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集
总序 一个重读费孝通时代的开启
一夜过了一夏
在世界中心之外
这是好运带来的？
尽是他乡之客
政治上的启蒙
龙胜猕猴桃
英伦之行
忆《少年》祝商务寿
故乡养兔
缅怀肯尼雅塔
老人守则刍议
悼福彭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自述
题记
乙集
四上瑶山
《瑶族风情歌》序
脚勤
“严伊同学”
怀念母校
我看人看我
《美国和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知识和知识分子
人才从何而来
余热可贵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家乡的凤尾菇
农民要买汽车——给《小城镇建设探讨》的编辑同志的一封信
反里口占
再谈猕猴桃
《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
天津千户户卷调查——迈开社会学研究的新的一步
南行感赋
后 记
丙集
武夷曲
访日杂咏纪实
能登三日记
乡情脉脉话酒肴——漫话徐海佳肴名酒
旅途吟唱
两篇文章
一项新的事业
退休与智力扩散
统一繁荣 求同存异——祝贺中英香港问题协议
对“”的理解
《社会学概论》前言
《生育制度》日译本序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朱著《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序言
旧话相应——《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迎新枝
善本·名画·集邮册
小测验——对教育改革的意见
速不忘稳
挖穷根 破迷信
港胞三愿
群言集锦 ：工资和物价
“重放光彩”
认识政协
清明寄语
实现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办学要讲效益
谢幕语
《小记》后记
丁集
念抗日胜利者
悼愈老
海南曲
知识分子要做“二传手”
要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的传统
喜马拉雅山，还是独秀峰
提高师资水平是克服学业负担过重的关键
开发智力 为虎添翼——写在乡镇企业厂长经营管理函授班开学之际
重视培养人才是加强乡镇企业管理的关键
说草根工业
江村五十年
《怎样办好乡镇企业》序言
为了实现终身的理想——寄语《家庭》读者
一段文字因缘——我和《新观察》
谈写作 答客问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
港行漫笔
甘南行
闽江口速写
戊集
英伦曲
洞庭纪游
保安三庄
游青海湖
温州一瞥
闻香已醉 未品先酣——洋河写酒
盐城藕粉丸子
撒拉餐单
访日记吃
重刊潘译注《心理学》书后
《民族研究文集》自序
《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
《社会学文选》自序
《云南三村》序
《山水、人物》自序
《中生力的合理布局》序
读布热津斯基的几本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赞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忆乱思定 良药苦口
纪念《文汇报》的女将
群言拾谈
小学生的品德教育
电视和精神素质
怎样看待离婚率上升
政治体制改革答记者问
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智力支持
勇于探索 勇于创新
出版后记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20世纪中国卓越的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士学。1933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人类学，获哲学博士。1938年秋回国。曾先后在云南大西南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
政治上的启蒙每个人有他的政治生命。 我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在发生着这样剧烈变动的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我能始终跟着全国人民一起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来，这不能不感激民盟给我的指引：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民盟这个组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导。 离开了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领导力量，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和民盟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回答。 每次填写履历表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总得踌躇一番。是有了点年纪记忆衰退了呢，还是另有难于刻舟求剑的情景呢？ 生理上的变化是免不了的，许多事确是模糊了；但是如果说像这样一件在个人政治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事，脑中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
实际的情形是，那时参加一个政治组织和现在人们所熟习的那一套是不完全相同的。 填表申请那些手续当时被看成是一些形式。 说这些是形式就带有无足轻重、 可有可无的意思。 政治组织在我们那时候是一种道义之交，握手成誓，用不着形式。现在不妨批评说，这是缺乏组织观念。 其实也可以说，这些事情那时还没有制度化，或还没有现代组织化。 总之，像民盟那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开始时多少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结社模式，尽管向学得了一些组织方面的现代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似乎并不看得那样重要。
