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女工手册
42路—皮德蒙特路。开往杰克·伦敦广场的慢车。女仆和老太太们。我坐在一位瞎眼老太太旁边。她正在读盲文,手指滑过书页,缓慢而无声地,一行接一行。越过她肩头看她读书,让人心生安慰。老太太在第二十九街下车。那里有块牌子,“盲人国货”,除“盲”字外,字均已脱落。
第二十九街也是我下车的站点,但我还得一路走到市中心,去兑现杰赛尔太太的支票。她要是再用支票付工钱,我就不干了。再说了,她从来都不给我坐车的零钱。上周我自己花了二十五美分大老远赶到银行,可她竟然忘了在支票上签名。她什么都忘,连自己生的病都记不得。我一边掸灰尘,一边替她收拾那些记着疾病名称的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壁炉架上的一张纸上写着“上午十点,恶必”(笔误)。沥水板上的一张写着“腹泄”(笔误)。炉灶上那张,“头晕健忘”。她通常会忘记自己有没有服过安眠药,或是忘记自己已经从家里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我她有没有服药,她的红宝石戒指在哪里,等等。
她跟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事。我都快变得跟她一样疯癫絮叨了。我一直说我不干了,可我又为她难过。我是会听她说话的人。她丈夫是位律师,打高尔夫球,有个情妇。我想这件事杰赛尔太太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
清洁女工确实偷东西。但并不是雇主担心我们会偷的东西。的都是些多余的玩意儿。我们才不要小烟灰缸里的零钱呢。
桥牌聚会上的某位女士造谣说,要想试探清洁女工是不是诚实,就在房间里随处放几个小玫瑰花苞烟灰缸,往里面留点零钱。我的应对方式是,经常在里面添几分钱的硬币,甚至添十美分的。
我一开工,就会立即弄清各类手表、戒指、绣金晚宴手包放在哪儿。之后等他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地跑进来,我只会淡淡地说:“在你枕头底下,在黄绿色马桶后面。”我真正偷过的只有安眠药,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我偷了一瓶香料岛牌芝麻。杰赛尔太太难得做饭,做饭只芝麻。菜谱贴在调料橱柜里面。另有备份放在存邮票和细绳的抽屉里,还有一份夹在她的通讯簿里。她每次订购鸡肉、酱油和雪利酒时,都要再订一瓶芝麻。她有十五瓶芝麻。现在是十四瓶。
在公交站,我坐在路缘上。另外三个女佣都是黑人,穿着白制服,在我身边站着。她们是老朋友,在乡村俱乐部路工作多年。一开始我们都很气愤,因为公交车早到了两分钟,我们没赶上。该死。司机知道我们这些女佣总在这里等车,而“42路—皮德蒙特路”车每小时只有一班。我抽烟,她们在比较战利品。她们顺手拿走的东西:指甲油、香水、卫生纸。人家送给她们的东西:不成对的耳环、二十个衣架、破胸罩。
(给清洁女工的建议:女主人给什么都收下,并表示感谢。你可以把那东西扔在公交车上,塞进座位缝里。)
我想融入谈话,便给她们看我那瓶芝麻。她们一阵爆笑。“哎呀,真是孩子气!芝麻?”她们问我怎么能在杰赛尔太太家干了这么久。大多数女工连三次都撑不下来。她们问我,她是不是真有一百四十双鞋。那倒没错,只可惜,那些鞋大多一模一样。
一小时愉快地过去。我们把每个人伺候过的女主人都评头论足一番。我们开怀大笑,但也不无怨恨。
大多数资历老的清洁女工不会轻易接纳我。打扫的活儿也不容易找,因为我是“受过教育的”。当然眼下别的工作也根本找不到。我学会了开门见山地告诉女雇主,我的酒鬼丈夫刚死,撇下我和四个孩子,我以前是全职妈妈,从没出来工作过之类的。
43路—沙特克—伯克利。写着“饱和广告”的长凳每天清早都被水浸得湿淋淋的。我向一个男人讨一根火柴,他给了我一包。“预防”。是那种笨拙的设计,摩擦面在背面。小心点总没错。
街对面,洁净洗衣店的女人正在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她两边的人行道上都飘着垃圾和树叶。奥克兰正值秋天。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霍维茨家打扫完回来,洁净洗衣店门前又是满地的落叶和垃圾。我把换乘车票也丢在那儿了。我总是会拿着换乘车票。有时候我会把票给出去,但通常还是攥在手里。
特尔从前老取笑我,干吗总是攥着东西不放。“听着,玛姬·梅,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攥得住的。也许,只有我除外。”
晚上,在电报大道,我醒来,感觉他把一个康胜啤酒罐的拉环放进我掌心合住。他微笑着低头看我。他是一个年轻的牛仔,来自内布。他不肯去看外国电影。我刚意识到那是因为他看字慢,跟不上。
特尔难得看书,每当他看书时,就会看一页撕一页,再扔掉。我回到家时,窗户总是敞着,或窗玻璃破了,书页满屋子飘荡盘旋,仿喜互惠超市停车场上的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