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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以“锢之祸”为分水岭，身分官僚世族迅速走向衰落。西晋复兴，虽说是门阀世族在对寒门庶族的斗争中暂时获得胜利，但是，这时期世族所暴露出的腐朽贪婪的面目，并没有带来重振世族政治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苟延残喘而已。贾皇后囚杀杨太后，把西晋统治者所标榜的儒家孝道名教践踏得鲜血淋漓，“八王之乱”的骨肉相残，更把忠孝伦理和门阀世族葬送。
西晋之前的曹魏政权曾试图改变门阀的面，用“唯才是举”向世族发起强劲冲击，但曹操好施权术，为政苛细，人官上片面强调实用主义标准，甚至不惜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赤裸裸的法家政治，无于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和挽救颓败的伦理道德，却长了唯权是视的思潮，曹魏政权为其选用的寒族所出卖，被旧世族所推翻，亦属自食其果。
世族和寒族统治者都无法挽救东汉以来社会崩溃的趋势，而贪婪、腐朽和唯力是视、沆瀣一气，反倒加剧了社会的黑暗不公。乡里豪帅更使社会四分五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中国历的大分裂时代。
社会基层骤然兴起的乡里豪帅，且不论他们原来属于流民或地主武装，曾经起过抵抗民族压迫和保护乡村的作用，在重新统一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的进程中，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逐渐演变成为破坏统一的基本因素。而且，当强宗大族垄断乡里的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抵抗外来入侵已被日常的经济关系所代替，宗族共同体温情脉脉的面纱再也掩盖不了剥削压迫的事实。于是，政权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
社会阶层不能通过行政或暴力手段加以消灭。北魏孝文帝变宗主为三长，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制，逐步削弱了他们的独立和政治势力。
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体现出制度优越，经济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编户齐民。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在于消除分裂隐患，增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
。必须指出，这一进程是在与地方豪强既斗争又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的豪强进入政权之中，则门阀政治色彩必然浓厚。只有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把地方豪强从其所把持的乡村游离出来，转移到各个城市
里去，权力才能强有力地贯彻到乡村基层，实现一元化政治统治的目标。显而易见，隋唐帝国正处于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到宋代官僚政治的转型建制时代，问题深刻而复杂，任重而道远。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坞壁
兴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宗大族控制乡村的重要
支柱，还在于贯彻一系列体现共同体的理念原则。
这实际上包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蕴含着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政治清明，一定程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对人身权利的保障，把一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理念升华融入统治意识形态，才能使新政权获得稳固的基础。
换言之，在推进政治与经济统一的时候，还必须达成更加深层的文化统一。
隋朝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后，势必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总结，并开启一
代风气。艰巨的任务要求
隋朝统治者须具兼收并蓄的胸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对现实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进程。然而，与破碎山河几无二致的是，长期分裂
造成的道德沦丧和个人对社会的离异，使得文化重建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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