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游说的故事9787504698391中国科学技术

章　　“有才之士”：1816 年《关税法案》
第二章　　“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问题”：1820 年“鲍德温法案”与1824 年《关税法案》
第三章　　“派宗旨的推动力”：1827 年“毛织品法案”与1828 年《关税法案》
第四章　　“计算联邦的价值”：1832 年《关税法案》与1833 年《关税法案》
第五章　　“悬在成败之间摇摇欲坠”：1842 年和1846 年《关税法案》
第六章　　“金钱至上”：1857 年和1861 年《关税法案》
结语
附录　1816 — 1861 年国会对关税的关键投票
文献来源

章“有才之士”：1816年《关税法案》1816年1月，当时受众广的杂志《奈尔斯周刊》预计，本届美国国会议程将围绕一个重大问题展开，即国内工厂应该继续发展，是依总期望而扩张，还是逐渐被淘汰出局？七周前，特拉华州的一群纺织品制造商就预料争论在即，慎重选派了他们之中的艾萨克·布里格斯（IsaacBriggs）负责“就本地区制造商公正合理的期望与国会成员进行沟通”。来自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得岛州的制造商也加入了这趟行动，布里格斯称他们为“有才之士”。此次行动的参与者还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工厂主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FrancisCabotLowell），一位手握大量人脉的竞争对手。本章将叙述这些游说代表走过的漫长之路，以及他们在该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将其作为本书关税游说的首例。
此次集体游说行动发生于1812年英美战争的背景下，国内民众普遍赞同关税税率上调，因而关税法案的敲定并未遭遇过多阻碍。各地制造商对于增加关税的联合呼声此起彼伏，不过他们忽视了两点：协调组织全国各地有序行动，并持之以恒地调动公众情绪来获得支持。在当时，派遣代表前往首都华盛顿进行游说这一行动实属革新，然而相较于其后的种种举措，游说在执行中仍然稍欠雄心。但正是因为制造商代表集体现身国会大厦的游说之举，开创了国会内外“有才之士”合作完成事务的先例，才有了此后多次游说行动。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案》标志着保护主义试行的开始，由此引发的争议则预示了此后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多场贸易。
11776年，美国在政治上宣布独立，然而贸易仍然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大西洋经济网络。法国大席卷欧洲的20年间，美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干扰，从而使雄心勃勃的美国人认识到推进自身工业化的必要。《奈尔斯周刊》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自豪的：“面对英法两国的复杂，我国选择了中立政策。，一场迟来的战争为我国指明了工业强国的新方向，越来越多的工厂奇迹般地涌现出来。”但1815年战争结束后，各国市场重新开放，急于脱手囤积货物的外商便有了倾销之机。英国政界期望恢复与前殖民地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因而支持继续将美国作为倾销地；对于此举，一位英国议员的解释是：“战争在美国催生了一批与以往情况格格不入的制造业，我国不惜承担战后首次出口亏损，为的就是令这些美国的新兴制造业供应过剩，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中。”这番话激怒了美国媒体，其中包括《奈尔斯周刊》。该周刊编辑宣称：“美国制造商精益求精，已取得出色进步；但他们还无法比肩那些更富有、更强健的欧洲企业。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需要的保护与扶持。”谁是《奈尔斯周刊》眼中值得保护的制造商？劳伦斯·佩斯金（LawrencePeskin）指出，法国大结束数十年后，“制造业”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曾经，“制造业”一词涵盖广泛的生产活动，包括手工艺和家庭制造；而如今，越来越多人将之定义为大规模生产活动，如工厂、铸造厂和磨坊的业务。类型的生产者仍然存在，保护主义运动将需要他们的支持，同时，也需要生产谷物、和羊毛的农民的支持。但进行大规模生产活动的工厂主才拥有保护主义运动所需的财富、余暇和人脉，所以才能赢得媒体编辑、政治家及其公民同胞的关注。