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吉·尼尔森散文家、评论家、诗人，被誉为“美国当代少数极度令人振奋的作家”。著有《阿尔戈》（TheArgonauts）、《蓝》（Bluets）、《残酷的艺术》（TheArtofCruelty:AReckoning）、《简：一桩谋杀案》（Jane:AMurder）等作品。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书评奖等多个大奖，现执教于加州艺术学院。
为了尽量选乘深夜抵达的火车，雪子离开滞留了三天的收容站，特意在敦贺街上闲逛了就在示爱后的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脆弱，将《罗兰·巴特自述》里的一篇文章发送给你。巴特在文中论述说，一个主体说出“我爱你”这句话就像是“阿尔戈英雄在航行中翻新了船只，却一直使用同一个船名”。正如“阿尔戈号”的部件会逐渐被替换，但这艘船一直都叫“阿尔戈号”。每当恋人说出“我爱你”时，其意义一定也会在每次被说出时更新，因为“爱情和语言有同一个任务，即赐予同一段语句各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将终古常新”。就我让你读它，是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浪漫。在你看来，我的举动可能是在收回先前说出的话。回头想想，我觉得两者兼有。
我告诉过你：“你已经刺破了我的孤独。”这种孤独太有用了，因为它源自我近来的清醒，我长时间地步行穿过长满九重葛的肮脏好莱坞暗街，往返于基督教青年会，驾车沿着穆赫兰道来回行驶打发漫漫长夜。当然，还少不了一次次发疯似的写作，学着自言自语。但是，刺破这孤独的时刻早已来到。躺在你地下室的床上，我低语道：“我感觉可以给你一切，而无须出卖自己。”如果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孤独，这便是奖励。
几个月后，我们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一起过圣诞节。我在网上订了房间，心中希望我订的房间和我们在房间里共度的时光能让你永远爱我。结果，那酒店预订价格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内部正在进行粗暴的装修，而且它正好位于罪案高发的油水区。没关系，我们可以专心于别的事。就在我们专注于它时，遮挡阳光的破旧软百叶窗勉强遮住了建筑工人在外面敲敲打打的身影。“别把我弄死就行。”我说道。你微笑着解下了你的皮带。
给你看了巴特的文章后，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是迈克尔·翁达杰的一首诗歌的片段：吻着肚子吻着你伤痕累累的皮肤之舟。你游历过并带走的，便是历史我们每个人的肚子都被陌生人吻过被彼此吻过至于我我祝福每一个吻过你的人我给你看这首诗并不是因为我已经获得了其中的从容和宁静。我的心声是，也许会有，有我的嫉妒心可能会消退，当我看到别人的名字和图像被印在你的皮肤上时，不会感到隔膜或厌恶。（不久前，我们去了洛杉矶威尔希尔大道上一家专门去除刺青的诊所，一想到能除掉你皮肤上的一连串名字我们就激动得发狂。但昂贵的价格使我们沮丧而归，完全消除那些墨迹变得遥不可及。）午饭后，那位建议我在指节刺上“难把到”的朋友邀请我去她的办公室坐坐，她要替我用谷歌搜索你。她要看看互联网上能找到你的代词，因为尽管或由于我们一起在床上度过了每一刻空闲，并且已经在讨论要住到一起，我却实在没法问出这个问题。相反，我很快学会了避免使用代词。其中的关键是训练你的耳朵不介意反复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你必须学会在语法死胡同里隐蔽起来，放松并陷入一种特殊的狂欢。正是在试图表示一种伙伴关系的场合—哪怕是婚姻—你必须学会容忍超出“二”（theTwo）的情况。婚姻是一对情侣的对立面。问题/回答、男/、人类/动物等二元对立不再存在。这可能就是谈话之所是，即一种“生成”的轮廓。
尽管一个人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会成为专家，但直到今天，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在不闪现羞愧或迷惘的情况下为我们二人预订机票，或与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交涉。并非我感到羞愧或迷惘—更像是我为那个不断做出错误推断并需要纠正的人感到羞愧（或仅仅是被他气疯了），可纠正是做不到的，因为言语没有那么好。
言语怎么会没有那么好呢？
爱到发昏的我躺在朋友办公室的地板上，眯着眼睛看着她，而她正在滚动浏览着大量我不想看到的鲜亮信息。我想要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你，一个离我近到无须使用第三人称的你。“瞧，这是约翰·沃特斯的一句话，他说‘她英俊’。所以也许你应该用‘她’。我的意思是，约翰·沃特斯就是这么用的。”“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不由得翻起白眼，“情况可能早就变了。”在制作你的T伙伴电影《千方百计》（ByHookorByCrook）时，你和你的编剧搭档塞勒斯·霍华德决定，T角色之间以“他”相称，但在充斥着食品店和权势人物的外部世界中，人们则用“她”来称呼他们。重点不在于，如果外部世界经过适当教育，接纳了角色的代词，一切就会变得完全正常。因为如果外人称这些人物为“他”，那将是一个不同的“他”。言语的变化取决于说话的人，没有任何纠正方法。不仅限于引入新的词汇（boi、顺、双基佬），然后着手重新赋予其含义（尽管这里显然还存在权力和实用的因素）。人们还必须对众多可能的用途、可能的语境、其意义发生偏离的程度保持警惕。比如当你轻声说：“你只是一个洞，让我把你填满。”比如当我说：“丈夫。”我们在一起后不久，共同参加了一场晚宴。当时，一个与哈里相识了一段时间的女人（估计是异恋，至少婚姻关系中另一方是男）转向我说：“那么，在哈里之前，你有没有和女人在一起过？”我吃了一惊。她毫不气馁，接着说道：“哈里很招直女喜欢。”哈里是女人吗？我是一个直女吗？我过去与“女人”的关系与这一次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为什么我不得不去想对我的哈里有兴趣的那些直女？他那在我看来磅礴的力量会成为一种让我沦陷的魔咒吗？只有当他继续诱惑别人时，被抛弃的我才能从这魔咒中解脱吗？为什么这个我几乎不认识的女人会这样对我说话？哈里什么时候才会从盥洗室回来？
有一些人对朱娜·巴恩斯的故事感到恼火，她宁可说自己“只是爱过塞尔玛”，也不承认自己是女同恋者。据传闻，格特鲁德·斯泰因对爱丽丝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尽管用到的具体字眼不尽相同。我能明白这为什么在政治上令人恼怒，但我也一直觉得这有些浪漫—一种让个人的体验凌驾于类别化经验之上的浪漫。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英国艺术史学家T.J.克拉克为自己钟爱18世纪法画尼古拉·普桑进行的辩解：“把对普桑的偏爱称为怀旧或精英主义，就像把一个人对自己在意的人的关爱称为‘异恋（或同恋）主义’‘排他’或‘专有’。是的，这种指责可能确实没错：虽然说得比较笼统，但依然令人惋惜。不过，相比那种没有被此类情感或冲动玷污的喜爱，喜爱自身仍然可以更加完整、更加人化，可以包含更多的人类可能和同情心。”此处，如同别处一样，玷污使人深刻，而不是让人失去资格。
此外，人人都清楚，除了塞尔玛和爱丽丝之外，巴恩斯和斯泰因还和女人有过关系。爱丽丝自己也清楚：在发现斯泰因的早期小说《明完》隐晦地讲述了一个涉及斯泰因和某位梅·布克斯泰弗的三角恋故事时，她显然妒火中烧，以至于在重打斯泰因的《冥思诗节》时（她也是斯泰因的编辑和打字员），想出各种狡猾的方法删除了所有的梅（May）和与之拼写相同的词。这一举动让爱丽丝无意中成了那本书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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