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母亲9787532789443上海译文

\"【目录】：
母亲1：1976年夏
婚礼之上
横渡
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母亲2：因斯布鲁克
哈文史前石墓
奔跑
门
约翰尼·金德姆
母亲3：伊娃

致谢
译后记\"

\"【精彩书摘】：1976年夏我的妈妈，还有那个夏天，总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那个因我撒谎而伤害了尼斯?霍夫曼的夏天。整整六个星期都是那么闷热，在外面晃整，也感受不到一丝微风。九月我就要十一岁了，可是炎热让日子变得如此漫长，我的生日似乎再也不会到来。我们公寓楼外草坪上的白桦树，像个哨兵矗立着，纹丝不动。树皮积着尘，树叶像破布一样垂着。日间没人的时候，世界就静止了。
今年春天，妈妈和我从斯德哥尔摩搬到了城外的这个新社区。一切都整齐划一，每个公寓楼外草坪上都种着白桦树。很多人都想住在斯德哥尔摩，但妈妈的男朋友安德斯认识地产公司的什么人。安德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搬离原来的房子，因为那里又小又破。他说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有活动的空间，且绿荫环绕。后来我才发现，他不喜欢我们的旧房子，只是因为妈妈曾和爸爸在那里生活过。当然还有我，但是爸爸很久以前就死了，那时我还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他挺好，后来病了，然后死了，”妈妈这样告诉我，“就这样。”说完，两手轻轻一拍，就像要拍去手上的面粉一样。我们搬去新房子，远离了父亲的幽灵，安德斯曾尝试唤我他的小姑娘，但他没能坚持太久。 *我们的楼是个很长的长方形，特别地白。一共四层楼，每层楼有四个楼梯间：A，B，C，D。我们住在二楼的4B。我卧室的墙壁上贴了张很大的世界地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些红色和蓝色的贴纸。红色贴纸用来标记我已经去过的，蓝色贴纸用来标记我想去的。贴了红色标签的只有丹麦和瑞典。有时我会把瑞典的红标签摘下来，因为感觉像在作弊，但早晚我又会把它贴回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蓝色标签数量渐增：法国，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巴西，美国，南斯拉夫。我挑选这些，或是因为我喜欢它们名字的读音，或是因为我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它们，或是因为我在妈妈的旅行指南中读到过它们，那是一本厚厚的平装书，我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一读就是几个小时。有些，比如日本，我只是单纯喜欢它的形状。
尼斯?霍夫曼也住在二楼，在我隔壁的楼梯间。他和我同岁，也没有爸爸。我们不仅是邻居，就连我们的卧室也是紧挨着的。我能看到他在窗户玻璃上贴贴画，从外面只能看到贴画白色的背面，但只看形状，我也能猜得出那是士兵、飞机和汽车。晚上有时我会起床，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努力听他的动静。
尼斯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漂亮的女人。她有一头金发，美得近乎冷酷。我真搞不懂，像她这样的人物怎么会生活在我们公寓楼这样乏味的地方。她似乎也被同样的想法而困扰：我从没见过她快乐的样子，但这并没影响她的美貌。我的妈妈也有她独特的美，但她似乎总在为这样或那样的事忧心，而这种忧心渐渐成了她脸上的细纹，而这些细纹却成了你看到的全部。我不爱照镜子，但当我这样做时，镜子里注视着我的是她的脸。的不同是，现在的我比当初的她更老了。
