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
章聪慧的少年
第二章解剖课
第三章公园道
第二部
第五章白德尔丁
第六章风沙星辰
第三部
第七章店中店
第八章店中店？续
第四部
第九章可能的一切
第十章白痴
第五部
十章绅士运河
第十二章会合点
唐娜•塔特的《金翅雀》读了就停不下来。
——李•佩斯（Lee Pace）
唐娜•塔特女士的书我也喜欢，新作《金翅雀》优选看。和她也聊过不少，是位相当风趣又有魅力的女。
——村上春树
《金翅雀》是每十年才会出现几部的那种珍品，这部璀璨的文学作品直抵心灵和意识的深处……唐娜•塔特的这部小说太特别了。
——斯蒂芬•金
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堆我正在读的或者希望能马上读的书，一般我会同时读好几本书。我正在读的是唐娜•塔特的《金翅雀》、玛娅•安琪罗的《妈妈和我和妈妈》和哈兰•科本的《想念你》
——希拉里•克林顿
一部优美的成长小说，一本直抵内心、能引发强烈共鸣的书，讲述了一个悲伤的男孩和一幅躲过劫难的名画的故事，人物刻画细致鲜活。
——普利策小说奖授奖词
你该把阅读《金翅雀》作为家庭作业。
——戴恩•德哈恩（Dane DeHaan）
去年每个人都在谈论这本书，现在你也可以读了。
——弗洛伦斯•韦尔奇（Florence Welch）
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金翅雀》，很好喜欢。唐娜•塔特创造的人物很好丰富，情节也很吸引人。
——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 Aitage）
你读过《金翅雀》吗？那本书写得太美了，接近是关于艺术和生活的。
——《傲骨贤妻》第6季第4集
我真嫉妒那些比我早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因为他们比我早享受到西奥这个人物和他的奇妙旅程。
——萨拉•杰西卡•帕克
荒谬带给人的不是自由，而是束缚。
——阿尔贝?加缪章聪慧的少年1外面十分热闹。时值圣诞，夜色中的运河大桥上彩灯闪烁。脸蛋红扑扑的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咔哒咔哒地行驶在卵石路上，围巾在寒风中飘拂着，圣诞树在车后座上颤颤悠悠。每天下午都有业余乐队演奏圣诞颂歌，纤弱的余音停在冬季的空中，弥久不散。
客房送餐服务员送来的餐盘被我弄得满目狼藉：太多的，从免税店买来的微温的伏特加。在那段忐忑不安、闭门不出的日子里，我就像囚犯熟悉囚牢一样，熟悉客房的每一寸地方。那是我次去阿姆斯特丹；我只了解客房，对市容市貌几乎一无所知。客房有种久经风吹日晒的阴郁之美，颇具北欧风情，宛如荷兰的微缩模型：粉刷过的白墙，新教徒的整洁，与商船从东方带来的奢华之风融合在一起。我毫无来由地花了好多时间，仔细观看挂在橱柜上方的两幅镀金装裱小画：一幅画的是农夫们在结冰的湖面上溜冰，旁边是一座教堂；另一幅画的是一艘帆船在冬季躁动不宁的大海上颠簸前行。这两幅画只是装饰的复制品，并无特别之处，可我还是仔细端详，仿画中蕴含重要信息，可以借此解开兰芒那些古老画家隐秘的内心。外面，雨夹雪拍打着窗玻璃，洒落在运河上。尽管屋里有华丽的锦缎和柔软的地毯，冬天的光线却依然透出一九四三年的寒意，让我不由想起那时的贫困和艰苦。那时人们喝不加糖的淡茶，上床睡觉时饥肠辘辘。
每天我趁天还没亮，赶在加班的旅馆职员上班、大堂人满为患之前，下楼去拿报纸。旅馆职员轻声细语，踏地无声，走来走去，冷淡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仿并未看到我，并未看到这个白天从不下楼的二十七岁美国男子。我尽量安慰自己，那位夜间值班经理（穿黑西装，留小平头，戴角质架眼镜）应该不是好事之徒。
《先驱论坛报》没有报道我的困境，不过整件事是登上了荷兰的各大报刊，只字不识的我看了大段外文只能干着急。“悬而未决的谋杀案”。“身份不详”。我上楼回到床上（衣服一件没脱，因为屋里太冷），把报纸在床罩上铺开。我看到了警车和犯罪现场录像的照片，但我连标题都看不懂，不过报上好像并没提到我的名字。看不出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外貌特征，或者保留了部分信息，没有向公众披。
