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护士的故事9787556196湖南人民

【目录】

作者手记
序 值得悬命一生之事
1 静脉之树 001
2 你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3 世界的起源
4 呱呱坠地后
5 生存之战
6 我左肋下的某处
7 生活处处惊奇
8 小事爱9 人之骨
10 于是我们奋力前行
11 日暮之时
12 死亡总有两种
13 孩子的身体逐渐温热
致 谢

选段1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是看着一个孩子由外到内身体变紫，然后变黑，然后失去手指、脚趾、胳膊或腿。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是看到血液检查的数据，知道它们意味着一个生命即将终结；同时一位母亲问你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关掉生命维持机。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是护理一个大脑严重损伤的孩子，必须要在他的颅骨上钻一个洞，让多余的液体流出，同时注意不要让肿胀的大脑一起流出来。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是护理一个无法停止运动的运动障碍儿童，他一直在抽搐和持续紧张，伴有严重的肌肉痉挛；同时了解到这种障碍将伴随他终生，且是由于麻疹感染造成的——他的父母说孩子没有接种MMR疫苗，问你这是不是他们的错。
在儿科重症监护室，艰难的是撤除护理；也就是说，主动拿掉让婴儿继续存活的那些东西。移除生命。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艰难的是得知那个在幼儿园被一块肉噎到后心脏骤停的孩子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但由于大脑缺氧，在接下来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内，孩子的大脑将会肿胀起来。几乎可以肯定，孩子将大脑受损，无法再走路、说话或微笑。 艰难的是护理一个感染爱泼斯坦—巴尔病毒的孩子，孩子的皮肤会异常脆弱，即便在上面敷上一层保鲜膜，再贴上纸板温度计，且无论你多么小心，再触碰到，皮肤依然会剥落。孩子的皮肤剥落了一层，护士的心也剥落了一层。 办公室里的艰难，是怀里抱着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他孤身一人，因为他的新领养人无法离开孩子，而他的生母又下落不明。三个小时前你才刚刚见到他，可现在你抚摸着他的头发，看着他在你怀里咽下口气。 这意味着要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和儿科重症监护室一般悲惨的所在。我们在英国和西方儿科重症监护室护理的孩子——所有孩子——也会在地方死去。
选段2我爸爸已经来到生命的边缘，但步履十分缓慢。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能够多拥有一小时、一秒钟的时光。他服用了太多，视力已经模糊，而且很难长时间保持清醒。但当他清醒时，他会和妈妈去海边看浪花、阳光和鸟儿。在行将就木的几个月里，他看到的日出和日落比他在前六十三年生命中看到的加起来的都要多。日出日落变得很重要。他接受了姑息放疗法，而我忧心忡忡。我想让他的眼睛里始终充满落日的余晖，让他可以一直和我妈妈十指紧扣。我想闻他的气味，想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埋进他的套衫，感受我们彼此的气息——千万段记忆和似水流年。坐在即将去世的爸爸身边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我又回到了四岁的时候，靠在他的肩膀上，让他指星星给我看，给我讲它们的故事。然后是十四岁，我和男朋友分手，他在我埋头哭泣的时候抱着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抱着自己的女儿给他看，他乐开了花，无论那之前还是之后，我从没见他那么开心过。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海边。通常，在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把原本要玩的棋盘推到一边，在沙发上美美地睡一觉，放着杯盘狼藉不管。但这是爸爸的个圣诞节了。我们知道，因为化疗、姑息放疗和类固醇都已经不起作用。我们知道。 海边很冷；爸爸的嘴唇接近蓝色。他怕冷。有一次，他在撒哈拉沙漠里穿了件针织套衫，虽然那衣服“有点扎人”。而且现在是冬天，这里是爱尔兰海，来看它的人又是一把老骨头。但我想再拍一些照片。我故作镇定地摆弄着大相机，装寻找贝壳，偷偷拍下他的照片，捕捉他眼睛里的颜色。随着光线的变化，他的眼睛也由灰变蓝，再变绿。 我想捕捉他眼睛的颜色，捕捉更多的时光。姑息放疗法可能会再多给我，一星期，或一个月。但我不想用勺子给他钉棺材，那太慢了，他的眼睛会失去光彩。他会失禁，会痛不欲生，会渗出体液。我见过太多，而我没法避而不见。我们不需要战争或惨烈的交通事故来提醒我们生活有多可怕。癌症足矣。
“上来。”我爸爸拉开床帘，向谢丽尔示意。 她笑了，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然后继续低头写她的日志。 “臭不要脸。”他们相视而笑。