当我看到霍夫曼夫人和男人在一起时，我疑心他们是不是和安德斯一样坏，或者也许更糟。在夜里，偶尔我也会猜想，尼斯的耳朵也曾贴在我们之间这同一堵墙上，我们之间仅隔几厘米。我都能看到他的金发在房间里的一片黑暗中发着微光。
我并不是喜欢尼斯。他会像动物一样在小区里公寓楼之间疯跑，不是踩到花，就是撞到树。他会把干土泡湿，做成泥巴饼，去扔男孩子，然后伸着黑漆漆黏糊糊的双手，去追女孩子。我从不掺和这些游戏。我有时也和社区孩子一起玩，但不是尼斯。
，七八个小孩围在我家楼下的花坛里，或站着或跪着，不知在看什么。我从他们背后好奇地望进去，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着迷。
“是什么呀？”我问，他们挤得太紧了，我看不到。
就在这时，隐在人堆中间的尼斯忽然站起来，大家忙往后退，“就是这个！”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我，我只看到一团小东西向我直飞过来。我本能地接住了它：一只死老鼠。在我将它扔到地上之前，它在我手上停留了一会儿，它冰冷而僵硬，令人悚然，刺刺的皮毛上还沾着泥土。这种感觉黏在了我的手上。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笑。
“脏东西！”我冲尼斯叫道。
我哭着跑回家，在妈妈确定我其实并没有受什么伤后，我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好啊。”她说，然后离开了公寓。我跑到窗前，看她出门，去了隔壁楼梯间。那个晚上，我不需要把耳朵贴到墙壁上，也能清楚地听到霍夫曼夫人训斥尼斯的声音，尽管我很难把那粗犷嘶哑的声音和她的美貌联系在一起。就好像他们家还住着另一个女人，当有人该受到惩罚时，这个女人才会出现。后来，训斥声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坐在床上，把耳朵贴在凉凉的墙上。当我听到尼斯轻声抽泣时，我记得，我笑了。 *妈妈在附近的工厂办公室工作，安德斯每天开着他的旧萨博车去斯德哥尔摩上班，他的工作和城市电话线路有关。我曾问过他，他说这对于小女孩来说太复杂了。期我经常都是一个人，但我不在意。只要有书读，我从不觉得无聊。白天我经常在白桦树斑驳的树荫下看书，围着树干跟随着它的影子在草坪上移转。就好像坐在一个巨大钟面的中心，树荫先是扫过我们公寓楼长长的楼面，然后是邻近的楼群。死老鼠事件过去几天后，尼斯翻篇了。他装无视我，但我能看到他眼中那飞快的小动作，斜着打量我。伪装眼神这种事情，我可比他拿手多了。他大呼小叫着，在地上瞎扑腾——冲锋陷阵，扑——不过没多久，他自己也厌倦了这样的把戏，安静下来。沉迷在书中的我，抬起头时，发现他居然还在那儿，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的公寓楼。
“如果我能把这个扔进中间的窗口，你给我什么？”他拿着红苹果，咬了一口。
他盯着的是楼道里用于通风透气的落地窗，在那个夏天从早到晚一直都开着。
“那是我家外面的窗户。”我说。
“我知道，我们是邻居。”当他这么说时，我的脸发烫了。不知怎么地，我没想过尼斯会想到这个，没想到除我以外的任何人会想到这个。也许他真的也曾像我一样把耳朵贴在墙壁上，我想。也许我们真的曾在同一时刻偷听过对方的声音。“你会失手的。”我说。
“我不会。”“好吧，那就明一下。”“你会给我什么？”尼斯问。他想让自己听上去像是挑衅，但那语气却带了一丝哀求。这让我意识到我比他有。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
“你先明给我看，”我不思索，“的等等再说。”尼斯抬头望向窗户，退后几步，掂量了几下苹果。他右臂后拉时，左臂在身前伸出，直指他的目标。他使劲扔出苹果，苹果穿过开着的窗户直飞进去，就像是系在绳子上被拽了进去一样。苹果砸出一声轻响。尼斯转过身，咯咯地笑，我也笑了。