因为怕冷，再加上抱病在身，我经常无事可做（我忘了带本书过来，还有保暖的衣服），只好把白天的大半时间消磨在床上。刚到下午三点左右，天好像就黑了。我经常在摊开的报纸窸窸窣窣的响声中，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清醒时的那股莫名的焦虑，在梦里也摆脱不掉：过堂审讯；行李箱在飞机跑道上爆开，我的衣服散落一地；我在没有尽头的机场走廊上匆匆跑过，去赶飞机，心里却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
因为发烧，我做了好些栩栩如生的怪梦，身体辗转反侧，出了不少汗。我几乎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不过在烧得凶的天晚上，我梦到了母亲：那是一个短促而神秘的梦，感觉更像是一次显灵。我在霍比的店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一片闹鬼的梦中空间里，那儿布置得挺像那家店——她突然来到我的身后，我从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身影。我一看到她，就被幸福感攫住了，身体就像麻痹了一般。是她，每个微小的细节都对，那些雀斑的位置也丝毫不差；她冲我微笑，样子美极了，她一点儿也没有变老，乌黑的头发，向上翘的滑稽嘴角；不像是梦，她的存在感充满整个房间，那样独特，那样别具一格。我很想转过身去，但知道不能那么做，我要是直接向她望去，就会违反她那个世界和我这个世界的法则。她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过来看我，我们的目光在镜中交会了很久很久，时光仿静止了一般。不过就在她想要开口说些什么时——话里似乎融合了快乐、爱意和气恼——一团雾气涌入我俩中间，我醒了过来。
2她倘若还活着，一切都会好得多。她去世时我还是个孩子。虽然从那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不过自从失去了她，我就再也看不到能指引我前往某个更加幸福的地方的路标，让我过上不那么孤单或者更适合我的生活。
她的死亡就像一道分水岭，划分出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承认这一点未免令我沮丧，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能像她那样让我感受到被爱的人。有了她的陪伴，一切都焕发出活力；她仿在身边洒下了迷人的剧院灯光，透过她的眼睛去看，一切都会变得比往常更鲜艳夺目。我记得，就在她去世的几个星期之前，我跟她一起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一顿夜宵。她突然抓住我的衣袖，侍者们排着队，从厨房捧出一个可爱的生日蛋糕，蛋糕上点着蜡烛，模糊的光圈在黑魆魆的天花板上摇曳着。然后他们把蛋糕放在那一家人中间，一位老太太带着满脸幸福的笑容，向身边的人致意，侍者们背着手离开了。只是一顿普普通通的生日晚餐，在闹市区的任何一家廉价餐馆都会看到，我能肯定，要不是没过多久母亲就去世了，我是不会记得这次晚餐的。不过她去世以后，我把这次晚餐回想了好多遍，也许我这辈子都会把它记在心里：那个烛光围成的圆圈，那个洋溢着平凡幸福的场景。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体会过那样的幸福。
她人长得也美。这并不重要，不过她的确是个美人。她刚从堪萨斯州来纽约时做过，不过她在摄影机前总是不够自然，因此表现欠佳。她的特质没能在胶卷上展现出来。
