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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贵州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九部。出版有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八部。曾获第二届贵州省文艺奖二等奖、第六届贵州省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部文学奖、第六届林斤澜文学奖。
章1我刚跑到后台，电话响了。没有料到是二叔打来的。他用粗粝而突兀的乡下口音问：“你是曹立不是？”我说是呀。他没听清，又问了一遍。还在电话里喘气，像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打这个电话，累得说不出话来。我说二叔你怎么了？他说：“我今天到镇上去了一趟，差点晕倒在街上。曹立，明天你无论如何回来一趟。”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二叔。”我心想不是他的房子被火烧了就是二娘死了或者跟什么人跑了。二叔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你回来就知道了。”“到底什么事你让我有个准备呀。”“不用准备，回来就行。”“房子没失火吧？”“没有，好好的。”“二娘……没生病吧？”“生什么病，她好好的！你不要问，回来吧，回来了我再告诉你。”“二叔，近我太忙了，我们马上要到凯里去演出……”“曹立，我要是有办法也没打算麻烦你，我是走投无路了才给你打这个电话。这件事不光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你要是觉得二叔没有白疼你，你就回来吧！”二叔撂下了电话。
二叔没有养过我，但他是我名义上的养父。我三岁的时候，二叔已经三十出头，还没生出儿子。按照我妈的说法，我二娘连个麻雀蛋都没生出来。好像女人除了生孩子，还能生麻雀蛋。三亲六戚几经商量，决定把我过继给二叔当儿子。可二叔“不知好歹”，坚决不答应，还说这是我父母变着法儿想他的财产。其实是他没死心，希望自力更生。到我十二岁时，四十出头的二叔开始面对现实，承认自己不可能有儿子。但这时要我改口叫他爸爸已经不可能，即便我有那么厚的脸皮我父母也不想答应，以前那话伤了他们的自尊，尤其是母亲，有谁提这事她就阴阳怪气地说：“人家万贯家财，我们哪敢去碰啊。”在我放学的路上，二叔出其不意地拦住我，打劫一般，非要塞给我几块钱，叫我去买笔买本子买棒棒冰。我半真半地推辞，二叔蹲在我面前说：“乖，拿去，不要让你妈知道就行。”二娘则塞给我一些在乡下不用花钱的东西，一个桃子，几颗板栗，或者一把还没晒干的花生。我父母知道后骂我没志气，可他们并没有坚决制止，只要不有意在他们面前炫耀，他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天长大了，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父母和二叔二娘仍会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唯独对我在两个家庭中的关系，采取一种默许或者认同。我被马戏团选中即将离开老家时，二叔拿出的钱比我父亲多得多，我父亲以一种劣质的感动和真诚叫我改口喊二叔做二爸，二叔大概希望的不是二爸而是爸爸，可他嘴上却说：“喊什么都一样，喊什么都一样。”成了马戏团的演员以后，二叔对我的关照越来越多。二叔一个孩子也没有，我父母却一口气生了十个，虽然只养活了一半，可这已经够磨人的了。我弟弟结婚，父亲东拼西凑才给了他三千块钱。我买房，二叔一口气就给我三万。而且拿钱出来时的口气截然不同。父亲对弟弟说，老三，不要嫌少，从你生下来算起，到现在为止我付出的已经不少了。钱，这是次给了，结了婚你就成人了，今后不是我给你，而是应该你给我；几兄妹都一样，我给你们分了任务的，不管你们高不高兴，到我老得干不动活的时候，你们不给我，我就自己爬上门来要！弟弟忿忿不平地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简直像个流氓无产者。更让他生气的是，父亲还故意当着他的新婚妻子说这些话，太不给他面子。我和弟弟在不同的马戏团工作，虽然我们很卖力，可收入并不高。顺便说一句，在半边坡，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瘦小单薄，因为越单薄越容易被马戏团看中，我和弟弟正是这样的。我买房没对二叔说，是他知道后自己把钱送来的。他说：“曹立，别人家咋个整你就咋整，不要舍不得钱，钱不够我再想办法。城里面的房子哪能和乡下一样，不搞漂亮点哪行？家里还有几千斤油菜籽，几麻袋干辣椒，还有你二娘养的一窝猪崽，不行我把它们全部挑出去卖掉。”都说金钱不能代替亲情，可我和二叔真的是越来越亲。
