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
二、我的小学
三、我的中学
四、我的大学
五、新疆五年
六、合肥科学岛六年
七、巴黎科研三年，外事局三年
八、投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
九、新闻国际局（ 代） 副局长，环资委研究室主任
十、大水之年入水利部
十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与管理
十二、雄安新区建设八年
1944年8月生，博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全国科技工作者，湿地生态修复全国重点实验室筹委会主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教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技术经济学会顾问，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创始会长，北京市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雄安集团公司院士工作站主任。
全国节水办原常务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原北京奥申委特别理，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原参赞衔副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原顾问。
在国际上主创知识经济学理论系统，把循环经济学理念入国，著有经济学和生态修复领域作品28部；40年来走遍世界106个和地区，实地考察城镇化和生态系统。
1946抗战胜利后，由于抗战而迁渝的机关、大中专院校、公司商号和无数的“流亡者”像潮水一样涌回东部地区，沿江而下去往南京、上海，而我的家庭则选择了回北京，当时叫北平。我们乘坐的是当时紧俏的交通工具——飞机，但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8月，机票整整等了一年也是个奇迹。可见票都给了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而东归的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即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孩子），把抗战胜利带给百姓的喜悦变成了满腔怨恨，人们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父亲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0月父亲回到北平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任教，当时年仅37岁，被称为政治系年轻教授“三杰”之一（另两人为楼邦彦、王铁崖）。
据家人讲，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讲一口重庆话，保姆都听不懂，可是不到一年，一句重庆话也不会讲了。1981年我到美国哈大学语言研究中心才知道，语言的持久记忆力是在9~12岁以后才会有的，也就是说，此前学的语言，如果以后不用，就和没学过一样。所以，如果不是让孩子连续不断地学英语，9岁以前甚至两三岁让孩子苦学英语是没有意义的，不如让他们玩儿，长长身体。
官员“五子登科”的缩影——职员用权挟私分房返京后，我家安在沙滩北大红楼旁的东斋教职工宿舍。这是日本占领北平时所建，为宪司令部家属宿舍。
反动统治不只是有四大家族，他们也是有社会基础的，从北京大学返京后的分房就可以看出。东斋院子分三部分，北部只有一排大单元，是日本将官住的，有墙隔出。中间三排是校官住的，中间有路隔开。路南的后三排是尉官住的，房子很小，东部与北大红楼仅一墙之隔，还有瓦砾没有清除，杂草丛生，小孩都在那里捉蟋蟀。
当年的北大职员以安排复校为名，头头都比教授更早拿到机票，捷足先登，而且近水楼台，住进了日本将官的房子，教授们来到后也不让出。
父亲是年轻教授“三杰”之一，却只分到校官的房子，后来校方实在看不过去，才在大门口安排了没有后窗的东房给他作为书房。
直到1955年要拆建时我家才从这里搬出。当时我已11岁，住了9年日本房，印象很深。我家房子总计60多平方米，但厨房、厕所、浴室、客厅俱全，隔出很小的三间，其中一间是上下铺，可住两女一男（或两男一女）即三个小孩，设计十分合理紧凑，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将官宿舍也仅有约100平方米，北京宪兵司令部的官员应是规格的侵华日军，但宿舍远不如现在电视剧中的日本占领军奢华。
1998年负责全国水资源工作后，我与日本水利高官交往很多，他们的部、厅、处级官员的住房也和东斋宿舍差不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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