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后:自动化与未来工作9787500169338中译出版社

序
中文版序
前言
章 自动化话语
机器来了
忧虑重重
岗位
第二章 劳动力的全球逆工业化
生产率悖论
制造业产能过剩之弊
第三章 笼罩在停滞的阴影下
增长引擎失速
替代引擎的缺位
技术的影响
第四章 劳动力需求低迷
不计代价地工作
全球范围内的剩余劳动力
后工业低谷
第五章 “银弹”妙药
凯恩斯主义：弹药再上膛
无偿的津贴
局限之处
第六章 必要与自由
后学派
合作型公正
人人享有的自由时间
后记 变革的主体
注释
附录 怎样制造一支铅笔

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是经济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柏林洪堡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为《新左派评论》撰稿。研究领域包括1纪和20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失业和就业不足、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变迁等。

1.学部委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大学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程恩富倾情；经济研究所张旭作序。
2.深度解析工作岗位不足的，探索内卷时代的新出路；直击劳动力市场的僵局：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
3.荣登“科技评论很好英文书单”。
4.附赠作者近期新研究，供读者品读。
5.后社会是一种值得期待和展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商品、服务、信息都可以被人们无偿占有，货币也将不复存在。人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由于在后社会里，物质、能量、信息都大量的存在，并且存在自动系统，使人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即可获取日常用品和产品。