我哪能让二叔白疼我，接了二叔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回去问出了什么事。王三笋开了个杂货店，离二叔家仅两分钟的路程。电话是王三笋接的，二叔在他这里打了电话已经走了。王三笋夸张地说，你二叔捡到金娃娃了。王三笋的语气让我反感，与二叔家离得，时难免有些小摩擦，可你王三笋办商店的钱不是借了我几千还没还吗？我问到底什么事，我二叔那么急？王三笋说，真的，你二叔捡到的那个娃娃，也许比金娃娃还值钱。他是不是想收养一个孩子？不是孩子，我那天进货去了，好多人都看见他在地里捡到一个娃娃。听说贵重得很，你回来就知道了。
半边坡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由于偏远使得世人知之甚少，否则它会被外来者的皮鞋踢踏得尘土飞扬。我是骑马回来的。汽车开到镇上后，要么骑马，要么坐船。进半边坡的水路逆水上行，骑马要快得多。骑到半边坡后把缰绳缠在马鞍上，马自己走回去。牵马的人说我二叔捡了个乌人，价值连城。我问他乌人是什么东西，他说他也不知道，但别人都这么说。我暗想，二叔大概被害苦了，要我回来给他辟谣。
走进半边坡，有个在菜园里割青菜的姑娘远远地看着我，我从她的面前经过，走了很远，她还那么看着我。她只转了半个身，而我却足足走了半个小时。姑娘垂至脚弯的镰刀睡着了一般。刚开始我还有些得意，以为是自己的英俊使她忘记了割菜。当我回过头看不见她时却又一下惊慌起来，她那么怜悯地看着我，是不是我家出了无法挽救的大事？我一下疲惫不堪，关节像生了锈的剪刀，连眼珠也快转不动了。
好在猜测的云团很快被事实的光辉拂去。二叔好好的，二娘也好好的。我的父母也活得好好的，顺便问了一句，亲戚也好好的。只要人是好好的，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二叔见到我并没有像见到救星那样激动，大概是因为有外人在场的缘故，在外人面前他得矜持一点。在场的有炼樟树油的严登才，劁猪匠刘昌明，爆米花的马有德，石匠石有孝，还有泥瓦匠哈卫健。另外两个人，是除了修地球以外什么也不会的关长生和钱贵周。
他们坐在屋子里，不时摇晃一体，就像要把一个大萝卜从地里拔起来。乌江对岸村寨的人叫我们“摇晃晃”。他们看见半边坡人，总是以好奇和同情的口气说，唉，一个摇晃晃。据说自古以来，半边坡人就是这种身材，腿短手长，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因为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从没觉得有什么不便，更不会承认这是一种病。在我们看来，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那就是病，可我们的祖宗八代父老乡亲全都一样，只要不出半边坡，看到的人全都一样，这就不能算是一种病嘛。有一年，来了一个所谓的人口学家，他说半边坡人患上的是地方遗传侏儒，是一种不治之症。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在毁坏半边坡人的名声，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了。