此类企业家阶层包括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制造公司（BostonManufacturingCompany）的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等经营者。洛厄尔利用其亲自从英国偷学来的经营方案，在美国开创了工厂制来生产棉布；还有杜邦家族的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缪尔（PierreSamuelduPontdeNemours）及其儿子维克托·玛丽·杜邦（VictorMarieduPont）与埃勒瑟尔·伊雷尼·杜邦（?leuthèreIrénéeduPont），他们从法国大的战乱中逃离出来，来到特拉华州，从事和纺织品制造，较早就提倡扶持美国工业；此外便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的工厂主，他们都算是工业的早期核心推动者。在往后的时间线上，我们还会读到更多这类企业家。
这些制造商希望通过提高进口关税使境外产品的价格高于国内产品，从而削弱境外企业的竞争力。1789年，联邦颁布了美国部关税法令，将“鼓励和保护国内制造业”列为目标之一，但所征关税税率实际上远低于其取代的曾通过制定的关税税率。随后对关税法令的修订主要出于联邦的收入目的，对贸易保护产生的影响不大，直至1812年美国与英国开战，国会才将关税提高了一倍。当时，詹姆斯·罗纳德森（JamesRonaldson）在费城经营着美国的铸字厂，战争结束后，他致信部长提醒道：“大量进口商品塞满了国内市场，打压物价，延长企业信贷，因此我敢肯定，不出两年，80%的现存国内制造厂就会倒闭。但如果它们在战争结束之际就得到保护，那么在相同时间内，其规模将扩增至如今的两倍。”对于国内产业竞争力，宾夕法尼亚州几家厂的工厂主托马斯·莱珀（ThomasLeiper）也持悲观态度，他敦促自己拥护的议员：“你得维持双倍关税，我们制造商需要双倍关税。你更应该考虑到，如果我们被迫向英国购买大衣、向爱尔兰购买衬衫，那么我们就称不上独立。”正如莱珀在信中所称，修订关税首先是为了确保利益，其次是摆脱对外国竞争对手的依赖。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后，一位著名政客宣称：“实现独立，从而使人民温饱并国防，是每个迫切使命”，美国在实现这一抱负前，“只是英国的独立殖民地，是政治自由的贸易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认同这个观点。向来大力推进农业发展的杰斐逊如今敦促拥护者们“让制造业与农业携手并进”。1816年1月，他写下了一封被后世广泛流传的信，解释：“我们必须通过自主生产才能实现独立，过上理想的生活。因此，当下反对发展国内制造业的人，定然是想阻止我们摆脱对外邦的依赖——而我绝非其中一员。”再者，修订关税也是国库所需。尽管战时关税税率上升，但与英国对峙也使美国债台高筑，而政各级均已承诺偿还这些债务。那么要填补国库亏空，就必须使关税至少高于战前水平。综合以上考虑，在参议院于1815年2月15日批准《根特条约》后，众议院便迅速采取行动，为废除双倍税率展开部署。短短八天后，随着第十三届国会会议即将结束，赋税委员会约翰·W.艾普斯（JohnW.Eppes）提出动议：“在下届会议上，由部长汇报对进口货物、货品与商品全面征税的税则。”在该动议执行过程中，国会遵循了届国会议将财务领导权交到任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的先例。该动议未遭到任何反对，说明全体议员都认同，关税需要视国情而修订。
负责编写修订报告的人是时任部长亚历山大·达拉斯（AlexanderDallas）。他命令大西洋沿岸的海关征税员向自己所在社区的企业领导分发通函，征求商业情报以及适当税率建议，有条不紊地执行了任务。许多收到通函的人的确抓住机会提出了己见，但正如其中一人告诉朋友：“信息提供者有各自的利益或偏见，因此他（部长）收到的建议肯定是五花八门的。”达拉斯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些建议的影响，我们尚不清楚，但他在报告中承认：“在就关税问题获取的民众意见中，既详尽又准确的信息不算多；而且，提交给国会的报告结果必定是一种概要和估计，不是完整的结论陈述。”不过，达拉斯的努力表明，政策制定者愿意去了解国会以外的公众意见，这也为今后关税的信息收集工作开创了先例。

美国早期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路线之争。 游说如何从业余行动变为一种职业，并影响美国关税政策制定？ 为何关税会让政策制定者、制造商、分销商、西进扩张主义者与各阶层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争论不休？本书将以扣人心弦的叙述手法带领读者廓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