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岁月/吴尔夫作品集9787020147748人民文学出版社

《岁月(精)/吴尔夫作品集》无目录

作者简介

前言
《岁月》是弗吉尼亚·吴尔夫于一九三七年完成的一部编年史小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吴尔夫曾给妇女服务协会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使她情绪激动，随后她决定写一系列探讨社会问题的随笔。于是，从一九三二年起，她开始写一部“随笔小说”，决定让随笔中的辩字和小说中的场景描述互阐发。但是随笔部分后来被放弃了，小说部分则继续写下去，就成了现在的这部《岁月》。小说写成之前，吴尔夫曾担心它会失败，这一度几乎使她的精神陷于崩溃。但是等到该书出版以后，人们给予了它较高的评价，才让她感到担心纯属多余。
《岁月》是吴尔夫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倒数第二部小说。实际上，她的部小说《幕间》写成后还没修改完，她就投水自尽了。因此，《岁月》这部经过她反复修改的作品，在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便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吴尔夫后期在小说理念上的成熟，也是她在长篇小说写作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成功实践之一。以时间为背景，来捕捉人的瞬时经验和表现人的心理状态，一直是她所苦苦追求的。吴尔夫在阐述她的创作观点的重要《现代小说》中这样说：“任何方法，只要表达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们是作者)，或使我们更加接近小说家的意图(如果我们是读者)，它就是正确的。”而在小说中采取编年史的形式，对她来说正是为了接近她心目中“生活的本来面目”。吴尔夫从很早的时候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并且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对她来说，历史并不仅仅是由重大的事件（如战争、灾难和特殊的庆典等）构成的，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应该只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他们的活动方面，相反，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同样是构成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更强调关注历史本身的连续，而主张将突发事件置于历史记录的边缘。但是毫无疑问，构成这种连续的必然是具有建设的家庭生活和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是在《现代小说》中，吴尔夫又说：“看看一个普的心在一个普通日子里的经验。心灵接受无数的印象——琐碎的、奇妙的、易逝的，或是刻骨铭心的。它们来自各个方面，像无数原子不断地洒落；当它们降落下来，形成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重要时刻来自这里而不是那里；因此如果一个作家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写自己选择的东西，而不是他必须写的东西，如果他能依据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常规来写作，那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常规形式的爱情、利益或灾难，也许没有一颗纽扣是照邦德街的裁缝的习惯缝上的。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直到意识终结。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无论它表现出何种反常或复杂)，尽可能少混杂外部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所以打破传统的框架，避开习惯的概念，顺着意识的层面去捕捉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瞬间，就成了吴尔夫后期创作所极力追求的东西。正是这种追求赋予了她这些作品一种现代特征，同时也成就了她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的地位。
在《岁月》中，吴尔夫没有像过去的作家那样以某个人物或事件作为叙述的中心。编年史的结构形式决定了时间是小说的基本主题，它不但把帕吉特家族的三代人串联了起来，又通过家族的连续把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英国生活联系了起来，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历史连续的理解。这样既避免了传统叙事中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过分挤占篇幅，影响作家对生活细节的展现和人物内在精神的捕捉；同时真实的时间场景（小说中的时间跨度近五十年），又可以免去对历史背景做过多的交代，使注意力充分放在对众多的人物（而非某一个中心人物）生命瞬间的把握上。在自我角色的定位上，吴尔夫拒绝做道德准则的代言人，也不愿意充当精神的向导。作为一个作家，她更愿意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对话，一起思考。这样，当生命的瞬间不断闪现的时候，作品背后的意义却变得模糊了。所以作为读者，我们就不能期待按某种固定的模式去理解它。