我刚坐下，屋子里一片摇晃，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半边坡人是天生的修辞学家，双关语和歧义句运用得好，不熟悉他们修辞方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像我这种在半边坡长大又在外谋生的人，得格外小心，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并没有预设圈套，可一旦纠缠不休，和落入圈套没什么区别。在这方面严登才让人讨厌。他炼出的樟树油运到镇上，运到县城，再运到广州，运到巴黎，是高级香水的生产原料。但有一次挖樟树根，突然断掉的树根弹起来，打在他胯下，使他严重受损。他当时不好意思去找医生，以为时间长了可以自己痊愈，哪知命根一点点腐烂，已经烂到根部了。他的步态很不雅观，走起来不是左右摇晃，而是鸭子一样夸张地摇摆。那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团苍蝇在他身边旋转，使他很像一个养蜂人。因没法穿长裤子，他只能穿在半边坡早就没人穿的长衫，很是独特。严登才有一次问我：“曹立，你好久高升呀？”我以为高升是升官，我刚进马戏团，很不愿回答这个问题，就说：“什么高升低升。”他发火了，说我骂他。他把“低”和“爹”联系起来，我说“低升”那就是“爹升”，当然就是骂他。他说的高升其实是指结婚，他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是我们半边坡一种很文雅的说法。
我刚进屋，严登才便以不无嫉妒的腔调说：“抱金娃娃的人回来了。”另外几个人的表情好像很憨厚，其实心知肚明，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清楚我为什么回来。他们的谈话似乎和所谓的乌人无关，可实际上没有哪一句不是关乎于此。石有孝说，好多年前，齐占学的奶奶在茅屋后面屙尿，离她仅三尺远的土坎一下垮掉，土坎壁上嵌着一个坛子，里面有半坛白银。齐占学的奶奶忙一手提裤子一手把坛子抱进屋。可当天晚上她就死了，没灾没病，才三十岁，好端端地死在床上。我觉得这家伙像是在诅咒我二叔，一个人如果拥有自己不该有的东西，灾难就会降临到他头上。
严登才漫不经心地补叙石有孝的故事，他说：“齐占学的爷爷在大地主恩源家当长工那阵，他不信邪，掀掉茅草屋，用那半坛银子盖了三间瓦房，还买了一片坡地，他是狗牛图多，五十亩坡地才值一亩水田，哪知二十多年后划成分一律按面积算，他成了半边坡第二大地主，和恩源一起被押到河滩上毙。顺山丘和青冈坡那些地，以前就是齐占学家的。”马有德说：“难怪分地的时候齐占学别的地都不要，就要顺山丘，是为了纪念他爷爷吧？”几个人都点头认可。二叔半眯着的小眼睛闪着坚毅，点头的样子甚至比别人更加肯定，但我感觉他是在强调自己的命运不会像齐占学爷爷那样悲惨。哈卫健说他采泥的时候挖到过一个罐子，漂亮得很，像一个花瓶，瓶口倒扣在下，他没敢要，原封不动地连同罐子周围的泥土一起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埋了起来。严登才说这样做才对哩，里面装的是扫帚星，谁把它打开，谁的房子就要被火烧。这时二娘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曹立，赶了这么远的路，饿了吧？”我的确饿了。二娘走进厨房，把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像是在生谁的气。我知道她这是在下逐客令，想把闲唠嗑的一屋子人赶走。他们立马知道了她的意思，但并不马上就走，得装什么也不知道，再聊一阵才能告辞，这不仅是给她面子，也是给自己面子，到时候她会钻出来留他们吃饭：“吃了饭走啊，你们。”这与其说是虚伪，还不如说是一种仪式。
这些人刚离开，二叔就拉下脸责备我，说我没良心，没把他当二叔。我正想辩解，却发现他在眨眼睛。有个人影在窗口晃了下，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极快地跑到竹林后面去了。我明白二叔大声斥责我，是做给屋子外面的人听的。我刚进屋，听见一块石头砸在板壁上，声音很响，很有力，幸好没有砸在窗子上，否则就要飞进屋。我再次跑出去，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二叔见惯不惊地吸着烟。二娘从厨房出来，说强盗老二掷石头已经不是一次，昨天她去关鸡，有块石头打在鸡圈上，差点就把她给砸了。我问：“家里的狗呢？”二娘紧张地看了看窗子，说：“你是说滚子吧？那天我给它喂饭，弄了点油汤，它吃了才两口，咕咕地叫了几声，倒在地上就死了。鼻孔和嘴里都流血。”坐在屋子里，老感觉背后空空荡荡。风吹得竹叶飒飒响，干枯的竹桠枝掉在瓦上，像在下雨。有时候窗子上，门上，也有滴答声，搞不清是风把竹桠枝吹到了上面呢，还是有人故意弄出来的。风声鹤唳之中，我能体会到二叔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喘那么重的气。