这种缺乏组织观念的情况至少反映了当时像我那样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启蒙状态。 启蒙状态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过程。 在中国运动中，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前一辈的情况我不清楚，以我这一辈来说，这件事，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启蒙运动，是在中领导下进行的。 在抗战时期，40年代，在解放区以外的西南大后方，民主同盟在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实在就是在的领导下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启蒙，逐步组织起来，进行当时所标榜的和救亡运动；也可以说，就是把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引入的队伍。
回想一下，作为一个亲自经历过的人，怎样被引入的队伍，不仅是有历史的价值，还有现实的意义。 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经过千艰万苦进入了这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山区。 他们身受之痛，为了祖国河山是甘心接受折磨和牺牲的。 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自己能在争取抗战胜利上做些什么事——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就是各有各的看法。 这是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 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
抗战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的腐化和抗战不力已经暴露得很清楚，但是在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改变这状态等问题上，思想情况是很复杂的。 关键问题是在反动派的“抗战、 真”对大后方的人民具有一定的欺骗。 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的立场需要启蒙的过程，1941年皖南事变的揭露，对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给对所抱幻想的有力打击。 从那时起，我见到潘光旦、 闻一多、 吴晗等同志时总是要打听延安的消息，因为我知道他们和有联系的。 通过这个渠道，我在政治上逐步倒向的一面。
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 师生、 同学、 同乡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 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 有些信得过，有些信不过了。 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 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 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昵称老晗。 从许多老师和同学中逐渐突出这几个人，那就是和民盟组织关系的开始。 要我划定一个年月日，那是不容易的。
那时我和这几位同志的来往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在行动上也配合了起来。 潘先生和云南地方势力有联系，这是他的政治任务。 他利用这个关系，开展对云南地方机关人员的宣传工作，由缪云台先生出面组织进步教授到各机关去演讲。 我是一个有约必允的讲员。 我那时生活困难，必须靠卖文补给，潘先生就介绍我为云南各报写社论，宣传进步观点，在后方起到一定的效果。 吴晗同志是做青年工作的。 他组织种种活动，像时事讨论会等，总是拉我去参加、 发言，使我和联大和云大的学生发生了亲密的感情，受到他们的鼓励和督促；即使子在头上飞，我也义无回顾的。
当我做这些工作时，并没有打听过这些朋友有什么政治组织。 我只是认定他们是信得过的，他们要我做的事，我就应该做，不会错。 比如吴晗同志有一次很郑重地把一个名字交给我，要我把他安置在云大社会学系。 我明白这位先生一定有来路，但是我问也不问，就照办了。 这位先生就是华岗同志，派来西南指导工作的。 我这样做心里觉得这才算是“够朋友”。有时候我回想起当时这种朦胧劲儿，有些确是幼稚可笑，但也常觉得它的可爱和可贵。 同志之间能这样重然诺，轻生死，肝胆相照，言从不疑，政治组织才有真正的生命。
民盟作为一个正式的、 有形的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我至今还不清楚，也没有关心过。 也许这个问题和我什么时候参加民盟组织的问题一样，能搞得清楚当然，作为一个问题搁一下，也未始不可。 不论我哪年哪月正式由组织通过成了盟的成员，我在1944年秋天之后，我记得和盟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那时潘、 闻、 吴三位同志住到昆明城里来了，我不久也搬回城里，住在云大。 我们之间的往来从此更多了。 楚图南、 尚钺和潘大逵等同志原是云大的同事，我那时也知道是“自己人”了。《民主周刊》有了个办事处，离我们的住处很近，大家碰头见面的机会更密了。 冯素陶同志就是那时相识的。 我也被社会上认为是盟员，自己也就以盟员自居了。 我仿记得多年后为了填什么表，问过潘先生谁是我的入盟介绍人，他说写上他和吴晗就是了。
昆明的民盟组织在的领导下在当时的中是做出贡献的。 以民盟内部来说，尽管各人对各个问题可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总是能实事求是地取得一致，坚持了团结。 这种相互支持，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给我很深刻的教育。 民盟对我起了政治上的启蒙作用。 今天回想那些日子，人事俱逝，这些可贵的萌芽令人神往。 人生的道路尚未终结，似乎还应当以善保其赤子之心来勉励自己。
198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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