这是我爸爸在人世的天，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但谢丽尔知道。当他选择回家时，她也跟了过来，在卧室附近守着，偶尔会下楼喝茶或打个电话，再或是当我进去探望时给我们空间；但当我哥哥或妈妈进去时，她也会一起进去。她没有和我讨论任何有关护理的事情。今天，我是她的患者的女儿。她经常搂着我的肩膀，在帮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时候让我先出去。在走廊里，我可以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和笑声。 我坐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和谢丽尔，以及他们的互动，努力思索我做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的意义。妈妈和哥哥都在楼下。我想象妈妈一定正在哥哥的怀里哭泣。谢丽尔护理我爸爸的时间比以前更久。我看着她的眼睛，却不忍看爸爸。他从来算不上高大，癌症让他变得小了更多。他的皮肤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个人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并非黄色，而是蜡黄，凹陷的眼眶周围一片灰蒙蒙。他听不见了，现在需要用听器，说什么都大喊大叫。他尝不出味道了，这是糟糕的部分。“我可能已经死了，晚餐是什么味儿我都不知道。”他很喜欢看美食杂志，虽然从来不会照着上面的菜谱做菜：摩洛哥蒸羊肉、芝士舒芙蕾、骨髓浓汤康沃尔多宝鱼配芹菜、法式洋葱汤。“你知道，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酒焖仔鸡，一顿都没做过。”他大声说。 “但你做过法式鲜橙鸭，”谢丽尔回应说，“少放黑莓，所有菜都一样。你跟我说过你的手艺。你做过好多了不起的菜。”我跟谢丽尔讲起我们的童年，回到我们在斯蒂夫尼奇的简易住房，找到我爸爸打回来挂在门框上的野鸡，或带朋友回家玩，发现我爸爸正在煮羊心杂碎，再或是他每天晚上去配菜点挑选我们晚上吃的蔬菜。哥哥和我小时候很讨厌擦洗胡萝卜上的泥，渴望有能够在家里看到更干净、农药含量也更高的塑料袋装胡萝卜。我说话时，爸爸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但他有意思的睡觉还是一如往常：胳膊悬在半空，手放在额头上，尽管手每次落下来他都会惊醒。他在喃喃自语，呼吸变得平稳。
我说完话，谢丽尔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我想我们该让你妈妈上来了，到这边来。”我不想点头。我不想知道谢丽尔暗示的是什么。爸爸已经快要不行了。我能看到他的呼吸正在变慢，他变得躁动，然后一动不动。但我还没准备好让他走。我没准备好。 “这里真舒服，”她说，“天气真好。”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会让爸爸的眼睛不舒服。但我能看到太阳沐浴在金色的天空中，一群鸟儿在云层里翩翩起舞。我能听到海鸥在屋顶上的声音。 爸爸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就要走了。妈妈抱着他，哥哥抱着他，我抱着妈妈。现在没有痛苦了。只有尊严。只有慰藉。我想象不出更好的退场方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话说完，也可以对说不出口的闭口不谈。妈妈有时间看着他，他也有时间注视妈妈。我们哭了，然后笑了。直到秒，他都把握着自己的生命。事实明，在去世这件事上，爸爸干得不赖。是妈妈教会我如何充实地度过一生：带着喜悦、情感、宽容和真实。但爸爸教会我如何优雅地退场。他以幽默的、富有尊严的、完全没有恐惧的方式离开了。尽管身体萎缩，但他的灵魂却随之慢慢扩散开来，直到充溢在世间的所有空气中。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害怕。我看着爸爸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徒劳。我想把妈妈和哥哥推开，按压他的胸骨，想要让他的心脏重新搏动，想要像我接受的训练那样去做，用尽全部力气，让他像我帮过的很多人那样苏醒过来。但我不能帮我的爸爸。因为今天，我不是复苏护士。我连护士都不是。我是个女儿。这很痛苦。一切都很痛苦。 我看向窗外，尽我所能紧紧抱着妈妈，直到她站起来，哥哥抱着她。此刻，天空已由金色变成深邃、不可思议的蓝。天上没有月亮。我把头靠在爸爸静止的胸膛上，努力想听到他的心跳。什么都没有了。 爸爸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写第二部小说《女人为王的地方》的段。合同已经签完，我需要校阅草稿，而由于满怀悲伤地照顾爸爸和妈妈，我已身心俱疲。我和孩子的父亲十二年的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破裂，我没法想象比现在更糟糕的时刻。但我想写下我需要说的话，那些必须说的话。我不知道作家是怎样工作的，但我无法把自己和作品或角色分开。我就像《E.T.》中的小埃利奥特，和主角之间有心灵感应，知道他们的感受。我的角色会变得很真实，以至于我可以梦到他们，和他们说话，而他们甚至会和我吵架。但今晚正好相反：我的角色需要体会我的悲恸。日后我会和编辑吵架，关于结局如何必须修改，以及没人会买一本主角会死在结尾的书。但编辑会感觉到我有多需要这样来书写。我的部小说《远方的小小太阳鸟》从根本上说是关于生存的：有的家庭能够挺过各种难关。但这一部小说关于午夜。蓝黑色的、狰狞的、无月的午夜。有的家庭就是无法挺过去。