她是个别具一格的人，像她那样的人世间少有。我不记得自己见过跟她正似的人。她有一头黑发，白皙皮肤夏天会生雀斑，亮闪闪的眼睛是中国蓝色的。颧骨部位的斜面上，颇为古怪地融合了部落民的特质和凯尔特的暮色。有时候别人猜她是冰岛人。其实她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切罗基血统。她的老家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城镇，靠近俄克拉荷马州边界。她喜欢管自己叫“俄州人”，把我逗得哈哈笑。她就像赛马一样光彩照人，刚强勇毅。不幸的是，她那种混血的特质在照片上体现得有点生硬，显得冷酷无情——她的雀斑被化妆品遮住了，她的头发梳成垂在脑后的马尾辫，使她看上去就像《源氏物语》里的贵族。照片丝毫传达不出她的热情，她那欢快、出人意表的格，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地方。从她在照片里略显僵硬的样子不难看出，她有多么不信任摄影机；她整个人透出一种警觉、凶猛的气质，就像正在为迎接袭击做好准备。不过生活中的她并不是这样。她的行动敏捷得惊人，她的动作急促而轻盈，她总是坐在椅子边上，就像某种体态细长而优雅的湿地鸟类，随时都会惊起，飞走。我喜欢她搽的那种檀香味香水，那股香味既质朴又出人意表。我喜欢她俯身吻我额头时，浆洗过的衬衫发出的窸窣声。听到她的笑声，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放下手头的事，跟她一起走上街头。她每次出门，男人们都用眼角余光打量着她，有时候他们看她的那种样子让我感到有些不快。
她的死是我的错。别人总是劝我，说那不是我的错，但那就是我的错。只是一个孩子，谁能想到呢，可怕的意外，运气不好，谁都有可能碰上这样的事。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一个字也不信。
那件事发生在纽约，十四年前的四月十日。就连我的手都对这个日子心怀抵触。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让钢笔在纸上保持移动，把它写下来。这原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如今它竖在日历上，就像一枚生锈的钉子。
如果那一切都能按照原计划进行，那它会在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像我八年级那年其余的日子一样荡然无存，了无痕迹。那样的话，我对那天还会剩下多少记忆？很少，或者一点不剩。不过现实是那天早晨比现在还要清晰，就连空气中的湿意都令人难忘。夜里下过雨，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商店进了水，两个地铁站关闭。我们俩站在我们的公寓楼外面泡了水的地毡上，她喜欢、也对她满怀倾慕的门卫戈尔迪，沿着第五十七街倒退着走过来。他举起一只胳膊，吹着哨子叫出租车。一辆辆车飞速驶过，溅起股股脏水；胀满雨水的乌云在摩天大楼上方翻滚着，朝着一片片晴朗的蓝天飘去；在下面的大街上，汽车排放的尾气下面，泉水般潮湿绵软的风扑在人身上。
“啊，他的车有客人了，夫人。”戈尔迪用盖过街头喧嚣的嗓门喊道，给一辆出租车让路。出租车转过拐角，溅起水花，灭掉灯。他是几个门卫中身材矮的一个。他是个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生气勃勃的小个子，就像肤色偏白的前次轻量级拳击手普埃尔托?里坎。不过因为饮酒过度，他的面皮有些松弛（有时他值夜班时身上散发着珍宝威士忌的气味），他依然强健结实，动作敏捷。他总爱打趣，总是去街角抽烟休息。天冷的时候，他总是倒换着脚站着，朝戴着白手套的手上呵气。他用西班牙语讲笑话，把门卫逗得哈哈大笑。
“你们今天早晨急着出门？”他问我母亲。他的上写着“伯特?D”，但每个人都管他叫戈尔迪，因为他有一颗金牙，还因为他的姓氏“德奥罗”在西班牙语里是“金子”的意思。
“不急，有的是时间，没关系。”不过妈妈看上去颇为疲惫，头巾被风吹开了，她把它重新系好时双手有些发抖。
戈尔迪准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略为不满地觑了我一眼。我以一副躲避的姿态，倚在大楼前面的水泥花盆上，眼睛就是不肯看母亲。
“你们不坐铁吗？”他问我。
“哦，我们要去办点儿事。”母亲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些拿不准地说。通常我不怎么留意她的穿着，不过她那天早晨的那身穿着（白色风衣、粉色薄纱围巾、黑白双色平底便鞋）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法把她记成别的样子。