“我就说吧，”他说，“现在给我的奖励呢？”我把书放在身旁的地上，然后站起身。
“过来。”我说。
当尼斯走向我时，我感到鸡皮疙瘩皱入了我的皮肤，即便是在那样热的天。他站在我面前。我们一样高。
“闭上眼。”我说。
“为什么？”“闭上眼，就会得到给你的奖赏。”尼斯闭上眼睛，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触到他时，他缩了一下。
“闭着眼。”我说。他挤着眼闭得更紧了。我把嘴唇凑向他。我也闭上了眼，感觉有一浪东西从我身上通过。像在大热天冲进了冰冷的海。
就这样我们静止了几秒，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树一样。然后尼斯撤出。他看上去很震惊。他想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些许声音。他抬手擦擦嘴，猛地推开我，我倒在干燥的草地上。他跑了，在公寓楼的转角处消失了。
我没哭。也没想哭。当我看着我头顶上参差不齐的树叶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麻木。我拿起书上楼回家。苹果砸中了我家门外的墙壁。它爆裂了，墙上的污渍像是油漆弹的痕迹，白色的果肉粘在上面，溅了一地。在热气中它们已经开始发黑。我踩过它们，走进屋，径直去到我的房间，躺倒在床上。
看到尼斯的杰作，安德斯大吼。汪达尔人！他大喊着。冲进我的房间，眼睛发着光，问我知不知道门口那令人作呕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一下午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相信了。 *母亲和安德斯喜欢办派对，尤其是在那个夏天。他们是好主人，我猜，因为来了很多客人。整个公寓充斥着烟雾和细语，空杯子和瓶子像杂草一样冒出来，在桌上、地上、书架上。
播放的总是爵士乐，早上安德斯的唱片在唱机上高高摞起，像一圈圈的甘草卷。给唱片找封套，总能带给我巨大的满足感，我爱研究那些唱片封面。它们有些是音乐家的照片，有些是对专辑标题的描绘。我记得有张名为“昂首阔步”（CoolStruttin’）的唱片封套，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但我喜欢的还是那种与音乐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封套：灰色海面上的小帆船，穿过破碎窗户的阳光，大漠中的沙丘。我喜欢把这些唱片都铺在地板上，我坐在中间，然后迷失在这些图片中。
有派对的夜晚，妈妈会比平日晚些送我上床，但我依然很难入睡。炎热已经很难熬了，更闹心的是听到音乐和人声，我却不能身处其中。那个夏天较早的一次派对中，我蹑手蹑脚走到房间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卧室外的短走廊通往客厅，我可以窥见一丝光景，通过这条狭长的缝隙，我看到人们饮酒、抽烟、跳舞。
这种感觉很奇妙，像在从舞台的一侧看戏。那个世界于我而言是如此特别，所有人都显得见多识广、成熟老到。但当你长大，就会意识到，那个特别的世界，那个从门缝中瞥见的世界，完全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它从未如你想象一般地存在过。
但是倚在门边的那个夜晚，脸颊紧贴着门框，我看到了超凡脱俗的一幕：霍夫曼夫人正好站在了客厅的墙壁前，墙壁好像银屏，而她就像是投在银屏上的影像。她的刘海好像美丽面容的画框。她穿了身牛仔裙，一条铜拉链从领口直抵裙摆，配了双棕色皮靴。她身边的男人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穿身邋里邋遢的西服。她真是和他一起来的吗？他看上去就是个路人甲。他们托着酒杯，举着，彼此没有交谈，也没和人说话。然后霍夫曼夫人走出了我有限的视野。那个男人凝视杯中，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也随她而去。