没过几天，我就回去工作了。我麻木了。浑身发冷。“如果我现在不回来，那可能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我向主管解释，她担心我回来得有点早。但那天我接到的个紧急呼叫就是去肿瘤科。肿瘤科病房比医院的地方都要安静。护士们动作缓慢、周到，说话都压低声音。这里的患者家属更多，三五成群，眼睛肿着，外套一直穿在身上。走廊两侧有大约十间病房，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护士站，各种专业医护团队的成员可以在里面翻阅内容多得不可思议的病历记录。在这里忙碌的有疼痛缓解小组、感染控制护士、组织活护士、理疗师、丧亲护理专家、血液科医生、肿瘤科医生、放科医生……医院的牧师在病房进进出出，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穆斯林、基督徒，为所有过着好日子和坏日子的人祈祷。 护士站的左边是另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主病房区，这里的病床被床帘隔开，患者家属坐在塑料椅子上，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大多秃顶，身体随着癌症的发展而萎缩，身上连着点滴架和输送吗啡的注器驱动装置。走廊尽头有一个患者家属房，医生和护士会到这里告知坏消息。他们在这里尽可能表现得专业，他们明白，直截了当的语言是人们在麻木和浑身发冷时能够理解的语言。“你的丈夫昨天晚上去世了，我很抱歉”从来都不会被替换成“他在睡梦中走得很安详”。 护士们打电话，催促患者家属到医院来，同时评估他们在路上出车祸的可能。“今天上午你能赶过来吗？她现在情况稳定，但我想你应该过来了。”无论观察结果或临床血液检查的结果如何，他们能依据经验判断出时间到了。他们依据自己和成千上万患者家属谈话的经验，判断自己该如何说话，以便让家属安全而迅速地到医院来。 如果发觉家属办不到，他们会请当地警方当面传递消息，并让他们协患者家属到医院来。一位资深护士曾告诉我，在肿瘤科的所有文件里，重要的文件不是血压记录、诊断书或治疗计划，尽管这些也很重要——重要的是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永远别忘记把电话号码写清楚。”无法及时联系到某个人，恐怕是让人心碎的事情。 “我们需要做持续胸压：两分钟以上。”罗纳德说。他是主管护士，知道患者的家属少还要两分钟才能赶来，同时很了解患者的丈夫，知道患者去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到她的身边，这件事无比重要。尽管高级医生已经建议停止，但罗纳德还是告诉初级医生继续按压。“再来一轮吧，”他说，“她丈夫马上就来了。”罗纳德知道，在那一刻，“她快不行了”比“她去世了”更让人感到宽慰。他知道对于他的许多患者来说，尽管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但一个小小的善良之举可能会让活着的亲人好过一点。疾病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丈夫不会记得医生坚持不懈进行的胸部按压。随着几周、几个月、几年时光的流逝，他会忘记复苏治疗的残酷，忘记血液，忘记针头，忘记对如此脆弱的身体进行按压的暴力。但他会永远记得在妻子弥留之际，自己一直握着她的手，轻声对她说出自己需要讲完的话。 我在病房里忙前忙后，尽量不细看患者，但那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太像我爸爸了：同样的病号服，同样的干咳，放在床头的同样触碰的水果，还有妻子们勉强的微笑。我咬紧牙关，跟着医疗小组来到侧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床上，脸上戴着氧气面罩。一个医生走出来，脱下手套。“虚惊一场，”他说，“他们觉得是过敏反应，但他没什么问题。”小组成员一个接一个离开，但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患者身边。他拉下氧气面罩，对我微笑。“你有空吗？”他问。 “当然。”我坐在他身边，把他要的报纸从旁边的床位上拿给他。
“你能把战况念给我听吗？”他把报纸翻到赛马版，我还有堆积如山的案头工作要做，而且马上有一节培训课要上。“简单念一下就好，我不想麻烦你，但不戴眼镜我一个字都看不见。”我把马的名字和排名念了出来。
他边听边在空气里比画。“那家伙。”他说。 我没有从报纸里抬起头。我能够闻到化疗药物在他皮肤上留下的金属气味，听到他吊水的滴答声。让我难受的是拖鞋，它们整齐地摆在床下。和我爸爸的拖鞋一模一样。 我抑制了几天的泪水突然爆发了，泪水来得太凶猛，我一不小心打翻他床头的一杯水。“对不起，”我说，“太对不起了。”我起身准备离开，但他抓住我的胳膊。他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后我哭了。他把我拉向他的臂膀，抱着我，让我紧紧挨着他吱嘎作响的胸口。他的肋骨紧贴着我的颧骨，我的泪水迅速肆意地流下来。不过几秒钟时间，但我觉得更久：他成了我的护士，而我是他的患者。 “哭出来吧，姑娘。”“对不起，这一点都不职业。我是来帮你的。”“胡说，”他说，“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帮。”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希望，这位抱着我的患者，这位因癌症而生命垂危的患者，是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