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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醉染正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田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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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编者:田建民著 | 无编
    • 出版社: 科学,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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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编者:田建民著| 无编
    • 出版社:科学,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
    • 页数:276页
    • ISBN:9780488504557
    • 版权提供:科学,北京科海电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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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编码: 9787030513366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 定  价: 49 出版单位: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06月 著  者: 田建民 编  者: 译  者: 页  数: 276 开  本: 16
    内容介绍

      这套教程着眼于整个新文学发展的源流,承认“多元”的“众声喧哗”,但也决不搞成“无主题变奏”。我们在注意文学范式多样性和文学内容宽泛性的同时,更注意反映新文学的现代性。本教程用通俗易懂的讲课语言表述基本的文学知识和文学史知识,使学理的逻辑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重点突出,兼顾“点”“线”“面”,使学生了解清晰的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重点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期刊及重要的文学思潮与论争。
    目录

    目录
    导言 1
    第一章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共和国文学的生成 8
    第一节 “五四”文学革命 8
    第二节 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主流地位的确立 27
    第三节 “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文艺论争 31
    第四节 战时文艺运动与思想论争 40
    第五节 延安文艺整风与共和国文学形态的生成 51
    第二章 鲁迅——中国20 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先驱与文学巨匠 57
    第一节 鲁迅生平及思想发展历程 57
    第二节 《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 65
    第三节 鲁迅的杂文 81
    第四节 《野草》与《朝花夕拾》 92
    第三章 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一) 99
    第一节 综论 99
    第二节 叶绍钧 郁达夫 109
    第三节 丁玲 萧红 张爱玲 113
    第四节 钱锺书 赵树理 119
    第四章 中国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二) 123
    第一节 茅盾 123
    第二节 老舍 133
    第三节 巴金 139
    第四节 沈从文 146
    第五章 新诗的生成与发展 155
    第一节 综论 155
    第二节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161
    第三节 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人群 170
    第四节 《现代》诗人群 177
    第五节 艾青的诗歌创作 182
    第六节 冯至、穆旦等西南联大诗人群 192
    第六章 现代戏剧的生成与发展 199
    第一节 现代戏剧发展概况 199
    第二节 田汉 207
    第三节 曹禺 215
    第四节 夏衍 222
    第五节 郭沫若 227
    第七章 现代散文的生成与发展 232
    第一节 综论 232
    第二节 周作人:现代散文的重要奠基人 241
    第三节 冰心 朱自清 245
    第四节 林语堂 梁实秋 247
    附录 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及文学期刊 252
    第一节 综论 252
    第二节 启蒙曙光中文学社团的涌现 254
    第三节 革命洪流中的政艺分野与京海对峙 259
    第四节 战火硝烟中不同园地的艺术奇葩 263
    后记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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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一、学习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态度和方法
      文学是想象的艺术,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衣食无忧之后,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否就标志着一个人的生活与生命质量的高低。所以我们学习文学,要超越世俗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以一种求知和欣赏的态度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培养自己的文学品味和素养。如果我们把现当代文学领域设想为一个诱人的园林或景区的话,那么本教材和任课教师的责任就是以导游的身份带领学生以最佳的路线游览和欣赏这座园林,既要使学生对整个景区有概括性的了解,又要对重点的景点有深入而透彻的认识,使他们对本课程有整体了解并对重点、难点能深入理解和把握,要点、线、面兼顾。所谓“线”,就是最佳的游览路线,即文学史发展的纵的脉络,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发展承传等,这是培养学生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所谓“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柳青、梁斌、莫言等重点作家作品及影响了文学发展流向的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等,这是学习时要重点掌握的内容;当然,现当代文学这座美丽的园林中不仅有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参天大树,还有沈从文、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钱锺书、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赵树理、孙犁、王安忆等众多的奇花异卉,这就是“面”,即带领学生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对课程进行总体性的把握。此外,我们要始终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和欣赏的态度来学习这门课程。
      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与新文学
      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不是指现在的或当下的文学。就时间上来说,现代文学是指开始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则指1949年10月至今的文学,即共和国时期的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而是同一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名称。从整个文学史来看,我们不可能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长河中专门截出30多年,并称之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也不可能滚雪球似的、永远无限期地“当代”下去。其实,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或者是现代文学逐步地占领当代文学的地盘,阶段性地向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推进;或者是把当代文学真正变成名副其实的当代文学,把它规定为一个恒定的变量,将近10年或20年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而当代文学这个雪球滚过去的都归现代文学。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特定的内涵来看,所谓“当代”,即“当前”“现在”之义,即与英文的“Contemporary”一词同意,但它还寓有“当朝”“本代”的含义。所以有的“当代文学史”干脆就叫《共和国文学史》。所谓“现代”一词用在“现代文学”这一词组中也不等同于英文的“Modern”,它含有“现代性”的含义。为了和古代文学相区别,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又统称新文学。那么,新文学和旧的、传统的古典文学相比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新文学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呢?