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图书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9787554302552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李怡/001
绪论/001
编当代“科玄相遇”的文学镜像
章“科玄相遇”的社会文化根据/007
节“玄”：中国传统文化旋律的一个音节/008
第二节科学自身发展历程中遭遇的问题/013
第二章多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幻想小说/017
节不仅仅是“科普读物”——中国科幻小说传统/017
第二节奇幻文学的崛起/036
第三节“大幻想”天空下的聚首/053
第二编中国当代幻想文学形象论
第三章幻想世界中的异类与人类/061
节中国奇幻小说中的异类形象/061
第二节被包围的“人”与“人”的隐退：幻界中人类的生存状态/070
第三节寻求突破的“人”/086
第四章幻想文学世界的构成/091
节“碧奴”与“春迟”：“重述神话”的无尽可能/091
第二节无处不在的神秘元素/102
第三节浮动着的科技指数/106
第三编时空交错下的本土幻想文化
第五章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幻想文学/115
节科幻历史长篇对民族历史的重构：从《天意》到《天命》/116
第二节穿越所到之处：从《新宋》到《寻找前世之旅》/119
第三节第二世界的图景：本土“架空”幻想小说的历史情结/122
第六章现实在幻界中的回响/134
节无法割舍的情结：现实使命感的聚焦/134
第二节批判意识的流露：借由幻想领地发声/140
第七章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描述/147
节从乌托邦到敌托邦的/147
第二节质疑与颠覆：人类知识体系/150
第三节世纪之交悲观情绪的弥漫/157
结语幻想力的延伸/164
参考文献/169
后记/180

钱晓宇，女，197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现为华北科技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站博士后，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曾发表或收录于《文艺报》、《中国文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郭沫若学刊》、《郑敏诗歌研究论集》、《郭沫若研究年鉴》、《郭沫若研究三十年》等报刊、文集，曾参与《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等著作、教材的编写工作，主持四川省教育厅郭沫若研究中心“郭沫若神话思维研究”、“郭沫若与现代汉字变革”等项目，先后参与2008年社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与中外文化交流”，2012年度社科“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等项目。

自序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如《名作欣赏》这样的“欣赏类”、“阅读类”杂志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阅读、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等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语言之中。”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的挑战。堡垒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实际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都必须在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那时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十七年—“”的文程肯定为“反现代的现代”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近现代史学界与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们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有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也逐渐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诸多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作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经济生态的，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认知与感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抽象的理思辨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