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大地的回报9787559633163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自　序

文学随笔
文学的祖国
写作者的“分身术”
语言、蝴蝶和彩色的螺旋
献给孤独的挽歌
致命的殊荣
“大地”的回报

读书随笔
伟大的抑郁
与“主义”无关的凯恩斯
篇日记
读《看不见的城市》
现代的“命运”交响曲

人生随笔
异域的迷宫

人物随笔
晚安，克娜蒂娅！
父亲的“遗嘱”
的午餐
散原老人的“少作”
外婆的《长恨歌》
生死之间的“桂姐”
浸泡在菌油里的乡愁

城市随笔
“我”的唐人街
走进上海的早晨

访谈作品
面对卑微的生命
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生根
奇特的“文学三十年”

薛忆沩，工学学士、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出版过近30部文学作品。当代中国文学界罕见的同时精于“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家之一。作品近年被译成英、法、德、意、瑞典及保加利亚等多国语言，获大量国际关注。

文学的祖国如果我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引出如下的一些句子，我引用的是哪一本书？
我深信，语言是我周围的世界混乱的根源。
口语好像是暴雨，书面语言则似乎是缓慢移动的白云。
人们以死亡来雕琢历史。
时间将我分析成一些基本的元素。我用这些元素组织起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一颗骚动不安的心。我定那是我的心。
在我感到寂寞的时候，我进而感到自己是的实在。
我无时无刻不在犹豫。我就是犹豫。
每个人都是死亡的候选人，而且都是一定能够获胜的候选人。
如果我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引出如下的一些句子，我引用的会不会是同一本书？
去思想就是去毁灭。
我靠近的每一个柔软的事物都用锋利的刀刃刺伤我。
我已经悄悄地见了我生命的逐渐瓦解，见了我想成就的一切缓慢的隐没。
我写作就像我记账一样，细心又冷漠。
对我来说，世俗的爱是平淡的，它只能提醒我失去了什么。
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
我感觉如此无聊，我的泪水几乎都要涌出来了：不是那种会流下来的眼泪，是那种会留在内心深处的泪水。那种泪水起因于灵魂的病症，而不是肉体的疼痛。
这两组引文来自两本不同的书。其中第二本书的主体是一部由481个片段组成的“没有事实的自传”。作者将这部作品的著作权转让给了里斯本的一位理簿记员。这个虚构的人物用作品的句话告诉我们，他“出生在一个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信仰上帝的时代”。而本书的作者称他的作品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愿失业的“业余哲学家”留下的日记。这位“业余哲学家”的一封短信出现在作品的开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我只有在消失中才能够感到完美。”这个“虚构地”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与那个“虚构地”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葡萄牙人在格和思想上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翻读佩索阿的《惶然录》（TheBookofDisquiet），我想起了我的《遗弃》。佩索阿曾经借用他的虚构人物的名字发表自己的一些诗作，而我也将自己在1988年前后写下的那些没有人能够理解的短篇小说慷慨地转让给了虚构的“业余哲学家”。这种转让使我不得不在一篇文章中佩服我的虚构人物比我自己“更高的”文学才能。看到这虚构的人物将我疯狂地写下的那些作品冷漠地安插在自己的日记里，我感到过难忍的嫉妒。我的这种感觉显示出我并没有能够借写作来完全忘记自己。而《惶然录》的英译者在他漂亮的导言里告诉我们：早忘记了佩索阿的是佩索阿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够像佩索阿一样忘记佩索阿。这个孤独的葡萄牙人靠翻译商业文件维持他简单而短暂的生活。他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世俗的“爱情”更是或许从来没有过“体”验。像同时代的卡夫卡一样，他生活在灵魂的“城堡”里。这“城堡”的遗迹被语言保存下来。当我们以阅读的名义闯入这神秘的世界，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镜子，我们会从这无数的镜子里看到无数的自己。
“我的祖国是葡萄牙语！”里斯本的那位理簿记员这样写道。这显然也是佩索阿自己的声音。
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这是辽阔的祖国。这是富饶的祖国。