看到霍夫曼夫人在我家，我很兴奋，想尽可能地多看她一会儿。我悄悄走出房间，沿着昏暗的走廊，向着客厅暗橙色的灯光走去。立体声音响中传出的音很是昂：那是小号声和狂乱的鼓点。再加上仿上百人喊叫的声音，一起在走廊中回响。那里可能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感觉像是一个部落，当我望向客厅时，我知道那正是高潮。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喊叫或是欢笑。一些人舞得很是狂野，随着小号的乐声甩着头，脸上的汗闪着光。三个男人围着音响凑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什么，每人手上都抓着张唱片。我没看到妈妈或是安德斯，但我并不慌张，房间里的气氛是如此欢愉，不用担心什么。每个人都在欢庆，或者说几乎每个人。沙发上，一对男女在轻吻，坐在他们身边的是霍夫曼夫人和她的同伴。沉默枯坐，他们仿正在寒夜里等待着末班车。
我在床上醒来，妈妈坐在我的脚边抽着烟。公寓里很是安静。我动了动，期待她转过头来，但是她完全没有反应。附近楼房里彻夜不灭的钠灯照着她的脸。她几乎没有表情，目光凝滞。我觉得她在思念父亲，甚至在和他交谈。让他知道我们过得如何。
我们很少谈及这些，她只会说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在天堂里爱着我，然后她就会转换话题。她给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但很谨慎。她给我看时我很激动，但我从未主动向她要求，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怎么可能任何时候想看就能看呢？这需要争取，虽然这神秘的奖励机制，是我无法理解的。
母亲过世后我曾期望在她的遗物中找到更多父亲的照片，但那真是的一张。我现在已经没有那张照片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照片中每一个细节：那是张黑白照片，有窄窄的白边，没有装框，在顶部有道折痕。父亲盘腿坐在码头上，裸着胸膛，穿着短裤和白色帆布鞋，眯眼看着太阳，露出一种痛苦般的微笑。他身后平静的黑色水域看上去很是深邃。同样我也没有她的照片。
派对过后第二天，再去问妈妈，坐在我床上时，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好像如果说出来，某种力量就消失了。再后来，妈妈被诊断出癌症，这些自然就被忘却了。你以为当死亡临近，你会提出一切重大的疑问，理清所有的头绪，但在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本来好好的妈妈，饱受病痛折磨，而药物甚至令她病得更重。她人虽然还在那里，却被遮盖了起来。当我们可以交谈时，我们只是谈些日常的事情，一些过后你再也不会记起的事情。现在我真希望我还能回忆起那些对话，哪怕只是一个呢。
*夏日炎炎。后来又有一些派对，不知霍夫曼夫人有没有参加，但我没再见过她。妈妈带我去斯德哥尔摩准备开学要用的物件：练习簿、铅笔盒、运动包。她喜欢早做准备，比人能早上好几周。她担心如果晚了就都没了。我时不时还会见到尼斯，但我们不说话，即便擦肩而过也一声不吭。他和男孩们玩战争游戏，给从花坛中捕获的小昆虫安排不幸的命运，在小区里四处飞奔，用棍子敲击墙面。而我只是坐着看书：一本书接着一本书，日复一日。
连几我谁都没见到。看来尼斯和人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去什么地方玩了。整片草地成了我的私人王国。我正坐在那里，享受这的孤独，一个男人走来。他是菲斯克先生，物业负责人。他是个胖老头，多数时间蜷在他的小窝里抽和喝黑啤。