其实,新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虽然众说纷纭,但具体到新文学,有两点是确定的,一是从形式或语言载体上看,新文学是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白话文形式;二是从思想内容上看,新文学表现的是“五四”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这种“现代性”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征,我们才说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同一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名称,它们共同汇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河流。我们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课程都要着眼于这个大的文学源流来考察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首先看其是否在形式上符合“五四”新文学的本质规定,即形式上是白话文学作品。那种旧体诗或文言小说、散文,无论写在什么时期、反映什么样的主流思想,我们都不能让其占领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地盘;其次,从内容上讲,那些反映“五四”科学、民主理性精神的作品和思潮,不管它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处于多么边缘的位置,或多么不受重视甚至受到排挤或批判,我们都应该着眼于整个新文学发展的源流而认定它是新文学的主流。相反,有些在特定的时代与政治运动结合紧密但与“五四”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背离的所谓“主流文学”,如果把它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考察,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支流甚或是逆流。
      三、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文学的发展脉络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勾画出文学的发展线索,并特别凸显出促使文学变化或转折的重要的事件和年代,并以此为关键点划定文学的不同的发展时期或阶段。比如,政治史的发展脉络我们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关键点,此前为古代史,此后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现代史,建国至今为当代史。文学史的发展与分期和政治史大致吻合,不同的是始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革命是更为显著的一个关键点。此前的文学我们统称为古代文学,此后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建国后至今是当代文学。这是就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来说的,具体到每一时段的文学又都有着显示不同文学特点和风格的转折点和分期。比如古代文学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和元明清文学,可以粗略地标示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这样的文体发展线索及每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发展特点。此外,对每一历史时段的文学我们又有细致的分期,如唐诗分为初、盛、中、晚以标示其发展脉络及不同的风格特色。
      现当代文学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下面我们把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点以时间先后为序列出: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发生→1917年1月,“五四”文学革命揭开序幕→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1928年1月,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并引发革命文学论争→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936年6月,“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1976年10月,“**”结束,新时期文学开启。
      以上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致轨迹或流程。
      四、“重写文学史”的“得”与“失”及本教材的编撰原则
      建国后“十七年”编撰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政治化的左翼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发展的真正历程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扭曲和遮蔽。1976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终于结束了。噩梦初醒的人们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下开始控诉“**”的“伤痕”,反思“**”的成因,追寻文学的本质和属性,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中,人们认识到,“五四”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多年来,文学一直作为政治的工具而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于是,人们提出“重回五四”的“人的文学”的吁求。理论界开始为人性、人道主义辩护,提倡文学的主体性,甚至为了反拨以往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凸显文学的本质和特性而提出“纯文学”的口号。在这种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作家在创作上开始摒弃以往单纯的平面化的颂歌模式,出现了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揭露“**”创痛的“伤痕小说”;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为代表的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深入揭示和思考“**”的荒谬本质及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的“反思文学”;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鸡洼窝人家》等为代表的反映新旧体制转变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及其带来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变化的“改革文学”;以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为代表的力图“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①的“寻根小说”。这种新启蒙思潮不仅激活并催发了思想理论和创作,而且对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有两个:其一是1985年5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②;其二是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前者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宽阔的眼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打破人们长期形成的以政治为核心的一元思维模式、动摇以往的文学史的政治构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和促进作用;后者则重在打破以往文学史的政治和阶级标准而重新确立启蒙标准和文学的审美标准,用以重估和解读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把文学史的重构落实到具有操作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层面。这两次文学史撰写的理论上的突破,对新时期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在现当代文学史架构上产生的影响。而“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确立的启蒙标准和审美标准则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家的述史立场和价值评价,从而推动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涵的转变。例如,文学史的发展的脉络不再以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或左翼文学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到新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上来;作家作品的选择也不再用阶级标准或政治标准划线,许多被过去的文学史批判、回避或淡化的重要的文学流派和作家被挖掘出来并给予介绍和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兴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西方热”,而文学创作与研究在此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带有西方现代派诗歌色彩的“朦胧诗”和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意识流小说”就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和讨论。