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9787536072046花城出版社

林贤治访谈录

洛夫访谈录

贾平凹访谈录

陈忠实访谈录

舒乙访谈录

刘再复访谈录

赵毅衡 虹影访谈录

刘心武访谈录

余光中访谈录

鄢烈山访谈录

夏志清访谈录

白先勇访谈录

唐浩明访谈录

叶永烈访谈录

周海婴 周令飞访谈录

……

吴小攀：暨南大史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在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资深媒体人。现任广州《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编辑，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业余进行相关文化研究及创作，主要出版：《黑白讲》（编著）、《走向人生深处》（与刘再复合作）。

有一位新闻界老前辈告诫后辈：“做新闻记者拿起一支笔，不论记人记事，一经发表，就具有历史质，应有责任感，不可任意而为。”
我十分赞同这番警语。
但是纵目四顾，当今能有多少新闻从业员受到感悟而责于专职，有所表现呢？在我看来，虽然少见，却是有的，我认识的吴小攀君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他以编就的《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文集，明了我的期待。
这部文集约15万字，历时十载的辛勤采访，以专访人物的形式，接触了当代中外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以时间为序，围绕热门文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而展开访问，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可能为当代文学史、新闻史提供有意义的史料。
从《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里，我感到有可赞的特点——
这是具有深厚文学、史学修养的访谈录。试设想如不具有主观的学识条件，就不可能引发各文化名人侃侃而谈，取得珍贵的识见，这是靠录音机式的口述不可同日而语的。
通过文集，可看到作者具有广泛的人缘，受人依赖、尊重的品格，与那些平庸弄虚作的“访谈”又是不可同一而语的。
这是以勤奋学习，掌握各文化名人所专有的成就影响，才可能展开的访问。试以夏志清为例，他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在国际间享有一定声誉，可是他也是受国内文化、文学界争议的人物，如果对他的历史背景、现状一无所知或知之浅薄，就流于敷衍的接谈了。文化名人的访问，也可作如是观。
此书专访中外文化名人之多，穷十年的功力以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十年后审视文化名人的访谈，可说已是历史的记录了，历史是不容饰伪的，著名的学术大师钱锺书鄙的是以曲学阿世、沽名钓誉之辈。因此我于感到共鸣而联想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对撰述历史提出过三项标准：德、才、识，他认为政治道德、表述的才华、卓越的胆识是应有的修养、条件。刘知几的提示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值得新闻工作者作座右铭。说到这里，我还想到梁启超，他是善于办报的，以舆论推动戊戌维新运动，不惧迫害，曾于“海天寥阔立多时”的环境中提出“十年之后当思我”的名言，正是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价值观，他如长江大河的文章风靡现当代，不仅文风表现情感于笔端，而且才识过人，树立典范。我在学习过程中就喜欢涉猎《饮冰室全集》，从中获得教益不浅。
如今，我们的推行的改革开放宏伟事业，需要新闻从业员应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推动谏言、建言以利国利民，而不应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三讳”的媚俗态度从事。拟此以观《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的出版，我祝愿它不仅有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影响，不负作者十年磨剑的抱负。
曾敏之，1917年10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历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194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写下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是位专访的中国记者。
序二
我一方面喜欢理论较强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也很喜欢如小攀做的这种人物采访。前者正襟危坐，后者却任意而谈，如行云流水。这本书很吸引人，因为所采访的对象多是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化事件的亲历者，文字很快让我置身于那些熟悉的时光，并引起我对于那些历史和思想线索的重新思考。
小攀的采访，始自上个世纪末，近至这两年，不过所涉及的事件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借用一个术语，我可将其称为“后新时期”。“后新时期”不但是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的断裂，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以来的一个转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下不是时兴“寻访八十年代”吗？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亦不必等到多年以后才想起来寻找。