“小姑娘，”他说，“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我抬头看他。他方方的眼镜反着阳光，白色的高光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在我面前蹲了下来。他闻上去像派对后的公寓，一种复杂而有趣的成人的味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伊娃。”“伊娃，对了。你是玛丽和安德斯的女儿。”“玛丽?杨森是我妈妈，”我说，“安德斯?希达隆不是我爸爸。”菲斯克先生道了歉，当时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但也许他只是在和这个的小女孩逗乐子。他问我是不是喜欢住在这里，是不是经常待在这栋公寓附近，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地。点了点头，有些紧张，不知他到底想问些什么。
“还有谁经常在这里玩呢？”菲斯克先生问。
“好些人。我该走了。”我说，但还没等我站起身，他把手按在了我的胳膊上。
“你见到有人做些不该做的事吗？你有没有看到谁向楼里扔东西？”我没作声。
“林布隆一家有几天没在家，回来时发现一片狼藉：门口一摊腐烂的水果。苍蝇。黄蜂。他们很难过。”林布隆一家住在我们楼梯间的顶楼。我很惊讶尼斯居然可以把东西扔得那么高。我倒是有些想偏袒他了。有那么一瞬，我想告诉菲斯克先生，是安德斯干的。告诉他安德斯每天晚饭后都会下楼来到这片草坪上，对准楼房的通风窗扔苹果玩。我看到菲斯克先生把安德斯赶出公寓楼，他被铐着双手，像个罪犯。但我也知道菲斯克先生不可能相信，所以我说了真话。“是尼斯。”我说。
“尼斯？”“尼斯?霍夫曼。”“尼斯?霍夫曼？你确定？”“是的。”我一边说一边走，“尼斯经常这么干。”我跑开了。跑到楼梯间门口我回过头，看到他还蹲在树旁，像个傻子一样盯着我。我讨厌他。“尼斯的。”我喊道，转身跑上楼。 *晚上我躺在床上，等着听霍夫曼夫人高声训斥。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因此惹上麻烦。我紧张得都想吐。我听到窗外垃圾箱盖子掉在地上的声音，随后一阵狗吠。
就像那个夏天的每一个夜晚，我房间里的空气黏稠得像果酱。房间里太黑，我已经看不清地图上的，但依稀可以辨出黑色的大陆板块：欧洲、非洲和美洲。当我盯着它们时，它们仿在黑暗中生长。我站在床上，把耳朵贴在光滑的墙壁上。我紧紧闭上眼，尽可能凝神聆听，但我只能听到我自己：血液在血管中嘶嘶作响，那些背叛的话语如鲠在喉。 *我甚至从未虑这种可能，也许往林布隆家扔水果的人并不是尼斯。就在菲斯克先生和我谈话的第二天，他敲响了我们家的门。我们刚坐下吃晚饭。安德斯照例正在抱怨，抱怨交通，抱怨政治家，抱怨工作中他身边的一群白痴。我没在听，满脑子想的就是夏天要结束了，学校要开课了。一整个期我已经习惯独处了，再和这么多人相处会很难。妈妈也在神游。你可以从烧焦的肉块和坚硬的土豆中尝到她的心不在焉。
“伊娃，我可以和你父母谈一下吗？”我打开门，菲斯克先生问道。他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谢绝了食物，接受了啤酒，他问我母亲和安德斯，我向他们提起过昨天“我们的闲聊”。
“她没有。”安德斯说，还对我皱了皱眉，这表情激发了我的恐惧。
菲斯克先生告知了我们的谈话内容，描述了林布隆一家旅行归来后的所见。“这不只是发生在这一栋楼，”他说，“到处都是，土豆、卷心菜、苹果，有时还扔石头。有人很忙啊。”“我们家也遇到过！”安德斯说，“有人就是猪。”他用手指戳着桌布，“你给他们一个挺好的地方住，他们呢搞得一团糟。”“安德斯。”妈妈说。他点了支烟，推开面前的盘子。
妈妈看看我，又看看菲斯克先生。“您应该不会认为是伊娃吧……？”她说。
“不，不！我只是想再了解一下她告诉我的情况。我有些困惑，想再确认一下。”“伊娃，你和菲斯克先生说过什么？”妈妈靠近我问道。
我看着自己盘子里的土豆。
“怎么不说话？”安德斯说，“说话，伊娃，回答你的母亲。”我说不出。我说不出我曾经说过的话。
“她告诉我说是尼斯?霍夫曼。”菲斯克先生说。
“噢。”妈妈说。她听上去有些伤感。