一
如果说生命就是每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所拥有的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吴尔夫在《岁月》中想引起我们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生命的历程应该有怎样的形态?小说的故事开始于一八八○年春天的一日，它从埃布尔·帕吉特上校的家庭写起，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场家族晚会给故事画上了句号。作者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的概念提到了一个高度上，在对变化莫测的天气和匆促奔忙的人群做了概括的描写以后，她用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拉开了故事的序幕：“日轮月转，岁岁年年，犹如探照灯的光，连连掠过天空。”类似的慨叹在后面的叙述中还会反复出现，特别是当故事中的时间出现了跳跃的时候，这样的表述几乎成为一种提示时间连续的语言标记。比如一九一○年的开头几句就是这样写的：“在乡下，这是极其平常的，流年似水，日月如梭，把翠绿变成橙黄，把青草变为收获，这就是悠悠岁月中的。”而与时光的持续形成对比的则是人的变化。埃布尔家的七个孩子纷纷长大，各自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叔叔和姨妈家的孩子们也各自走着和他们不同的道路。小说精心地描绘了一系列场景，在其中人们你来我往，会面聊天，思考梦想，并在岁月的磨砺中日渐衰老。他们各自都确定了自己的角色，都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姿态。爱德华成了教授，当上了学院院长，功成名就，但终生未婚；莫里斯如愿以偿，当了律师，并有两个孩子(佩吉和诺思)；马丁本来一心想当建筑师，但却被送去当了兵；埃莉诺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但却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吉蒂曾经对农业感兴趣，但在父母关于上流社会妇女的虚观念的禁锢下，还是违背自己的天和好，做了贵夫人；米莉和玛吉均结婚生子，沉溺在家庭生活中；迪莉娅和萝丝反抗精神，前者倾向于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后者曾因参与政治而进过监狱。对此，吴尔夫并没有做任何评判，她只是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让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来相互质疑，相互否定，以充分地展示各人的心态，从而勾画出一个特定阶级的青年在特定时代中对生命形态的选择过程。但是，吴尔夫并不满足于一味的冷眼旁观。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她借曾在战场上经受过死亡的考验，并在非洲经营过农场的诺思的视角，对这个伦敦上层社会家庭圈子里的生活观提出了质疑。在这里，人们谈论的不是金钱就是政治，要不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话，或者是无聊的奉承和挖苦。在觉得“礼仪可疑，宗教死亡”的诺思的心目中，伦敦的生活与他格格不入。他一心想弄明白在自己的生活中，“在别人的生活中，什么是坚固的，什么是真实的”？在经历了战场上的厮杀和农场生活的艰苦以后，他觉得听晚会上的年轻人谈政治，“就像听一所私立小学的小孩子乱弹琴”。他对他们所谓的正义与自由的含义也表示怀疑，“如果他们想改造世界，他想，干吗不从原处，从中心，从自身做起”？在这里，两代人的观念出现了裂痕。甚至也可以说，历史在认识的层面上发生了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维多利亚时代已成为过去，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开始变得靠不住了。在诺思的眼里，晚会上的“埃莉诺和爱德华都自得其所，手下有果实，显得宽容、自信”。他觉得对他的长辈们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已经辉煌过一时：但对他来说，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则需要过“另一种生活，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不是歌舞杂耍场，不是震天响的传声筒；不是成群结伙、穿戴整齐、跟在领导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循规蹈矩。不是，从内心做起，让外表形式见鬼去吧”。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影子。它关注的不再是自我的家庭生活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把注意力放到了公众生活和社会问题上。这从诺思对晚会气氛的反抗（在晚会上，他觉得压抑、沉闷），对这种家族聚会的质疑（“这里只有‘大学学人’和‘公爵夫人’，还有什么‘人’字号的名堂呢?”），以及对两位姑姑（米莉和玛吉）谈话内容的否定（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她们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血肉，她们需要用原始泥沼裸露的爪子加以保护……那我们怎么能变文明呢”?）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当然，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并非完全，过去的生活在佩吉的眼里就显得“是那么有趣，那么安全，那么虚幻——八十年代的过去；对她来说，它的虚幻美妙无比”。但埃莉诺则对她说：“你们的生活比我们有趣得多。”这同样暗示着两个时代的距离。
