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阶级
节 贱民阶级
第二节 娼妓阶级
第三节 劳动阶级
第四节 贵族阶级
第五节 坐食阶级
第二章 风俗
节 跳舞
第二节 女子化妆
第三节 戏剧
第四节 打毯
第五节 拔河
第六节 醣
第七节 婚姻
第三章 借贷
节 资本家之兴盛
第二节 借贷之质物
第三节 借贷之利息
第四节 公廨本钱
第四章 交通
节 行政机关之系统
第二节 递传之利器
第三节 驿舍之设备
第四节 驿使之往来
黄现璠（1899-1982），有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无奴学派”创始人、“壮学”开拓者。
"《唐代社会概略》由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抢先发售出版，由于出版后备受很快再版。识者有言“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篇幅不长，却是开山之作”（刘玉峰撰《隋唐史研究的若干代表作》）。中国台湾地区原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指出：“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列〈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分等级者极多……”（龚鹏程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阶层》，《淡江人文社会学刊五十周年校庆特刊》2000年10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等教授也指出：“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借贷，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介绍了贱民、娼妓、劳动者、贵族、坐食者等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
学者们的认识，给了笔者三个重要提示：一是《唐代社会概略》的问世，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热闹一时的“中国社会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背景下。二是本书章“阶级”，在20世纪新史学实践与建设领域中确为标新创异之作。三是黄现璠对于当时学术界的流行语“阶级”一词的理解与众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各种学术新思潮纷呈，“中国社会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接二连三，各种时髦用语，诸如“阶级”“奴隶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士大夫阶级”类，行一时。由于黄现璠的新史学新观念与当时社会史论战思潮存在分歧，他对当时论战时期流行语“阶级”概念的运用和理解必然会独出己见。正如他在章中所说：“唐代社会，所谓‘贱民阶级’，并非作者标奇立异，实因‘良贱’二字当时已为普通之称呼，隐然有阶级之分。……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及社会上，皆与良人不同，处处显出阶级之意义。”从中可见，黄现璠运用的“阶级”概念，既有着中国传统“阶级”的内涵，又有着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阶级”的含义，具有双重。他的“阶级”概念，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划分社会身份等级时指涉的阶层属，而且具有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指涉的社会大集团中受压迫群体的属。这种两重并不意味着黄现璠将中国传统“阶级”（即阶层）的观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不加区别混为一谈，而是恰恰相反,《黄现璠口述自传》中的一段话可资佐：“就历史事实而论，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古代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概念，大多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实同于‘阶层’，它与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概念存在实质区别。”基于这样的认识，黄现璠于书所用的“阶级”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指涉社会学概念的“阶层”。
书中对“贱民阶级”的具体论述，读者可以慢慢“温故”，品味董狐直笔，从中“知新”而获得新认识、新收获，笔者于此就无意画蛇著足、详言细语了。接下来略论一下书中的“娼妓阶级”。
20世纪有关中国“娼妓”的研究，始于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的王书奴编著《中国娼妓史》，与之相较,《唐代社会概略》的另辟蹊径之功在于“以诗史”，可谓走在了20世纪新史学运用新方法的前列。他的这种别出心裁的治史法，显然早于陈寅恪先生，只要将两者发表论著的年代略加比较便可了然。事实上，黄现璠早在1934年8月发表的《唐代之贱民阶级》一文中，已开始运用“以诗史”的治史法。对于黄现璠而言，诚可谓“笔墨蕴道承史事，不法常可拓新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智者必识君”。
黄现璠于“娼妓阶级”一节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其写作缘起，即“有唐一代，文武百官，学士才子，类多寻花问柳，流连忘返，恬不为怪。吾尝读唐人诗集，每遇风流韵事，兴趣盎然，爰作此篇，探讨唐代社会娼妓阶级生活之概况”。由此表明两点：一、黄现璠“尝读唐人诗集”，熟知唐诗内容。二、尽管《唐代社会概略》诞生于“社会史论战”和“废娼运动”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但该著绝非临渴掘井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作者熟知前言往事的厚积薄发论著。引申而言，黄现璠于《唐代社会概略》中“以诗史”的新治史法，从侧面说明了其对史据运用的严谨以及谨慎驰骋议论,以免失真的高度自律，表现在：他本着“治史不以孤立言”的一贯信仰和原则，在具体论述中大多是将正史作为论的直接据或史据，而将唐诗只是作为论补充的旁或佐。
《唐代社会概略》章第五节论“坐食阶级”，同样属20世纪早期研究唐代僧尼生活或唐代社会史的先声之作，这从料斑斑可考。“坐食”一词，古未有之，早出现有可能始于近代中国新史学倡导者梁启超于1899年1月12日发表在《清议报》第三册上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而黄现璠所用“坐食阶级”一词，则为作者，后学不乏沿用者。作者笔下的“坐食阶级”，主要指汉魏以来的僧尼阶层。在“坐食阶级”一节中，作者对唐代僧尼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地笔诛墨伐，指出：“唐武宗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冻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坐食阶级之遗害社会，已可概见。唐代僧道之数，多至十二万七千七百十，则其为害，又岂浅鲜。”由此表明黄现璠对唐武宗会昌年间发起的毁运动显然持赞同态度。书中有言：“世谓三武之祸，武宗为其一。然以经济民族方面言之，武宗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生长人丁，获利匪浅，何祸之有”，即为一。因此，黄现璠以史料为基,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坐食阶级的唐代僧尼阶层施以春秋笔法，大张挞伐，实为其读史有感而发的必然结果。
至于《唐代社会概略》中第二、三、四章关于“风俗”“借贷”“交通”的论述，同属20世纪论述唐代风俗和经济问题的先声之作，其中不乏课题创新和观点新颖之处，例如黄现璠于书中对“我资阶级”的起源、发达、内涵的发微阐精、穷理尽，即不失为作者独步一时的独得之见。虽然黄现璠不是唐代经济史专家，但其著《唐代社会概略》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同样处在当时唐代经济史研究开拓成果的前列，以致《唐代社会概略》与陶希圣、鞠清远合撰的《唐代经济史》被今人誉为20世纪早开拓唐史专门研究的“双璧”，似乎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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