和二叔看着电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二娘和半边坡所有的女人一样，特别喜欢唠叨。在她的唠叨声中，这几天她干了些什么，看见了什么，全都一清二楚。二叔听得很专心，没听清楚还要叫二娘重复一遍。她昨天去捞松球，看见一只狐狸从石有孝奶奶的坟后面跑出来，“你说她才死几天哪，坟上的泥巴都还没有干透，她咋就忍不住跑出来了呀。我说，石婆婆，你想家了？她没理我，一转身溜到坟后面，我悄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应该问她，应该悄悄跟在她后面，看她是先去石有孝家呢，还是先去他大伯家。”二叔说，肯定是先去他大伯家，她生前和有孝的大伯娘合得来。正说着，突然一片漆黑，电视机的声音在黑暗里收缩，二叔粗浊的呼吸声则越来越重。二娘拍着巴掌破口大骂：“挨刀砍的，有胆量站到明处来！坏事做绝了不得好死，不会有好下场。”我拉开门，发现别人家都明晃晃的，就问二叔：“这是怎么回事？”二叔气得说不出话来。二娘说：“这都是第三次了！太歹毒了，一到这时候就剪电线。”“有人剪电线？”我叫二娘把手电给我，我沿着进屋的线路检查过去，在竹林外面的根电杆上就发现了，被剪断的电线挂在玉米上。要是抓住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会打断他的鼻梁！户外电线是裸线，若是让人碰上不就没命了吗？配电房在田坝中间，我叫二叔和我一起去，我拉下电闸，刚刚还在咿里哇啦的黑瓦房一下就哑了，而且瞎了。二叔解气地说：“些，让你们也尝尝黑地瞎猫的滋味。”二叔守在配电房，我接好电线他再把电闸合上去。重新接好的电线拖在地上，我撑了三根竹竿把它支在空中。二娘一个人在家里害怕，借故帮我扛竹竿跟在我后面。我问她，二叔是不是真的有个价值连城的“乌人”？二娘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我说，这个剪电线的家伙肯定是强盗，说不定他们是几个人一伙，一个剪电线，另外几个趁机偷东西。二娘吓得全身发抖，扛着竹竿沿地转了一圈，好像强盗就在她身后。她大声说：“哪有这事哇，都是别人在造谣。要是真的有，哪怕是个金包卵我也要把它拿去丢掉，藏在家里不是个祸害吗？你看连点个电灯都不平安。”她离我不到两米远，可就像怕我听不见似的，她几乎是扯着嗓子喊，这无疑是在向强盗放烟幕弹。
回到屋里，电灯亮得刺眼。通电后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打仗。我本想叫二叔检查一下后门的门闩，有没有被撬过的痕迹。但我忍住了，我怕真有人藏在屋子里。这是一栋砖瓦房，式样和木房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把应该用木料装嵌的板壁换成了灰砖。一间堂屋，一间厢房，四间卧室。厨房设在厢房，用竹片夹灰打了个隔断，里面安灶，外面安放电视机和吃饭的桌子。可疑的是四间卧室，它们在堂屋的两边。靠厢房这两间还好一些，另外两间必须经过堂屋才能到达。要去这两间卧室，对生活在这个家里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探险。靠后屋檐那间是让人心惊的，屋后是竹林，茂盛的竹子倾伏在瓦檐上，即使在白天，这间卧室也像在晚上一样黑。黑暗给处在黑暗中的人安全感，给处在明处的人则是无边的恐怖。
“我不想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要想我的。”二叔说。他凝视着墙上的一颗钉子。钉子上挂着一根黑线。黑线上爬着一只金龟子。“，剪我的电线，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是谁，我只是不愿说出来。我曹刚丘……”“强盗！”二娘叫了起来，因为过度兴奋，她打断了二叔的话，“人都到哪里去了，半边坡这么多强盗他们不来抓。曹刚丘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乌人，有你把它拿出来，让那些强盗卖了买好棺材，都穷了一辈子了，还指望老了发大财吗？”那只金龟子突然飞起来，在二娘的脸上绕了一圈，不知道是叫她闭嘴，还是近一点好判断她的话是真是。二娘挥了一下手，金龟子又回到黑线上。“命中只有三觞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二娘笑了一下，既是在嘲笑别人也是在自嘲。