生活本来就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无规则可言的。所以，在小说中，埃莉诺就曾自思：“事物不可能勇往直前……事物一晃而过，事物千变万化……而我欲往何方?何方?何方?”而在战争的夜晚，在玛吉家的地下室里，她又再一次向尼古拉斯问道：“我们怎样才能改进自己……生活得更加……生活得更自然……更美满……”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就是，人们从生活中所能期望得到的限度的东西是什么?对于此类问题，吴尔夫似乎只是设法提出，她并没有打算做出具体的回答。她在《现代小说》中有一段分析俄国小说的文字，能充分地说明这种态度：“俄国人的心灵如此博大，悲天悯人，它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可避免地会是极度的悲哀。更准确地讲，我们应该说是它没有得出结论。没有，只看到如果诚实地考察，生活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它们只能留到故事结束，一遍遍地回响，无望地追问，这种感觉让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许还夹杂着一丝怨恨。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他们无疑比我们看得更深远，没有我们这种严重的视力障碍。”这种态度决定了她在小说中采取了一种隐匿的立场，造成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思绪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不受任何控制。人物的意识和思维完全是呈散状发展的。这就允许他们对生命问题展开多角度的思考。
二吴尔夫虽然不愿意对一些问题做出正面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批判的立场。在小说中，她对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美德和精神气质表示了肯定，但同时又对这一时期的妇女观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这可以以埃莉诺为例加以说明。吴尔夫对她做了为详细的描写。在小说中，她精明能干，多才多艺，喜欢冒险，有同情心和奉献精神，具备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妇女的诸多优点。一八八○年埃莉诺次出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是帕吉特家的长女，“二十二岁左右，不是大美人，但长得健康，尽管这会儿很累，却生快”。这时她的母亲即将死亡，父亲已经年迈，弟弟妹妹们大都年幼，所以她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管理家庭的责任。然后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只见了她日渐衰老的过程。而时间回报她的却不仅仅是衰老，还有那种被历史所抛弃，因错失了人生车程所引起的迷惘感。一九一七年，在一个有空袭发生的夜晚，她去看望堂妹玛吉，因感受了玛吉的家庭生活，在回家的路上，“她怨恨起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无常，因为它们把她扫地出门了——从这种种机遇中清除了”。多年以后，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这种感觉得到了加强：“我的生活一直就是别人的生活……我父亲的生活，莫里斯的生活；朋友的生活；尼古拉斯的生活……”从这儿开始，吴尔夫对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妇女的这种理想化要求提出了批评。埃莉诺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缺乏自我和没有真实生命的女形象。虽然她一直试图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起居室中挣脱出来，并不断地在寻求生活的意义，但也没能挽救自己的生命被虚耗。除了对这种理想化的虚幻生命进行否定外，小说中还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的姑娘们所受的禁锢之深度。这种禁锢既源自家庭生活的沉闷，也因为女孩子们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缺乏正式的职业，从而更加深了这种灾难。小说透过埃布尔家的几个女儿，揭示了缺少职业使这一阶层的女孩子们变得琐碎浅薄，而封闭的家庭生活又使她们陷于狭隘和嫉妒。在小说中，吴尔夫还揭示了封闭的生活怎样使女孩子被诱导着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比如吉蒂），或者变得愚昧无知（比如米莉和玛吉），或者习惯地隐匿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埃莉诺和萝丝）。