那时我十三岁。我不愿回想那天早晨我们之间有多么别扭，就连门卫都注意到了。平时我们总是有说有笑，不过那天早晨我们彼此无话可说，因为我受到了停学的处分。前，校方把电话打到她的办公室。她回到家时沉默不语，怒气冲冲。糟糕的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到停学的处分，不过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能肯定是因为比曼先生。他从办公室往教师休息室走时，从二楼楼梯平台的窗户向外眺望，可能刚好看到我在校园里抽烟。要不然就是看到我站在汤姆?凯布尔身边，而汤姆正在抽烟，这样同样违反校规。我母亲反感吸烟。她的父母——我很爱听她讲他们的事，可惜他们去世太早，我跟他们无缘相见——是和蔼可亲的驯马师，在西部四处游历，靠驯养摩根马谋生。他们情活泼，爱喝鸡尾酒，玩卡纳斯塔扑克牌游戏，每年都去参加肯塔基州的马术比赛，还总是把装在银质烟盒里，家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烟盒。后来有，外婆从马厩回到屋里时弯下腰咯起血来。打那以后，在母亲的少年时代里，前门门廊上，卧室始终放下来的百叶窗下，一直摆着氧气罐。
不过——正如我所担心的，这份担心并非毫无缘由——汤姆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校内的处境一直不妙。这是从几个月前父亲撇下母亲离家出走时开始的，或者说，从那时起变得愈发严重。我们一直不太喜欢他，他不在我们身边时，母亲和我要开心得多，不过他突然抛弃我们（没有留下钱、子女抚养费或今后的住址），让我们深感震惊和忧虑，上西区那所学校的老师为我深感遗憾，他们想要给予体谅和支持的心情是那样迫切，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个拿奖学金的学生——各种照顾和宽限，还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弥补机会。这样的纵容持续了数月之久，我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于是校方要我们——我和母亲——前去面谈。会面时间定在十一点半，不过因为母亲不得不请一上午，我们干脆早早出发，去上西区吃早餐（依我看，还会有一场严肃的谈话），她还要给一个同事买生日礼物。头天晚上，她不眠不休地忙到夜里两点半，电脑发出的光照着她紧绷的面容。她写了些邮件，尽量把无法在次日上午做的工作提前安排好。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戈尔迪用颇为激烈的语气跟母亲说，“我是受够春天和潮湿啦。没完没了地下雨——”他打了个哆嗦，把衣领拉紧，又看了看天空。
“我想，下午就该放晴了。”“嗯，我知道，不过我已经在盼望夏天了。”他摩擦着双手。“那时候，人们纷纷弃城而去，他们讨厌夏天，抱怨天气太热，可我呢——我就像热带的鸟儿，越热越觉得舒坦。尽管来吧！”他拍了拍手，回到街上。“告诉你我喜欢什么吧，那就是一进七月，这里就安静下来啦。人去楼空，静悄悄的，人都走了，明白吗？”他打了个响指，出租车急速驶过。“那时候就是我的期。”“那你在外面不热吗？”我那情冷淡的老爸很烦她这一点——妈妈爱跟侍者、门卫、干洗店里有哮喘的老头搭腔。“我是说，冬天起码还可以加衣裳——”“你是说冬天守门吗？我跟你说吧，那时候可冷了。穿多少衣裳，戴多少顶帽子都不管用。一月二月里，站在外头，就在这儿守着，风从河上吹过来。嗖嗖的。”我不安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盯着一辆辆从戈尔迪高举的手臂旁边急速驶过的出租车。我知道，十一点半的面谈之前是痛苦而漫长的等待。到了学校之后，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站着，不能让不慎脱口而出的问话，坐实自己的罪过。我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走进办公室之后，会跟我和母亲说些什么。“面谈”这个词，不免让人想起齐聚一堂的校方领导、各种谴责和低头认罪，说不定还会遭到开除。