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染正版]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北漂 三联生活书店 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 中国城市 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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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定价：68.00元

作者：项飙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01

ISBN：9787807681885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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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书店出品。“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持续今的真实“北漂”史。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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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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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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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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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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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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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修订新版序）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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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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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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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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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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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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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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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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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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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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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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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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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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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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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区位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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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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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的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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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设备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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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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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的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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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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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姊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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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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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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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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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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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紧两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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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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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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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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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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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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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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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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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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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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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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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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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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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夹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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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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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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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进村和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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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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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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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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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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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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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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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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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是“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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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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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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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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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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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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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和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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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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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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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商场：关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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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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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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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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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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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和摊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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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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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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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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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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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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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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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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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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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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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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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和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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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处和联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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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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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爱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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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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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弈策略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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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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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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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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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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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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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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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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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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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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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和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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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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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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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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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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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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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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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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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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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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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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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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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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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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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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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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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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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除《跨越边界的社区》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13）。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英国科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等。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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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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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姊夫在讲他过去经历的时候感叹：我这一辈子做过的事真是能写好几本书！在“浙江村”我经常听见这种感慨（有的是说能演电影，有的说能编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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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春节，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的时候就到处乱跑！”这位干部50 多岁，本地人，一直在乐清工作。他的经历给了他这样的印象：“浙江村”是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来的结果。1994 年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王春光（1995：64）对“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这里年纪在32 岁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过外出的经历。很多学者也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费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加改革政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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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种流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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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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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诉我：“我是71 年，18 岁时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1975 年外出、1986 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反正在家里也没有真活可干。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赡养五保户。我78年回家结婚，还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因为在村里的也搞两派斗争，选不出人，倒把我这个中立派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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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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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信安说：“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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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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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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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后，人们主要靠开辟“地下市场”讨生活。姚信安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们很容易找到生意。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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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不可能到市场上买木材，也不可能卖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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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约二之一，而且整个70 年代没什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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