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挖空心思地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似有所指，又像全是空话闲话。我没法像他们那样一唱一和，只好盯着他们的嘴唇，同样一句话，嘴唇的形状不同，意思有可能正好相反。这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大脑里全是他们的声音，这些声音全是泡泡，这个那个又挤进来。我以为等到夜深人静时，二叔会把那个贵重的乌人拿出来给我看。眼皮越来越重，为了看乌人，我必须像一位刻苦的举重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地把沉重的眼皮举上去。那个时刻到来时，我的耐心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二叔用下巴朝两边各撇了一下，好像是为了屏退左右，我这才发现二娘已经不见了。二叔大声说：“曹立，既然瞌睡来了就去睡吧。反正人就要来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二叔带着我穿过堂屋，叫我住那间黑的卧室。这间卧室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住。刚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气浪中有股石灰味，还有霉味。我以为这下终于可以看见乌人了。我不能问，如果二叔要给我看，他自会给我看。换句话说，如果我和他配合得不默契，他是不会把乌人拿给我看的。我按部就班地脱衣服上床。二叔“啪”的一下关掉灯：“睡吧，今天累了，明天晚点起来。”我听见他关门，听见他走出去，心想，什么意思，不给我看了。
“曹立，你知道我叫你回来干什么吗？”为了让他长话短说，我尽量简洁。“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今天到家后发生的事你都看到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当然，具体的事你不知道，但形势你已经看出来了，太危险了。见财起意，现在半边坡的每一个人都起盗窃之意了。”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要我干什么你说吧。”“你不要急嘛。这不仅是为了我，更主要的是为了你。现在要紧的事，是你赶紧写一封信，叫人来保护我们。没有人来保护，我怕是要守不住了。这是我要你回来做的件事情。”我快要被闷死，可二叔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求我忍下去，千万不要掀开被子。从他喉咙里出来的声音不是气流，而是一些生锈的铁片，没有一点弹，听得人耳根发痒。我想问他，人在哪里？我怎么向人写信？我知道这是对牛弹琴，便决定什么也不说。“昨天我去乡，就是想亲自给人打个电话，可所有的人都不告诉我他们的号码，我没有打就回来了。”这时我突然放了一个屁，悠扬婉转，像一盘老磁带结束时的音乐。我忍不住笑起来，二叔也跟着笑，但为了不笑出声来，他用手电照着我的脸，我相信一旦笑出声，他会一把捂住我的嘴。而他自己似乎并不觉得真的好笑，不过是陪我一起笑。我把头埋在床单上，把肚子都笑痛了。二叔说：“等人把我们保护起来，你就可以哈哈大笑了。”这话有些别扭，二叔大概自己也明白，所以他接着说，“凭你，凭我，凭半边坡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东西都是保护不住的。你相信吗曹立，把半边坡所有的土地加起来，把森林加起来，把房屋加起来，再把人加起来，都没这个东西值钱。但不管值好多钱，都是你的。我嘛，和你二娘只要其中的十分之一就行了。你爸我当了一辈子乌龟，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从现在起，不，从我得到乌人那天起，就没人再看不起我，没人敢把我当乌龟。”由于激动，二叔眼泪汪汪的，但声音并不大，语速也不快。“老天爷不让我生儿子，给了我一个比儿子更值的贝。以前人家说世间上的事情都是公平的，我还不相信，现在我信了。太公平了，真是太公平了。”