安德斯哼了一声，好像他早就知道了一样。“他这么顽劣，还不是她纵容的。”他说。他阴阴地凑近菲斯克先生：“你知道她……”他刚开口，妈妈就打断了他。
“她过得不容易，安德斯，你知道的。够了。”她现在听起来并不累。她的声音稳重而坚定。
安德斯耸了耸肩，颓然地靠回椅背。他闷闷不乐地弹了弹桌布上的裂口，像个小孩。一阵沉默。
“只是近我没见到他们，”菲斯克先生说，对于妈妈和安德斯之间的不愉快，他显然有些尴尬，“大多数人出门都会和我打声招呼，让我帮忙照看一下，但是霍夫曼夫人——从不不能肯定，但我在附近转悠时，他们总不在，没人见过他们。所以我想问一下伊娃，”他转向我，一字一顿地说，“她肯定，亲眼见到尼斯干了那事。”他们都看着我，等着我回答：胖胖的菲斯克先生，阴沉的安德斯，焦虑的我的妈妈，悲伤扭曲了她的脸。
*那夜醒来，妈妈正坐在我的床尾。窗外的灯光映着她的鼻尖和眼睛，这也是她在动的部分。一支在她指尖燃烧，但她没有把它送到嘴边。
“妈妈？”我轻唤，“妈妈！”她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不想回答。我又睡了，再次醒来她已离去。 *两天后霍夫曼夫人来我家。那是晚上九点多。我正蜷在椅子里看书。安德斯在看什么关于大选的电视节目——大选正好在我生日那天。妈妈在厨房餐桌旁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时不时地她会叫我的名字，我看过去，她手上举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胖乎乎的，一副受惊的样子。
“这是你八个月大的时候，”她说，过了一会儿，“这是在你卡勒叔叔家。”又过了一会儿，“你那么喜欢这双小鞋子。后来穿不下了，你哭得可伤心了。”这些照片在我看来全都一个样。
门铃响了，妈妈还没把门完全打开，霍夫曼夫人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她语速很快，透着怨恨。血涌上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在颤抖。我想立刻跑回房间，然后越窗而逃。但我发现自己站起了身，并在向我眼前的大门移动。
妈妈请霍夫曼夫人进屋，但她拒绝了。“两周前，”她说，“我收到这通告，都是关于尼斯的。他是怎样从哥德堡干下这些事的呢？”她一边说，一边在我妈面前挥舞着一张纸，“请你倒是说说看。”霍夫曼夫人越说声音越高。我看见尼斯站在她身边。他直视着我，但面无表情，好像我完全不存在。
两只手压着我的肩膀，安德斯把我押到了大门口。霍夫曼夫人指着我说：“她，就是她，她造谣中伤我儿子。”我以为妈妈会说些什么，告诉霍夫曼夫人不要那样跟我说话，但她只是哀伤地看着我。手上还拿着张我儿时的照片。
然后安德斯开始说话，我没听他在说什么。我看着尼斯，他继续盯着我。霍夫曼夫人和安德斯说了好一会儿话。后来，他晃着我的肩膀，让我说对不起，我说了。他们商定明天我和霍夫曼夫人一起去见菲克斯先生，向他讲明实情。我没告诉他们，我真的曾看到尼斯往窗口扔苹果。我什么也没有说。
当晚，我恍惚入睡时，觉得自己听到了墙壁那边的轻扣声。声音来自尼斯的卧室。我躺在床上等着再听一遍，考虑是不是也敲敲墙回应一下。犹豫之间，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按霍夫曼家门铃时，天气很是燥热。妈妈上班前来我房间，那时天刚亮，就已经有些热了。她说她失望。就这样，再没别的。她的责备比安德斯的来得重。安德斯只是在我房门口默默地站了几秒，然后一跺脚，甩门而去。
我刚按门铃就听到霍夫曼夫人下楼的声音。她显然是在等我。透过楼道门上的玻璃，我见她身穿一袭白裙配双棕色皮革凉鞋。这样的她应该在巴黎某大酒店，顺着楼梯步入大堂才对，而不是走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混凝土楼梯上。我记得那天早上，妈妈垂着疲惫的脸，看着床上的我。我想，那才是一张属于这里的女人的脸。