要是我失去了领取奖学金的资格，那可就惨了。爸爸离开之后，我们就一贫如洗，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我担心不过的，就是比曼先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发现了我去汉普顿那边找汤姆?凯布尔玩的时候，经常跟汤姆去闯空一的度屋。虽说是“闯”，但我们并没撬锁，也没搞任何破坏。汤姆的妈妈是房产经纪人，我们是拿她挂在办公室挂架上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的。我们只翻了翻壁橱和梳妆台抽屉，不过也拿走了一些东西：冰箱里的啤酒、一些Xbox游戏碟、一盘DVD（李连杰演的《狼犬丹尼》），还有总共九十二元左右的现金：皱巴巴的五元和十元的票子放在厨房的罐子里，大把零钱是从洗衣房里的衣服口袋掏出来的。
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觉得恶心。我有好几个月没跟汤姆一起出去了，不过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比曼先生不可能知道我们闯空门的事——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但我的想象力却在惶恐中肆意狂奔。我打定主意绝不告发汤姆（虽说我无法确定他没有告发我），不过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未免有些不太妙。我当初怎么就那么蠢呢？非法闯入是犯罪行为，是要坐牢的。头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我望着雨水伴着时强时弱的阵风拍打着窗户，心里琢磨着万一要对质，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不过我连他们掌握了哪些情况都不清楚，又该如何辩白呢？
戈尔迪长叹一声，垂下手，回到母亲身边。
“真叫人难以置信，”他对我妈妈说，一边用疲惫的眼神留意着街道，“水都漫到苏荷区了。你听说了吧？卡洛斯说，联合国那边的一些街道堵住了。”我愁眉苦脸地望着成群结队的工人纷纷走下横穿城区的公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窝闷闷不乐的黄蜂。我们往西走一两个街区，说不定能更容易打到车。不过我和母亲都知道，我们要是就这么走了，戈尔迪准会不高兴。不过就在这时——太过突然，我们吓了一跳——一辆亮着灯的出租车从另一侧车道滑行过来，带起一片下水道味儿的污水。
“当心！”戈尔迪说，往边上一跳，出租车猛地刹住车。这时他看到母亲没拿雨伞。“等一下。”他说着冲进大堂，跑到他搁在壁炉旁边的铜罐那里，他把别人遗失的伞都收集到这个铜罐里，下雨天再分给众人。
“不用了，”母亲喊道，把手伸进包里，摸索着那把白底花纹小折叠伞，“别麻烦了，戈尔迪，我已经准备好了——”戈尔迪奔回路边，在她身后关上出租车门。然后他俯体，敲了敲车窗。
“祝你们过得开心。”他说。
3我自认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挺善于观察），在写下所有这一切时，我很想写有一片阴影悄悄飘到我的头顶。但当时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只担心一件事——学校里的面谈。我打电话告诉汤姆我被停学时（我打的是普通电话，还压低了嗓门，母亲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他好像并不怎么惊讶。“瞧，”他打断我，“别傻了，西奥，那事没人知道，他把嘴巴闭严了就行。”还没等我想出什么话来，他说了句“抱歉，我得走了”，挂断电话。
在出租车里，我尝试摇下车窗透气，结果未能如愿。车里的气味就像一直有人在后座换尿布似的，也像有人拉了大便，然后喷了很多椰子味空气清新剂来掩盖，闻起来有股防晒油味。车座油腻腻的，用管道胶带打着补丁，车子的减震器几乎毫无作用。每次车子轧到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我的牙齿都会碰在一起咯咯作响，挂在后视镜上的那些宗教饰物也会碰在一起：有各种徽章，一把在塑料链子上跳舞的小弯剑，一位缠着头巾、留着胡子的上师，他用犀利的眼神盯着后座，手掌高举，作祈祷状。