意识到自己的声调上去了，他吃了一惊，立即降下来，“曹立你不要误会，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早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了，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对你怎样你应该心里有数。这些我就不说了，你儿晚好好想一想，信怎么写，是明天起床就写，把它早点寄出去。我现在除了相信，谁我都不相信。”我觉得二叔的话滑稽得不是让人笑，而是让人感到悲哀，什么事他都相信，从不说坏话，可也从没有哪个人和他打过照面，或者有哪个人会把他当作自己人。不过也许我是错的，因为我不知道人在哪儿，但二叔觉得自己是清楚的，他坚信人无处不在并且伸张正义。这其实是半边坡人共同的观点。他们经常说，土地是，山林是，道路是，天空是，连我们这些人，也是。当他们争水争路的时候，无赖也力的一句话是：“这是，不是你个人的，你有份我也有份。”亏得他们有这样的观念，成为公正平等的依据。却又觉得既然是，谁都可以拿。
二叔深深崇拜的却又不知道它在哪儿，所以惶恐不安。他说他不能把乌人给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哪怕他是个当官的，他只能把它给人，因为只有才出得起价。“你怎么知道它值那么多钱，要是值不了那么多钱呢？”我问。我的脖子和大腿出汗了，帐篷似的被窝里空气越来越烫，氧气越来越少，但我稍有打开被子的意图，二叔就会阻拦我。“我说它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因为实际上根本无法用钱衡量，我把它交给，不是卖给他们，是交给他们，他们发给我一笔奖金就行了。”我说：“你让我看看，看见了我才相信。”二叔说：“当然可以给你看，不过这太危险了，现在连你二娘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我拿回来那天她看到过……”他突然停下来，侧耳倾听，脸上的表情生动。我也听了听，可我什么也没听见。
二叔钻出被窝，悄无声息。我急忙掀开被子，黑夜里的空气太新鲜了，呛得我直咳嗽。我的咳嗽声大概让二叔觉得不合时宜，他没立即回来，等我完全平息下来，调匀呼吸，他才像蛇一样钻进来。
他没给我乌人，而是把电筒给我，叫我装去撒尿，看看外面有什么东西，必须把这些东西赶跑后才给我看。我不想出去，我说：“我不想撒尿。”其实我很想撒尿而且必须撒尿，可我有点害怕。
二叔说：“你不要怕，他们不敢咬你。”“是野兽？”“你看了就知道了。”我蹑手蹑脚地拉开后门，用手电到处乱晃，没什么呀。走到李树下，我把电筒含在嘴里撒尿，就在痛快淋漓的时候，我仰头看见树杈上有个黑影，像一只大獐子。这一惊非同小可，没撒完的尿也缩了回去。我忙后退两步，用手电晃它的眼睛。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怕光。确认它不会向我进攻，我悄悄捡了块石头，我这是用来防身，并不是要向它进攻，可它害怕了，跳下来就跑。这一跑反倒把我吓了一跳，这不是獐子，而是一个两条腿的人。我再仔细一看，玉米地里也有一个，装扮成野猪，我用手电他，大声说：“是人是鬼？不说话我打石头了！”这家伙哗啦一下分开玉米棵子，跑了。我走到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连朝竹林扔了几块石头，立即听见仓皇的脚步声。我围着屋子转了一圈，看见不对劲的影子就扔石头，有好几个像黑乎乎的石灰岩，我一扔石头就活了过来，竞相逃窜。
进屋后，我对二叔说，应该准备一支火，没有也应该有雷子。二叔没回答。我掀开被子，二叔不见了。我心里怦怦跳，担心二叔出什么事。可我不敢去找他，如果他藏了起来，我去找他反而会把事情弄糟的。我躺下去后，睡意顿消。没过多久，一条大蛇钻了上来，床垫窸窣作响。我没等二叔吩咐，钻被窝。“恐怕半边坡的人全都来了，看来他们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说。我揿亮手电，又一次目瞪口呆。钻进被窝的不是二叔而是二娘。我不仅惊讶，同时还羞愧难当不知所措。二娘虽然五十岁了，但因为没生过孩子，所以显得比同龄的女人年轻许多。她穿了件圆领的汗衫，我什么也没看见，但要看的话，什么都可以看见。我正手足无措，二娘却告诉我，她是来和我换床的，二叔在他们的卧室等我。天啦，我想得太多了。二娘说：“不要用手电，悄悄摸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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