除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生活的关注外，吴尔夫还对这一时期的男值观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男的自我中心主义、自命不凡和夸夸其谈等方面。小说塑造了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格受到扭曲的青年男子爱德华的形象。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把对表妹吉蒂·马隆的自然感情强压在心中，并试图通过顽强的工作和学习来转移它，这样发展的结果，使他变成了一个对女人缺乏吸引力的感伤的理想主义者。当爱德华在读书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的表妹的形象中，甚至都羼和着书本中的安提戈涅的影子，而不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女人。他这种因训练而形成的感情特征在本质上是自我反、自我崇拜的。所以，若干年以后，当他功成名就地出现在迪莉娅主办的家族晚会上时，侄子诺思却觉得“他有副身子已被吃掉、只剩下翅膀和外壳的甲虫的神情”。他的表情，他说话的语气，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训练形成的，没有一样代表着他自己。“他把头一扬，活像一匹马在咬马嚼子；但他是一匹老马，一匹蓝眼睛的马，他的嚼子不再给他带来苦恼了。他的动作是习惯使然，并非由感情左右。”他虽然和晚会上的人不同，不谈政治和金钱，但他“身上有种的东西……有种密封起来、确定了的东西”，这使他的生命不再具有活力。同时他所受的教育和所获得的成就感，把他变成了“一个有了固定态势的人，他再也不能从中脱身，放松放松”了。这种生活使他变得虚荣、，只要有别人的赞扬、教授的头衔和院长的职位，就足以补偿他长期单调乏味的辛苦劳作了。
除此之外，吴尔夫还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仪式进行了批评。小说对生活仪式的描写态度十分暧昧，在吴尔夫看来，它既是生活的内容，又是生活的表象，带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真实的似乎只是人们的感受。所以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人们对岁月艰难的感叹：在一九○八年，当成年后的萝丝向她的哥哥马丁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一次割腕的经历以后，马丁便感慨道：“孩子们过的生活多么可怕!”同样，在一八九一年，当他们的父亲埃布尔探望他们的婶婶欧仁妮时，欧仁妮也曾对他说：“人们好苦啊!”这才是生活本身的滋味。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佩吉在晚会上的一段心理活动很有深意：“她听到伦敦的夜声从远处传来；一个喇叭在嘟嘟地叫，一声汽笛在河上哀鸣，那些遥远的声音，它们引起的对这个世界漠然置之的世界的暗示，对黑夜里在黑暗的中心劳苦的人们的暗示，使她把埃莉诺的话重复了一遍，在这个世界上很快乐，与活人在一起很快乐。但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她问自己，一个人怎么能‘快乐’呢?每个街头的每一张海报上都是死亡，或者更有甚者——专制；残暴；折磨；文明的没落；自由的终结。我们在这里，她想，只不过靠一片叶子庇护，它也难逃毁灭的厄运。”这多少动摇了我们对生活仪式的看法。
那么，在分析了上面的这些质疑和批评以后，我们不禁要问，生活本身到底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呢?小说中尼古拉斯的几句话也许就是我们惟一的：“各人就是各人的蜗居，各人有各人的十字架或《》；各人有各人的炉火，各人的老婆……”这使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袭人说过的一句话：“从此以后，各人各得眼泪。”所以人生是没有固定的套路的，我们只能像吉蒂一样，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这也许是我们从《岁月》应该读到的内容。
周绚隆二○○二年六月一八八○年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春天。天气乍暖犹寒，阴晴不定，大地上空总有蓝云紫雯飘荡。在乡下，农民瞅着田野，忧心忡忡；在伦敦，人们望着天空，雨伞时而撑开，时而合上。然而，四月份，这种天气倒是在意料之中的。在惠得利商行，陆军商行，海军商行，成千上万的店员这么说着，便把包得整整齐齐的商品递给站在柜台那边、穿着荷叶边衣裙的太太小姐们。西区是无穷无尽的购物大军，东区是络绎不绝的办事人员，他们在人行道上招摇而过，宛如行进不止的旅行团——对那些有理由驻足，比方说，寄一封信，或者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一家俱乐部窗前盘桓一阵的人来说，情况似乎就是这样。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有活顶四轮马车，有维多利亚马车，有双轮双座出租马车，因为春季才刚刚开始。在僻静一点的街道上，乐师施舍一点微弱的、多半是忧伤的曲子，于是在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的树林里应和或滑稽模仿之声随处可闻：麻雀嘁嘁喳喳，画眉突然啼啭，脉脉含情但又时断时续。广场上的鸽子在树梢上扑腾，碰落了一两根细枝，反反复复哼着那支总被打断的摇篮曲。