我们乘车行过公园大道沿线，一排排红色郁金香仿立正待命。出租车里，宝莱坞流行歌曲——开得很小，有如细不可闻的呜咽——跌宕起伏，释放出催眠效果，但刚好在我的容忍限度之内。树木刚刚发芽。达戈斯蒂诺披萨店的年轻送餐员，格利斯泰德超市装满食品杂货的手推车；脚踩高跟鞋、从事行政工作的女在人行道上迈着匆忙的步子，拽着身后满脸不情愿的幼儿园孩童；一名身穿工装的工人把沟里的垃圾扫进长柄簸箕；律师和经纪人伸出手掌，皱着眉头仰望天空。出租车猛烈颠簸着驶入大道时（母亲看起来惨兮兮的，紧紧地抓着扶手，稳定身体），我望着窗外那些在工作日闷闷不乐的面孔（神色忧愁、身穿雨衣的人在人行横道线上阴郁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一些人一边用纸杯喝着咖啡打着手机，一边左右张望），尽量不去琢磨自己会遭遇什么厄运：没准儿跟少年法庭或监狱有关。
出租车突然猛地一转，拐到第八十六街。母亲跌到我的怀里，抓住我的胳膊。她面色苍白，汗涔涔的，就像鳕鱼一般。
“你晕车吗？”我问，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麻烦。她脸上挂着我再熟悉不过的悲哀表情：嘴唇紧抿，前额的汗水散发着光亮，呆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正要开口说点什么——这时出租车在红灯前面来了个急刹车，我们的身体随之前倾，然后往后倒去，结结实实地撞在后座上。她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坚持住，”我对她说，然后凑过去敲了敲油腻的有机玻璃，把司机（一位缠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吓了一跳。
“听着，”我透过铁栅喊道，“没事，我们在这里下车，行吗？”锡克教徒——他的面孔映在挂满饰物的后视镜里——直勾勾地望着我。“你们想在这里停车。”“是的，拜托。”“可这儿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地址。”“我知道。不过没关系，”我说着，回头看了看母亲。她睫毛膏花了，看上去有气无力，在包里翻找着钱包。
“她没事吧？”出租车司机有些担忧地问。
“没事，没事。我们要下车，谢谢。”母亲用颤抖的双手取出一团看上去有点潮湿的钞票，把钞票从铁栅递过去。锡克教徒伸手接过（他无奈地移目）。我钻出车子，为她扶好车门。
母亲走上马路牙子时，脚底绊了一下，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你没事吧？”我怯生生地问她，出租车快速开走了。我们是在第五大道北段，旁边是公园对面的豪宅。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擦了擦前额，捏了捏我的胳膊。“呼。”她说，用手掌给脸庞扇着风。她的前额亮晶晶的，目光还是有些涣散，神态有点像是飞行路线被大风吹偏的海鸟。“抱歉，还有点晕。谢天谢地，咱们下车了。过会儿就没事了，我只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好了。”街角的风挺大，四周人流如织：穿校服的女学生边跑边笑，绕过我们；保姆推着精致的婴儿车，车子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宝宝。一位步履匆匆、律师模样的父亲紧贴着我们走过去，他拽着年轻儿子的手腕。“不，布雷登，”我听见他跟男孩说，后者迈着大步，想跟上父亲的步子，“你不应该那样想，还是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更重要——”我们挪到路边，躲避一名大楼管理员用桶泼到楼前人行道上的肥皂水。
