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北大往事(修订典藏版)9787559617002北京联合

\\\\\\\\\\\\\\\"三版序 70年代
北大杂忆？岑献青
一个口号的诞生？刘志达
漫忆七八？马相武
闲话北大？赵园
贫穷而且精彩？吴晔
我的北大圈子？唐师曾
阿毛逸事？王惠民
人事两茫茫？周立文
海子的留言？刘广安
燕南园的身影？程丹梅

80年代
谁敢不娶北大女生？格鹰
燕园初恋？于慈江
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大学
小事物的精英？西川
孤征？王开林
找不着北大？张华峰
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晓钟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张璨
文八二、434及？王川
我的生死北大？阿忆
诗歌的联系？麦芒
47楼207？孔庆东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蔡恒平
十年一觉？陈平原
记忆的诱惑？王枫
师事？天波
诗歌与骚动？郁文
北大片段？洛兵
生命与学术？王岳川
燕园学诗琐忆？西渡
谁比谁活得更长？杜丽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杜丽
想念王毅？余世存
穿越冰山？橡子
吹尽狂沙始到金？橡子
北大混史？蒙夫
怪斋笔记？雷格
黑蝴蝶呓语？姚丹
文人之初？李方
向死而生？周阅
爱留痕迹？晓白

90年代
虚构的北大？胡续冬
球人球事？季晟康
青春在右爱在左？张菁
北大周围的小饭店？郑勇
与飞翔有关？刘煜
北大啊北大？迟宇宙
噬菌体？叶宁
永不落幕的戏？王润

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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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死北大阿？忆一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七十二岁，但越南语却成为他熟练操纵的第七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十四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四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四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十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前，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恭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朗润园采访八十七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八十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七七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知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十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而我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几天的一连串计划。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八十六岁。
二上中学时，我们去北大玩耍，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我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璧，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八十九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三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短的一位。但他七十四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王瑶是朱自清教授的，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朱自清有长寿眉，后生也曾以为他会长寿，但他体弱多病，只活了五十岁。据说，王先生所有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央视大型系列专题片《香港》做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二年，终年七十五岁。
四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该是多么厌烦。
开课大约四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育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这个女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那，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教室只稀疏坐着七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七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当时，我们在座的七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同病逝。
五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骆一禾分到《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跨进校门，我和臧棣找到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作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好奇，所以骆一禾和查海生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一禾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八一级有一个叫张玞的女孩作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玞，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是什么样子。
1989年5月，我终于见到骆一禾。那时，我已，在祥云公司作饮料销售经理。骆一禾和我之间，只隔着厉伟。厉伟是厉以宁教授的儿子。只要厉公子不和我说话，我便仔细端详骆一禾。
他是典型的文弱书生。我没想到的是，我见他面，也是面。聚会中，骆一禾太兴奋了，他竟欢叫着，瘫倒在张玞怀里。很快，骆一禾被抬上三轮车，在张玞的护送下，穿过密布的人群，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
后来知道，骆一禾是脑溢血突发，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一个月，器官衰竭而死，年仅二十六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某个食堂，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绝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说，此时的查海生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撒手人寰。
六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褚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中、楼道间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就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蚊帐。
他乐于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
后来，我常在校园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我喜欢。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褚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而乐于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正在喝茶，褚福军闯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由他召追悼。这个时候，褚福军也已，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
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褚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青春的敌人》，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投水自尽了，问我参加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
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怎么会死！
我又怎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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