霍夫曼夫人打开门，尼斯也跟了出来，他穿着白衬衣黑短裤，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我从没见他打扮得这么精神。我穿的是随手从地上拿的一套衣服，牛仔裤的膝盖上还染着草色。去见菲斯克先生的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树上飘来的喋喋不休的鸟鸣像是嘲讽。我只想结束这一切，抓本书，再次消失。我看着地面，看着面前霍夫曼夫人迈动的纤细的腿。一路上她都牵着尼斯的手。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牵着我的手？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感受到一路上那份的孤独，甚至比当初更为强烈。后来，我就想，我已经超脱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触动我。她是谁，我想，这个困在城郊的迷人女子？还有这个她养育的小笨蛋，就算这次他是无辜的，但他肯定犯下过的罪。但当我站在那个的房间里，看着菲斯克先生，说我很抱歉我撒谎了时，我发现我的泪止都止不住。我哭泣时，眼前浮出妈妈焦虑的脸，这让情况变得更糟。但我哭泣不是因为我让她失望了。我是在为她哭泣，为她的处境：守着愚蠢的安德斯和他们愚蠢的派对。我是在为霍夫曼夫人哭泣，她根本就不想来这儿，我是在为尼斯哭泣，这个没有父亲的笨小子，当然我也是在为我哭泣，主要还是为我自己。我号啕大哭，霍夫曼夫人把一只僵硬的手放在我肩膀上，蹭了蹭，想让我平静下来。 *我开学前的那个周末，妈妈和安德斯开了那个夏天的场派对。整整，天空越发阴沉，黄昏时远处传来阵阵雷声。夜晚风暴将至，空气变得黏黏的。
音乐那么吵，睡觉是不用指望了。我醒着躺在床上，直到开始下雨。雨落下的声音像热锅里的油脂嘶嘶作响。我走到开着的窗前，往外望：白桦树落叶轻舞，我似乎已经好些年没看到这景象了。雨滴从窗台溅到我的脸上、胸前。水珠凉爽，空气清新。客厅里传来尖叫声和鼓掌声。因为下雨？我走到卧室门口，只看到混作一团的人群，叫人困惑，我轻手轻脚进入走廊，想找个好些的观察角度。其实我根本就不用这么小心：四下里一片嘈杂。窗户向着雨水倾泻的天空完全敞开，肆虐的雨声融入如水的钵声中，疯狂的鼓点纠缠着萨克斯和小号的音浪。欢呼还在继续，每次眼看要结束，又再次兴起。灯光很暗，比平时更暗，每个人都在跳舞，在这个局促的客厅中集体躁动。我看见一个男人像蛤蟆一样蹲在一个女人的脚下，甩着头，一脸怪相。女人的双手揉着头发，粗暴地把自己的头推来搡去。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女人在转圈，女人的腿环在男人的腰上，双手挥舞。还有一个男人在独舞，手指在空气中胡乱地划，随着音乐的节拍嘶喊：“对！对！”穿过杂乱的身体，我看到妈妈在房间的另一边。她闭着眼，抬起的头向着天花板。她衬衫上面的几颗纽扣松开了，现出了胸罩上的蕾丝。安德斯贴在她身后，双手抓着她的臀。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突然睁开，注视着我头顶上方的某个点。所有累积的悲伤都被冲走了。他们光彩夺目。这一刻她甚至比霍夫曼夫人更美。
她又活了两年，但我再没见过她有那样的神采。在我无法入睡的夜晚，又会出现在我眼前。这个女人她到底是谁？当然，她是我的妈妈，但那只是她的一部分，而我想了解她的全部。我可以去问安德斯，但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我也不认为他能够告诉我。能够像码头上的那个男人那样告诉我。所以我没有问，我只是铭记。铭记着并想象着。我想象她坐在我的床边，灯光勾勒出她的面容，如果灯光迄今依旧明亮，在与我面前的书桌相隔数百公里的地方。一支被遗忘的在她指尖消亡。她望着窗外，但她目光所至，我无从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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