了屈原作品中的某些一直悬而未决的神话何以如此之“谜”。然后，再用几个典型的例子，分三部分具体地讲其“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方法”。不仅如此，每部分的，先生均讲了自己的“感受”。如部的“资料的积累要有个中心。当然，中心有大范围，也有小范围，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围绕这个中心去积累，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得出结论，甚至是崭新的结论。所谓中心，按我的体会就是关键问题。我们读书治学，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着力弄清楚影响‘这一’研究的因素有哪些”。总之，就先生撰文时之“挖掘”言，可谓渊乎其渊；而这里所讲，则浅而出之。这对年青学子言，极切实际，故尤为可贵。（三）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第五至第九讲所讲的，主要是屈原生平事迹中的老大难问题与解决这些问题之方法。就整个20世纪而言，对这些问题研究之成就优选者，当推先生。同时，先生又是西学东渐以还，为注重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以本讲为例，我们知道，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一文，乃现代“楚辞”史记录出色、重要的之一。这不仅在成果之价值本身，其研究方法之给力亦殊足。先生这里所讲的主要就是自己“怎样处理《屈原列传》中的问题”。他说：“做学问首先要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千来对某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出质问，现在你把它提出来，并加以解决；第二种情况是千来大家都认为是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现在你提出新的解决的办法”；“关于提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揭示矛盾。……矛盾揭示得越充分，问题才可能解决得越。……因此，我在研究《屈原列传》时就尽可能地将它存在的问题全部揭示出来”。接着，先生依次讲如何“提出前人的结论”“善于抓住矛盾”的重要、学术界对于《屈原列传》存在的种种矛盾有怎样不同的“两种态度”、自己又是如何解决这种种问题的，等等。在此基础上，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二是“注意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既要抓住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又要站高一点，力求新的突破”。同时，还提醒我们做科研时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论据与推理应该相结合”；二是“一定要尊重前人的结论，但又不能重复前人的结论”。……先生在《〈国故论衡〉讲疏·言曾说：“我向来主张把某些有名的学术拆散来研究、分析。即把已经绣成的鸳鸯一针一线地拆开来看。这样就会看出很多窍门、方法。”看这一讲，仿如看到一位绣鸳鸯的一等一高手，其是如何将自己精心绣成的鸳鸯边拆边告诉观者，这鸳鸯是如何绣成的。换言之，此指示的乃“提升之路”，乃“登堂入室之门径”。（四）关于《屈原的政治理想》日本有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说过：发掘文献内在的据，比什么都强。……但是，真的具有能力去实践这种考学的人，我所接触到的无疑都是了不起的学者。与黄侃见面时，我就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这样的考学。（《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79页。）其实，若能穿越时空，吉川氏与汤先生“见面”，恐亦会如是说。日本“楚辞学”大家竹治贞夫（1919—1997）先生就说过：“先生的论考，篇篇使人解颐，我想这是楚辞研究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优选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学术与友谊》，《文史哲》1995.4）而目力所及，论“屈原的政治理想”者，当以先生此文之“发明”多。生说：“屈原虽然没有留下‘宪令’，却留下了《离骚》《九章》等伟大诗篇。我们接近可以从这些诗篇出发，结合先秦诸子的论述，去探讨其‘宪令’的基本内容，大致勾勒出它的轮廓。”简言之，先生这里所示的“勾勒”之法，同样甚有于我们之“提升”。综上所述，先生所“度人”者，以其应用之成功范例，故切于治学之实际。而是书既然不只是讲有关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解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之方法，则其为“楚辞学”入门与提升之上选，决矣！我想，读先生的书，细寻其治学之途径，对于未来一代进入“楚辞学”的“堂奥”，当是有所裨益的。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方有着泛之普适，故就“提升”言，其又非楚辞一“学”所得而限之。201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