“告诉我，”母亲说，用指尖揉按着太阳穴，“是因为我晕车，还是因为那辆出租车难以置信的——”“脏？是不是有点像夏威夷热带牌防晒油和婴儿粪便味儿？”“说真的，”她往脸上扇着风，“要不是一次次刹车和启动，我原本不会有事的。我一开始还好好的，突然就受不了了。”“为什么你从来不问问，你可不可以坐到前排？”“你这话听起来真像你爸爸说的。”我尴尬地移目——因为我自己也听出来了，是有点儿像他那种“我早就知道”的讨厌腔调。“咱们走到麦迪逊大道，找个地方让你坐着歇歇吧。”我说。我都快饿死了，那里有一家我喜欢的餐馆。
可她摇了摇头，身体好像痉挛了一下，她好像突然想吐。“空气。”睫毛膏在她的眼睛下面晕染开来。“这里空气好。”“好吧，”我说，话说得有点太快，我急着表现自己好说话的一面，“怎么样都行。”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随和一些，但母亲——她还是感到一阵阵晕眩——听出我言不由衷。她仔细打量着我，想摸清我的心思。这是我们陷入的又一个恶习，都怪她跟父亲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习惯了揣摩对方的心思。
“怎么啦？”她说，“那里有你想去的地方吗？”“嗯，没有，”我说着，后退了一步，大为惊讶地环顾四周。尽管饥肠辘辘，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使子的资格。
“我很快就没事了。等我一分钟。”“要不然——”我心里既犹豫又不安，什么是她想要的，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咱们去公园坐坐？”她点了点头，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好吧，”她说，我觉得她说这话的嗓音像极了童书女主角玛丽?波平斯，“不过得先等我喘过气来。”我们朝第七十九街的路口走去，路边是经过精心修剪的花木，配有铁艺花边的笨重大门。天色暗下来，变成一种工业化的灰色。风势很大，就像茶壶冒出的滚滚热气。街道对面，靠近花园那里，画家们摆开摊子，摊开画布，把他们用水彩画的圣帕特里克和布鲁克林大桥固定好。
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我的心思转得很快，脑子里想的全是我面临的麻烦（汤姆的父母是不是也接到了电话？我之前怎么就忘了问他呢？），还有我和她到了餐厅后，我早餐吃些什么好（西部煎蛋卷、家常炸食、腌熏猪肋肉；她应该会点平时吃的东西：烤黑麦面包、水煮蛋、一杯黑咖啡）。我没怎么留意我们走到了哪儿，然后我意识到，她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她没有看我，而是望着公园。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一部有名的法国电影，我不知道那部片子叫什么名，电影里面的人走过狂风大作的街道，说了好多话，但彼此之间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交谈。
“你刚才说什么？”我迷糊了几秒钟之后问道。我加快脚步，追上她。“多试——”她看上去吃了一惊，好像刚才忘了我的存在。那件白色风衣在风中飘舞着，将她衬得更像长腿鹮了。仿她马上就要张开翅膀，飞向公园。
“多试什么？”“哦。”一时间，她表情茫然，然后她摇了摇头，像孩子那样尖声笑起来。“不，我说的是时间错位。”这话有些古怪，但我明白她的意思，或者说，我自以为明白——她是说时间断断续续，就像一阵颤抖。在人行道上陷入恍惚的几秒钟，感觉就像时间的片刻停顿，或者电影里被剪掉的几帧画面。
“不，小家伙，我是说这片街区。”她拂乱了我的头发，我歪着嘴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小家伙”是我小时候的昵称，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名字了，我也不喜欢别人弄乱我的头发。不过虽说我有些局促不安，但见她情绪有所好转，我心里还是挺高兴。“我一到这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不论什么时候，我一来这儿，就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十八岁，刚从大巴上下来。”“这里？”我有些怀疑地说，任由她牵着我的手，平时我是不会这样的。“这可真奇怪。”我对母亲在曼哈顿度过的青春时代相当了解，她的活动地点离第五大道很远——在B大道上，一家酒吧前面的摄影室里。流浪汉在那儿的门口过夜，酒吧灯光洒在街头，有个叫莫的疯老太太置法律于不顾，在顶层的封闭楼梯间里养了十来只猫。
