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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图书]北大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现代文学30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考研教材参考书文学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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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之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基本信息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版 (1998年7月1日)
丛书名: 活学巧练桂壮红皮书系列
平装: 513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7301036701, 9787301036709
条形码: 9787301036709
商品尺寸: 22.7 x 15.1 x 1.9 cm
商品重量: 581 g
品牌: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部近六十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关于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狭窄格局,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下,形成了学术品味浓厚的独异的特色。首先,在结构布局上,全书按照1917-1949年的历史分期分为三编,但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只作简约的交代,着重阐释各个阶段重要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从文学演进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本书虽然也按文体分类,却注重突出各种文体的性质、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点,并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作专章论述,每章还附录了年表。在对重要作家的评论中,该书力避对作家生平的罗列和对作品情节冗长的复述,而是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如第二章鲁迅(一),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该书还把沈从文列为专章,表示了对这位构筑“湘西世界”,“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这些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或所省略的。
对于文学流派,该书不只是强调主流文学,而且也能从地域、文化环境的视角,去关照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等趣味各异的文学派别,力求恢复现代文学色彩纷呈、枝叶繁茂的本来面貌。
注:两种封面,随机发货。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编辑推荐:现在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媒体推荐
现在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钱理群,祖籍浙江杭州,1939年生于重庆。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等。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话说周氏兄弟》、《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等。主编《新语文读本》、《新语文读本》农村版。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文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文学课堂》、《文学史的视野》等。
吴福辉,浙江镇海人,1939年12月生于当时“孤岛”上海。在上海受小学教育。12岁随全家离沪赴北国。曾长期在鞍山任中学教员。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然即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与建馆工作至今。
1961年开始写作。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并编有《茅盾全集》(第6卷、第16卷)、《京派小说选》、《梁遇春散文全编》等十余种书。
目 录序
前言
*一编 *一个十年(1917-1927年)
*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第二章 鲁迅(一)
第三章 小说(一)
第四章 通俗小说(一)
第五章 郭沫若
第六章 新诗(一)
第七章 散文(一)
第八章 戏剧(一)
第二编 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第十章 茅盾
第十一章 老舍
第十二章 巴金
第十三章 沈从文
第十四章 小说(二)
第十五章 通俗小说(二)
第十六章 新诗(二)
第十七章 鲁迅(二)
第十八章 散文(二)
第十九章 曹禺
第二十章 话剧(二)
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
第二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第二十二章 赵树理
第二十三章 小说(三)
第二十四章 通俗小说(三)
第二十五知识
第二十六章 新诗(三)
第二十七章 散文(三)
第二十八章 戏剧(三)
第二十九章 台湾文学
附录 本章年表
后记
这是一本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四位青年研究工作者撰写的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振奋的。从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 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略讲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开始,六十多年来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相当多了;它已构成了一 部关于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史,记录了这门学科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历史足迹。其中较早的著作,无论是前述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还 是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原为《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一节),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都是着眼于新文 学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近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关系的梳理,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同时也显示了现代文学尚未从中国文学整体 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 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它以作家的创作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眼于从丰富的文学现 象来探讨各类作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特别是注意分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对各种流派的形成在 思想风格上所起的作用,并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评述的体例,这对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胜利完成,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这就更有条件从整体上来考察和研究它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特点了。50年代初期,由于适应当时高 等学校新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课程的教学需要,先后出现了好几种比较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文 摘
版权页:
二 《北京人》与《家》
1940年,曹禺创作了他的第四部杰作:《北京人》。此时的剧作家已经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人了生命的“沉静”状态。《北京人》也就有了另一种氛围,另一番情调--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炫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秋风吹下一片泠泠的鸽哨响”,快乐而安闲,“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冽亮”,“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这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生命的转变: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只有在《北京人》里,曹禺才实现了他的“走向契诃夫”的宿愿。
在北平曾氏大家庭里,他首先发现的是“孤独”--对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的悲哀的体味与思索。这是一次层层深入的开掘:开始,剧作家在他的男女主人公曾文清与愫方身上发现了自觉于心灵的隔绝,又渴望着心灵的沟通的两个灵魂的接近,当他写到这一对“知己”尽管“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时,他是一定会想到在《雷雨》、《日出》与《原野》里一再提到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哀与无奈的。但曹禺作为一个真正的灵魂的探险者,又向自己(以及读者和观众)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两个生命真的“同声同气”吗?他终于发现,在“静默”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方)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壳。心灵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邻”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虚词,这是不能不引起透骨的悲凉之感的。而愫方竟是为着这样的无用的生命做出无私的奉献,更使人感到,人的美好的感情、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扭曲和捉弄。曹禺式的“残忍”观念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阐发。但在愫方的感受里,这梦幻般的追求的破灭是既悲凉又能给人以温馨的:因为这是毕竟有过的真诚的追求。因此,当愫方述说着:“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
从“问题小说”起步,又成为“五四”人生派小说代表作家的是叶圣陶(叶绍钧,1894—1988)。他早在1914年开始写小说,用的是文言。这就像鲁迅、刘半农、王统照、张天翼等,也从文言小说开头一样。叶圣陶的《穷愁》等文言小说显示出他关心下层的苦难生活,主题严肃。所以他从1918年起运用白话创作,次年参加新潮社,便自然进入“问题小说”的行列。除《这也是一个人?》(后改名《一生》)外,还有《低能儿》等作品,也有“爱”与“美”的倾向,似乎大自然和艺术之美都具有洗涤人心、催人觉醒的决定作用。他把关注的“问题”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隔膜》一篇正面展开了人精神上相互隔绝,却又不得不虚伪地、无聊地互相敷衍的痛苦;《苦菜》则表现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膜,知识分子认为饶有趣味的种菜的喜悦,农民却只感到沉重劳作无以维持生计的“苦”;《一个朋友》里夫妻之间也仅存所谓“共同生活”,而缺乏思想、感情上的沟通。叶圣陶在小说中提出的“隔膜”一题,与这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确有相通之处。
之后,“问题小说”潮流过去,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茅盾说:“要是有人问道:第一个t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从1919年到1923年间,叶圣陶先后发表了40多篇短篇小说(多数收入《隔膜》《火灾》两集),上述题材便占去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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