序（经济研究所 张旭）“机器人将会抢走我们的工作”——这是未来学家们发出的警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自动化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的确造成了工作岗位的变动，并由此带来了失业。亚伦·贝纳纳夫教授长期致力于失业问题的研究，他并不同意未来学家们关于自动化、技术失业和全民基本收入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后：自动化与未来工作》中，亚伦教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内容丰富，可以使读者快速了解自动化与失业关系的历史来源、争论的焦点以及左翼和右翼关于解决方案的问题，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对所面临的劳动力需求困境进行思考。 显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更便利的交往和更丰富的世界认知方式的同时，对机器挤压劳动力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事实上，这种担忧在人类进入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生产方式的变化方面，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是的一个典型特征。机器体系的大规模应用、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便捷只是资本追逐利润的一个副产品，尽管这个副产品在客观上使物质产出大大增加、生活更加方便，我们可以更加快捷地出行，甚至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真正得以普及；无现金时代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支付的方便；机送货也在部分地区得以实现……我们的生活的确更加方便和丰富了。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冰冷，甚至残酷的：技术的引入和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创造出来的财富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资本攫取了，不平等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亚伦教授用大量的统据说明了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这个真实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同意未来学家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技术变革的结果这一结论，而是认为产能过剩和技术能力过剩导致的长期停滞才是根本原因，这也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在于制造业引擎失速且未能找到替代引擎。亚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催生自动化浪潮这一预言显得颇为苍白无力。”尽管亚伦不同意自动化技术是导致失业的原因，但是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亚伦评价了不同流派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左翼提出的“通往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右派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的初衷不是为了消除经济不平等，而是让贫困群体满足于现状，不平等只会更加严重。左翼的方法，即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全民基本收入的发放金额也随之增长，直到这一替代分配机制成为所有商品、服务购买力的来源。亚伦指出，如果实消除不平等，就要确保从资产所有者手中争到经济控制权，“只有控制了生产，成功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决策权，实现资本罢市的失效，才能为我们扫除障碍，让我们一路迈向后的未来。”亚伦教授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在后社会的“资本”将被视为共同的社会遗产，这些社会遗产来自于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前提是必须围绕控制生产这一历史任务开展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突破，从而为生而为人所处的境遇赋予新的内容。
综观全书，亚伦教授是将的内在问题用材料进行了当代呈现。通过分析，隐晦地提出只有社会斗争才是解决劳动力需求下降和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出路，而不能依靠秉持着技术乌托邦理念的神秘主义者。但是作者对社会斗争如何开展，如何控制生产，怎样重新建构社会生活等一些核心和关键内容却语焉不详。事实上，亚伦教授指出，未来学家们关于自动化导致失业是一个虚的危耸听，这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未来学家们的社会改造方案的批评，也能够帮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思潮。只是作者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在分析了左、右两派的意见之后，自己也掉到了乌托邦陷阱之中，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改变人们的观念以及技术进步的作用，就能够实现资本家对资本的自我放弃，这到底是一种乐观的幻想还是悲观的无奈，就不得而知了。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写的英文版序言曾指出：“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中文版序机器人在抢夺我们的工作？如果翻阅过流行报刊或收看了科技类电视节目，你或许就会相信：越来越多的工人正被机器所取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此心存忧虑，当然这也合乎情理。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可思议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人们随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智能手机获取海量信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二维码变得无处不在，这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手机来完成更多事情：从订餐到预约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检测。数字工具在很多人的工作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平台技术应用于员工招聘和员工培训。各类算法被用于收集员工数据和消费者数据（这也让这两个群体感到自己时时处于监控之下），并根据这些数据作出商业决策。
然而，尽管人们谈论自动化灾难的迫近已有数年之久，但在如今，我们仍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即便是为的人工智能形态，也无法完成人类能够做到的大多数事情。而其首要原因并非仅仅是处理能力的欠缺；究其根本而言，技术本身仍然存在局限。计算机能够对大型数据集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所谓的“机器学习”），但它们仍然无法理解因果关系，也无法从分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旦离开高度可控的环境，机器便难以对物体进行持续的识和标记。它们既不能对人类予以可靠的回应，也无法辅承担诸多简单的任务。在软材料（如织物）的处理上，机器人也同样难以胜任。
这些因素也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智能机器大军未能给予我们关怀照顾的部分原因。恰恰正是在我们需要机器人帮的时候，必要岗位上却很少看到它们的身影；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由人类来完成，包括医院、学校、仓库、餐馆、超市和快递服务的正常运转，在此过程中，有人因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失去生命。2021年末及2022年初，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暂时的工紧缺，工人们借机纷纷退出岗位（辞职人数也创下了新高），并要求获得更高的薪资待遇。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将会很快被机器人所取代。
在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营造的表象（而不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技术变革）之下，企业中层管理者们似乎都已梦想成真：难以管理的工人们被企业老板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唯命是听的机器人。如果这一情况已经大规模地出现，那么我们将会从经济统据中发现据。诚然，在部分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企业中，劳动力转移的确正在发生；但相较以往，如今出现这一情形的企业数量更少，其推行速度也更为缓慢。与此同时，过去的十年中，在位居技术发展前沿地带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率一直在历史低点徘徊。换言之，相较于此前一五十中任何一个十年之期，过去十年间工人转行的速度都处于水平。这一现象也进一步明了机器人大军并未将工人从优质岗位驱赶到了劣质岗位。在全球很多，工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技术自动化给他们带来过高的转行压力，而是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够离开劣质岗位、转而投身优质岗位。很多工人，甚至包括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内，都在劣质岗位苦苦挣扎。他们通常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又导致了他们本已孱弱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恶化。 这些趋势让人们不禁对“技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不足”的论生怀疑。在书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造成我们今天所面临危机的原因并不是自动化驱动下每百分点经济增长所创造岗位数量的缩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继而导致了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经济陷入了持续的停滞。就业不足会令工薪阶层家庭深受其害，因此，微乎其微的经济增长也让他们的从中所得变得越加微薄。
我将会在书中阐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全球的趋势。在当今竞争极度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工业企业的往往难以获得回报，这导致了制造业部门高生产率活动的缩减。这一转变加速了劳动力市场中业已出现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人受雇于服务业岗位。服务业活动通常能够享受保护政策，从而得以避免遭受国际竞争的冲击。然而，服务业岗位的一大特征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位增长，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人工智能将会带动服务业平均生产率的提升；与之相反越来越多的工人转而走上服务业岗位，生产率增长率正呈现出放缓的势头。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后者也同样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对于这一问题，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恢复经济增长率的方式来恢复就业。政策制定者们已经竭其所能地鼓励企业加快扩大生产规模。各国降低了税率、发行了公债、放松了经济管制，并废除了劳动保护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均未取得成效。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历史低位。美国非但未能迎来私人的激增，反而遭遇了两次金融泡沫（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此后是21世纪个十年中期的房地产泡沫）；每次泡沫之后，经济增长都会出现进一步下滑。市场改革往往又会缩减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导致工人们处境愈加艰难。这些改革也长期伴随着不平等的显著加剧。
未来，鼓励私人的努力同样难获成功，以技术为重点的努力亦会如此。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公共资研究对于化解就业问题而言作用甚微。尽管私营创业企业常常被视为创新力量而备受追捧，但事实上是公共资催了互联网、触摸屏幕和全球定位系统（GPS）。虽然优步（Uber）的问世并非这些创新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这家公司却利用这些技术压榨饱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扰的零工求职者。很多企业将会继续想方设法加深工人们的工作不安全感，以便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剥削。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激进的行动来摆脱经济停滞的陷阱。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呼吁开展大规模公共，从而在投身绿色转型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对于此类拟议，关键的考量因素并不在于它们的推行能否够获利，而在于它们的推行能否创造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这些呼声无疑标志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在美国等一些，富裕的企业主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大规模的公共将会削弱这些经济精英的政治力量。
眼下的要务是通过斗争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的转型。我在书中提出，只有对资源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进行重大的重组，才能让后的世界成为现实。我们需要将过程置于集体控制之下，确保将其用于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非实现股东价值的化。我们有机会实现大部分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无偿供应。我们可以重新分配和减少工作，包括目前尚不属于正式经济范畴的工作，如家政工作和护理工作。这些变化将会开拓出一方自由的天地，在这里，人们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相较于此前任何的时代，现今的技术水平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目标。究就其本质，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社会层面的障碍，而非技术层面的障碍。

《后：自动化与未来工作》既为我们描述了值得期待的未来社会，那个人人享有接近自由的社会，又为我们指明了就业难与用工荒矛盾的症结所在。阅读这本书，我们不再因担心人工智能的飞展会取代人类而忧心忡忡，也不再因为认识不到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而郁郁寡欢，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结构失业的症结，了解到自动化的发展与未来工作的关系，对未来有希望实现的后社会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