她耸了耸肩膀。“对，这儿的样子跟我早看到时一模一样。就像穿过时光隧道。下东区那里——嗯，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总是日新月异，那里总让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我跟它的距离总是越来越远。有时候，我早晨醒来，会觉得夜里仿有人来过，重新安排了沿街的店面。老餐厅关门了，原先是干洗店的店面新开了一些时髦酒吧……”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近她总是对时光流逝大加感慨，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日快要到了。我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套路啦，前几天她这样说过，当时我们俩一起把公寓翻了个遍。我们在沙发垫子下面，还有外套和夹克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要找出足够的零钱，给熟食店的送餐员结账。
她把手抄进大衣口袋。“这里没怎么变。”她说。她的声音很轻，但我看到她的眼神有些蒙眬。显然，她昨晚没有睡好，这都怪我。“你看过上城公园之后，会觉得那是这座城市依然葆有一八九〇年代风貌的少数地方之一。格拉梅西公园也是，格林尼治村也有那么点意思。我次来纽约时，感觉这片街区就像把伊迪斯?华顿的作品、《弗兰妮与祖伊》与《蒂凡尼的早餐》融合在了一起。”“《弗兰妮与祖伊》写的是西区。”“对，不过当年我傻傻的，没搞明白。我只能说，这里跟下东区大不一样，那里的流浪汉会在垃圾桶里生火。周末的时候，这里可迷人了——逛博物馆——在中央公园独自游荡——”“游荡？”她说的好多话在我听来，都有股外国味儿，“游荡”听起来就像她小时候用的驯马术语。没准儿是骑着马懒洋洋地前行的意思，速度介于慢跑和小跑之间。
“哦，你知道，就是像我平时那样走来走去。那时我很穷，袜子上还有窟窿，靠喝燕麦粥充饥。信不信随你，有些周末，我经常走到这里。省下地铁费，回去时坐车用。那时候，付车费还不是卡片，而是代币。进博物馆还要交钱，交的好像是‘建议赠’。那时候，我还是满有胆量的，或许他们可怜我，因为——哦不。”她变了腔调，戛然而止。我浑然不觉地超过了她几步。
“怎么啦？”我转过身，“出什么事了？”“刚才感觉到了什么，”她伸出手掌，仰望天空，“你没感觉到吗？”就在她说话的当儿，天色暗了下来。每一秒钟，天色都在变暗。风把公园里的树吹得哗哗作响，在乌云的映衬下，树上新长出来的叶子显得又嫩又黄。
“天哪，真叫人意想不到，”母亲说，“要下大雨了。”我们驻足街头，往北望去，但看不到出租车。
我又牵起她的手。“走，”我说，“咱们去另一边碰碰运气。”“请勿通过”的交通灯正在闪几下，我们很不耐烦地等着。碎纸屑在空中飞舞，在街头翻滚。“嘿，那里有辆出租车。”我望着第五大道说，话音刚落，有个商人举着手跑到路边，交通灯一下子熄灭了。
街道对面的画家们赶忙用塑料布蒙住画。卖咖啡的小贩拉下售货车的卷帘窗。我们匆匆穿过马路，刚走到对面，一滴硕大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零零星星的褐色圆圈——彼此隔得很远，有十美分硬币大小——开始在人行道上一一闪现。
“哦，见鬼！”母亲喊道。她在包里翻找雨伞——那把伞一个人用都嫌小，更别说是两个人了。
这时雨落了下来，大片冷雨横着扫过来，大风在树梢翻滚着，把对面的遮雨棚吹得猎猎作响。母亲想撑开那把坏掉的小伞，费了不少力气，却徒劳无功。街上和公园里的行人拿报纸和公文包遮住脑袋，快步登上台阶，躲进博物馆的门廊，那儿是街上能避雨的地方。我们俩撑着那把不怎么结实的粉白条纹雨伞，跑上台阶，有些喜气洋洋之态。快快快，我们那副样子不像是要冲进博物馆，更像是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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