写作者的“分身术”写作者是魔法师，这近乎常识的隐喻凸显了写作的“非凡”特质。以“变术”为例：人类历例成功的变手术完成于1952年，而对文学史稍有知识的读者都知道，早在1856年，也就是这医学奇迹发生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变的壮举就已经在写作中实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这样说。这惊世骇俗的爆料扫除了比原罪还要原始的男女界限，确保了文学想象的自由。
与“变术”比，“分身术”的难度就更高了。能否成功地将连体的婴儿或者成人分开，医学至今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而要将正常的人体一分为二，让它们各行其是，不仅是技术上永远的难题，也应该是道德和法律上永远的禁区，医学专家们不会敢想，更不会敢做。但是，对于喜欢犯忌的文学家，“分身”只不过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普通的“可能”。他们不仅早已经“心想”，而且早已经“事成”。前者的例子在孩提时代次听到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激情的诗人在题为《列宁》的长诗中对伟大导师的工作压力充满了忧虑，想到了要用“分身术”来为他减负。而后者的例子以卡尔维诺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为张扬。在那部建立在“分身”基础上的作品中，生活原本平淡无奇的子爵被炮弹一轰为二。平分的两半分别代表对立的善恶。它们在小说中短兵相接，你死我活。
这些都还只是有形的“分身”。写作者更依赖和更擅长的其实还是无形的“分身”。的文学家早已经用的文学作品实践了这一魔法。《哈姆莱特》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石的悲剧。与它相关的一个经典问题也与父子关系相关：莎士比亚本人到底是哪个角色的原型，是那个一直犹犹豫豫的儿子（复仇者），还是那个始终忽隐忽现的父亲（受害者）？大多数人不思索地认定是前者，因为他是悲剧中的主角。而在小说《尤利西斯》中，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斯蒂芬却相信是后者。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从创作背景上说，这“国殇”似的悲剧来源于作者生活中的“家丑”（莎士比亚的妻子与他兄弟之间的暧昧关系）；从文本本身来看，悲剧和悲剧主角的名字（Hamlet）与莎士比亚的儿子的名字（Hamnet）仅一字母之差（对很多人而言，这还是发音很容易混淆的字母）。我的看法是以上两种看法的对立统一。我认为，死于悲剧之前的父亲和死于悲剧的儿子都以莎士比亚本人为原型，因为“tobe，ornottobe”显然是困扰莎士比亚自己的问题，而向兄弟复仇也出自莎士比亚本人的义愤。毫无疑问，支撑了整个西方文学正典的大师在悲剧的写作过程中对自己施行了“分身术”。
父子关系同样也是《尤利西斯》的基石。乔伊斯用这现代派文学的“镇店之宝”继续先师的“分身”魔法。整个小说的时间设定在“六月十六日”。这是乔伊斯与他的妻子次约的日子（现在也成了爱尔兰和全世界“乔”粉们的法定节日）。这一路标说明男主人公（也是小说中的“父亲”）布鲁姆的原型就是乔伊斯本人。但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也以“儿子”的形象出现在这部小说之中。而斯蒂芬更是以乔伊斯为原型的人物，这几乎是现代派文学的常识。很明显，乔伊斯在写作过程中也同样对自己施行了“分身术”。
“分身术”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很重要。以两部在台湾发表的长篇小说为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叙述者是一位居住在蒙特利尔的中年中国学者。他的许多特征让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读者都将我“对号入座”。而我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宣称自己是他的朋友扬扬——那个十三岁身亡的孩子的原型。我甚至提醒说，在“扬扬的妹妹”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个人生活的影子。事实上，小说中这三个“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典型人物都是从“我”这个原型中“分身”出来的。
而《一个影子的告别》中那个形联神散的家庭里也有三个格迥异的孩子：主人公X，他内向的哥哥W以及他外向的妹妹Y。细心的读者会发现，XYW正好是我名字汉语拼音的简写。这好像又是关于“分身术”的提示。
变化莫测的“分身术”就如同魔幻的时空一样，为写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是这精神的自由让语言能够乘着想象的翅膀在“可能的世界”中自由地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