午，穿五彩缤纷的带裙撑的衣裙的淑女们，身着礼服、拄着手杖、别着康乃馨的绅士们，把大理石拱门和阿普斯利宫的大门堵得水泄不通。公主来了，她经过时人们纷纷举帽致敬。住宅区长街两边的地下室里，头戴便帽、腰系围裙的女仆们在准备茶点。银茶壶从地下室曲里拐弯爬上来，搁在桌子上，童贞女和老处女用自己曾经消除过伯蒙德西和霍克斯顿广场的伤痛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出量茶，一匙，两匙，三匙，四匙。太阳一落，千千万万的小煤气灯，样子宛如孔雀的翎斑，在玻璃罩里打开了，但人行道上却留下大片大片的黑暗。灯光与霞光融为一体，同样都辉映在圆形池与蛇形池平静的池水里。出门用餐的人们，坐着双轮双座出租马车，趁车小跑过桥的当儿，把那迷人的夜景尽收眼底。月亮终于升起来了，它那锃亮的银轮尽管不时地被一丝丝云彩遮暗，但依然宁静地、严厉地、甚至冷漠地闪现出来。日轮月转，岁岁年年，犹如探照灯的光，连连掠过天空。
午餐过后，埃布尔·帕吉特上校坐在他的俱乐部里聊天。既然坐在皮扶手同伴都是他的同道，也就是当过兵、当过文职公务员、现已退休的一些人，于是他们便说起昔日的笑话，说起从前的故事，回味他们在印度、非洲、埃及的过去，随后，便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现在。那就是有关某项任命，有关某项可能的任命的问题。
突然间，三个人当中年漂亮的一个俯身向前。昨天和他一起吃午饭的是……这时说话者的声音变小了。其余的人都向他凑过来；埃布尔上校随便挥了一下手，把正在撤咖啡杯的仆人打发走了。有几分钟光景，这三个有点歇顶、有点灰白的脑袋一直凑在一起，后来埃布尔上校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埃尔金少校开始讲他的故事时，那股曾经闪现在他们三个人眼睛里的好奇的光，已经完全从帕吉特上校的脸上消失了。他坐着，凝视前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似乎有点儿迷糊，仿东方的光辉犹在其中；眼角皱着，仿那里的灰尘仍未消失。突然有个想法袭上心头，使他对别人的话兴趣全无；说真的，他都有点讨厌这些絮叨了。他站起身来，向外望着窗子下面的皮卡迪利大街，他把悬在手里，俯视着形形色色的车顶，有公共马车的，有双轮双座出租马车的，有维多利亚马车的，有货车的，有活顶四轮马车的。他完全是个局外人了，他的态度似乎在说：他再也不会染指那些事务了。他站着凝神注视，阴云开始笼罩他那红润英俊的面庞。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他有个问题要问；他转过身去问；但他的朋友已经走了。这一小撮人已经散开了。埃尔金正从门里急匆匆地出去；布兰德过去跟另一个人攀谈。帕吉特上校闭上了嘴，对他要说的事儿只字不提，又转向窗口俯视皮卡迪利大街。街上熙熙攘攘，似乎人人都有个目标。个个都急匆匆地前去践约。甚至坐在小跑过皮卡迪利大街的维多利亚马车和布鲁厄姆轿车里的太太小姐们，也有什么事干。人们正在返回伦敦；他们正要安顿下来，安度这个季节。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季节可言；因为他无所事事。他妻子快死了；但还没有死。她今天好一点；明天坏一点，新来了一名保姆；情况一直就这样。他顺手拿起一份报纸，一页一页翻了个遍。他瞅着科隆大教堂西边正面的一幅图画。他又把这份报纸扔到别的报纸中间。过些日子——这是对他妻子死亡时间的委婉说法——他就要扔下伦敦，他想，住到乡下去了。但这里有房子；这里有孩子，这里还有……他的脸色变了；不满情绪少了点；但还是有点儿诡秘和不安。
他竟还有地方可去。就在他们闲聊的当儿，他对这种想法一直耿耿于怀。他转过身来，发现他们走了，这想法就成了他拍在自己伤口上的镇痛膏。他想去看看米拉；至少米拉会高兴见他。所以离开俱乐部以后，他没有朝东拐，因为那是忙人去的地方；也没有朝西拐，因为那是他在阿伯康街的住宅的所在地；而是抄那几条硬道穿过格林公园朝威斯敏斯特走去。绿草如茵，树叶抽芽；小小的绿瓜，酷似鸟爪，从树枝上冒出来；处处亮光闪闪，在在生机勃勃；空气清爽，沁人心脾。然而帕吉特上校对青草树木却视而不见。他大步流星，穿过公园，衣服扣得严严实实，双眼直视着前方。不过，当他来到威斯敏斯特时，他停下了脚步。他一点也不喜欢这块地方。教堂这个庞然大物，把小小的街道压在身下，沿街的房屋又小又脏，窗户上挂着黄唧唧的窗帘，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卡片，街道上，卖酥饼的似乎总在摇铃，小孩子尖声怪叫，在人行道上跳粉笔画的房子。他每次走到这里，总要停下来左顾右盼一番。然后突然直奔三十号，按响门铃。他耷拉着脑袋等人开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他不想让人看见他在门前台阶上站着。他不喜欢等着叫人请进门。当西姆斯太太请他进去时，他并不喜欢。房子里总有一股味儿；后花园的一根绳子上总是挂着脏衣服。他走上楼梯，闷闷不乐，脚步沉重，进了起居室。
那里没有人；他来得太早了。他把房间扫视了一圈，心里十分反感。鸡零狗碎的小玩意儿太多。他觉得格格不入，一面屏风上画着一只翠鸟正往一些香蒲上面落，他伫立在屏风前的罩着的壁炉前。觉得自己太高大了。楼上的脚步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是不是有人在她那儿?他一边听一边心犯嘀咕。外面，孩子们在街上尖叫着。脏乱；差劲；诡秘；过些日子，他自忖道……但门开了，他的情人米拉走了进来。
“哟，老鬼!”她惊叫一声。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她毛头毛脑的；但她比他年轻得多，确实很高兴见到他，他想。小狗冲着她蹦跳起来。
“露露，露露，”她喊着，一只手抓住小狗，另一只手拢着头发，“来让老鬼叔叔瞧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