九十年代以后，刘再复与李泽厚提出“告别”的概念，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传统进行批判，导引了反激进主义的潮流。这个批判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反省，更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根本批判。从小攀的这次采访来看，近来刘再复的思想走得更远。他认为：“五四”接受西方文化，只接受了它“科学”、“民主”这些“用”的层面，而没有接受西方文化本体的层面——基督教文化。在他看来，缺少这个“体”，“用”就会出问题。刘再复还从基督教文化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作常常只是一个“仕”和“隐”的选择，缺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进行灵魂论辩的大作家。较之于“五四”的，刘再复的这种观点已经激进很多。长期居住在美国，很容易产生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这一点我很能理解，本人亦偏爱基督教。不过，刘再复以西方为本位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贬斥，仍然有点出乎意料，有点“后殖民”的味儿。事实上，西方有两个思想源头，即希伯来与希腊。“五四”标榜“民主”、“科学”，事实上继承的是西方理主义启蒙传统。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体”，而将“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视为“用”，似乎并不准确。
小攀的访谈对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或批评家。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恰恰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在启蒙主义失败后的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化。我们在这里看到，贾平凹在访谈中说的不是文学，而是卖画，为了生计；陈忠实也说，已经丧失了写作的。还有据说占据了市场却没占据文坛的八○后作家，小攀也没有放过。虽然韩寒以惯有的姿态拒绝采访，郭敬明倒是接受了采访，但看得出两个人的对话套路不太能接得上。
对于当代文学的不满意，炒红了德汉学“垃圾论”，虽然顾彬一再声称自己并没有全面否定中国文学的意思。偏偏北大教授陈晓明不以为然，抛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的高度”，也提出“中国文学处在它的时候”，结果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批评。批评派的阵容里，有南京大学的王彬彬、北师大的张柠、清华的肖鹰、广东的林贤治等。小攀所在的《羊城晚报》，是当时论争的主要阵地之一，他也是此论争专题的策划组织者，对此中的情况应该相当了解。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只不过泥沙过多，很不让人满意。八十年代“文化热”，文学成为社会焦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经济转型，社会中心议题嬗变为制度变革、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等社会发展模式的讨，学已经沦为边缘，大概并非耸人听闻。
不过，中文写作仍然有一个新的亮点，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海外中文创作的兴起。数年前，我曾应《中华读书报》之约，撰文谈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就，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值得瞩目的地方是文学自身视野的扩大，那就是将海外华文文学揽入视野，从中国文学走向了中文文学。1997年，由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持召开的“第届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首次以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为论述对象，形成了一种大的中文文学的概念。而到世纪末的时候，小说评选也开始将台港澳及海外文学纳入范围。文学研究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大陆，而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一种包括大陆内外的整体视野。
难得的是，小攀不像国内评论界那样盲视，他很注意采访海外作家以至评论家，采访对象包括白先勇、余光中、夏志清、虹影、赵毅衡、严歌苓、刘荒田等。台港澳及海外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中文文学概念的兴起，事实上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长为经济大国过程中必然的文化现象。由于海外作家、评论家完全不同的视野，采访中带出种种逸出我们研究视野的问题，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张力所在。
小攀的采访议题，还包括城市文化、流行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为颖的领域。我们注意到，访谈并不是受访对象单方面的侃侃而谈，而是双方的对话和碰撞。看得出来，小攀对很多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很让人佩服。让人觉得，他似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文化研究学者。
在很多方面，我都不如小攀在行。在这里，我仅仅写下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与小攀交流。
是为序。

本书是2001-2012年间对莫言、刘心武、贾平凹、余光中、夏志清、刘再复、马悦然、北岛、白先勇等数十位海内外外文学名家定制专访的结集，话题围绕热门文学话题、人物的自身际遇展开，未经删节，有的更是抢先发售发表，不仅对专业研究者有参考价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有阅读的价值。

历时十载，专访海内外文学名家！ 话题围绕文化热点、自身际遇展开，既有史料价值，又有阅读趣味。 莫言、刘心武、贾平凹、余光中、夏志清、刘再复、马悦然、北岛、白先勇……海内外文学名家尽在其中，吴小攀的《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足本”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