到80年代中期,在“方法热”和“观念热”的推动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似乎一夜之间在国内遍地开花。形式主义批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等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都成了当时时髦的理论话题,甚至伴随现代科技出现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也被拿来作为研究文学或解决学术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相应,文学创作上也掀起了现代主义小说和先锋探索小说的大潮。如果说新时期之初宗璞的《我是谁》和王蒙的《春之声》这些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还局限于对西方现代派叙事技巧的模仿的话,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为代表的一批从叙事方式到文学思想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样式在中国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余华的《现实一种》为代表的先锋探索小说也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打破自我封闭后的主动的“走向世界”和大胆的自我“拿来”,说到底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吁求使然。这股大胆“拿来”、走向世界的现代主义或全球化文学思潮也影响了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我们撰写新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时,对西方现代派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不再采取彻底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分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及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文学史意义。这样,一批在以往的文学史中被埋没或被当做“逆流”批判的流派或作家,或被“挖掘”出来,或给予其“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如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派,冯至、陈炜谟等人的浅草、沉钟派,戴望舒等人的现代诗派,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穆旦、郑敏等人的九叶诗派等纷纷走进文学史并得到较高的评价,成为新时期现当代文学史的看点、热点和亮点。
      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大体说来,宋元之前基本上是诗、文等贵族化的雅文学,宋元之后,出现了所谓的俗文学,如世俗化的曲和小说,形成“雅”“俗”两条文学线索平行发展的局面。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等以“开通民智”为目的,掀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等,这些平民化和政治化的文学变革主张,促成了世俗文学特别是世俗小说的勃兴和繁荣。本来,“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总体要求是为打破古典文学的贵族化倾向,从而建设平民文学,但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站在精英文学的立场上把世俗文学当成“鸳鸯蝴蝶派”进行批判和清算,由此世俗文学在新文学中成了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为总结1917~1949年文学发展成就而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几乎没有收录通俗文学作品。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文学更基本上是左翼的主流文学一统天下,世俗文学几乎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虽然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汹涌而入并迅速流行,但也基本处于坊间流传的状态而不能挤进庄严的文学殿堂。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市场化改革,使市场逻辑的魔手开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在实用主义和现实欲望的驱使下,具有商品的消费性和媚俗性,实用主义的即时性、快感性和娱乐性的世俗文化蓬勃发展。在世俗文化裹挟下的世俗文学由潜滋暗长变为遍地开花,似乎一夜之间蜂拥而出,与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分庭抗礼。诸如《过把瘾就死》《有了快感你就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我爱美元》等作品的标题就是这种世俗文学冲破禁区、揭露虚伪、表达自我欲望的最直白的宣言。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语境下,文化传媒也相应地呈现出了大众化的趋向。文学期刊的市场策划炒作出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新潮。一时,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搞得人们眼花缭乱。这种由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市场化的世俗文学思潮自然也影响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较早关注、正视并着手研究通俗文学的是范伯群、严家炎、汤哲声、孔庆东等学者。他们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研究通俗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①,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②和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等合著的《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③(教材)。诸多为通俗文学正名并论证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特别是专门的通俗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教材的出版,自然影响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世俗文学在此后编写的文学史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一些文学史加进了论述通俗文学的章节,张恨水、金庸、琼瑶、王朔等通俗或世俗文学作家被写进了文学史,甚至有人在“文学大师排座次”中用金庸置换了茅盾。
      大体说来,“重写文学史”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左”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和世界的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来选择和评判作家作品,使得文学史的描绘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这是“重写文学史”的“得”。而“重写文学史”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失”吧。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对打破政治化的文学史框架的束缚起了相当大的启示和促进作用。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史”的构架却并不是完美而富于科学性的。文学史的时期划分不能像比着尺子画表格一样精细分明。这种以整体的时间切割来断代分期的方式其实并不能凸显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文学史是要描述出这一时期或阶段的文学总体概貌、发展走向及它与其他时期或阶段的文学的不同特色,而不是不考虑文学发展特点的时间切割。文学史不像一块豆腐,可以由着我们整整齐齐地切割成大小均等的方块。文学的发展更像流动不息的长江大河,我们对这条大河的把握,以及对它某一段的地形地貌、水流情况等的考察,比量出它的长度进行等距离的分割更有意义。所以,按照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这样的分期法来写文学史,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因为文学的发展变化不一定都要等到世纪之交。这就是我们这套教材不跟风似地取名为“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原因。
      其次,在去政治化或新启蒙思潮下的所谓“纯文学”或“文学本体论”影响下,有的文学史有意淡化现当代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遮蔽一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重要的作家作品而去挖掘所谓“纯文学”作品。反对文艺的政治工具论没有错,但极力追求文艺本体论和纯文学却使文学处于失重的“不可承受之轻”的尴尬境地。文学不再是时代的宠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了文学,冷落了作家。其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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