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历史诗学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俄维谢洛夫斯基著文艺理论文学评论艺术理论语言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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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谢洛夫斯基 （1838—1906），俄国文学史家。他学术视野广阔，谙熟俄罗斯、斯拉夫、拜占廷和西欧自古以来各个时期的文学以及各民族民间创作和民族志。写有关于艺术起源、文艺理论和东西方文学交流史方面的著作二十多部，创立神话起源的理论。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著作有《意大利的民间政治诗》《伊凡雷帝的故事》《情节研究》和《历史诗学中的三章》。

维谢洛夫斯基生前只发表了《历史诗学》的部分章节。全书直至一九四〇年才在苏联列宁格勒出了第一版，由日尔蒙斯基编注并作序。苏联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推出了《历史诗学》的新版，作为向高校学生推荐的“文学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该书依据一九四〇年的初版，删繁就简，以作者生前发表过的历史诗学章节为主，作为附录收入了部分手稿，并附有比较详尽的注释。

目    录

简介

译者前言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

历史诗学导论（问题与答案）

修饰语史

作为时间因素的叙事重叠

心里对比法及其在诗歌文体中的反映形式

历史诗学三章

单行本序言

第一章  远古时代的诗歌的混合型与诗歌种类分化的开端

第二章  从歌手到诗人。诗歌概念的分化。

第三章  诗歌的语音与散文的语音

附录

历史诗学的任务

情节诗学

诗歌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

（一）

谁都没有深思熟虑怎样回答这一标题所提出的问题，而只是以表达含混不清的印象的空泛辞藻来应付，在这种印象之中，个人的趣味，不论它们如何丰富多样，都在所继承的传统中殊途而同归了。研究这一传统的实际发展及其起源，意味着对这一印象本身加以阐释或使其规范化。在以下行文中，我不过指出了研究者可以遵循的一种途径，如果他已经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事实材料的话。

问题在于区别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我们可以这样开门见山地说：诗歌语言绰绰有余地运用各种形象和隐喻，而这些形象与隐喻同散文却是格格不入的；在它的词汇中有这样一些特色、用语，我们在诗歌范围之外是不习惯看到的，它还赋有语言的合乎节奏的音律，而除了某些情感因素之外，这同日常的事务性语言也是格格不入的，而我们已习惯于把这种语言看作是一种近似散文的语言。我所说的合乎节奏的音律并非指由于押韵而强化或不强化的诗歌节律：如果对于歌德来说，诗歌只有在合乎节律和押韵的条件下，才能成为诗歌的话(《诗与真》)，那么我们已经习惯于散文“诗”(屠格涅夫)，习惯于虽不押韵，却以诗意感人的诗歌了(惠特曼)。正如我们在另一方面，也熟知那种“繁花似锦的”，虽富有诗意，却往往具有非常粗俗的内容的散文一样。舍列尔甚至认为可能有散文体的叙事诗，具有史诗风格而又不是诗体的历史作品。但是，我们自然不会仅仅因为科学题材是用诗体阐述的，并具有丰富的形象和相应的修辞手段，就把这类作品视为诗。

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印象，而我们自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选择这种或那种文体或表现方式是有机地取决于我们称之为诗歌或散文实际上所具有的内容的，于是我们也就选择了与此相应的定义。可是内容过去和现在都在变化：许多以前曾经引起人们欣喜或景仰的事物，如今不再富有诗意，另一些事物在陈旧的位置上标新立异，而以往崇敬的神灵则被放逐摒弃。但是，对于被称之为诗歌或事务性散文相关的形式、文体，特殊语言方面的要求却依然如故。这也就使我们有理由从一定的形式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无论在哪种文体的构成上会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化，我们仍然可以感到这种区别，并要求文体具有这种差别。

法国帕尔纳斯派诗人断言，诗歌就像音乐和绘画一样，具有各自的特殊语言，具有各自特殊的美。布尔热问道：“诗是什么呢?”它不在于激情，因为最热情的情人也能用虽然感人，却并不具有诗意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它也不在于思想的真理，因为地质学、物理学、天文学的最伟大的真理也未必属于诗歌领域。最后，它也不在于辞藻的华美动听。与此同时，包括辞藻华美、真理、激情都能成为高度富于诗意的——只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诗歌语言的特殊品质所包含的：它应当通过声音的组合而引起、暗示一些形象或情绪，这些声音如此紧密地同那些形象或情绪联系在一起，以致好像是它们显而易见的体现。

我没有必要对这一学派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重要的是承认有一种特殊的诗歌文体；这一概念应该得到历史的阐释。

亚里士多德在区别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的时候(见《修辞学》，第3卷，第2章)，像一位记录员那样如实照录他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按照相当宽泛的范畴加以分类，在它们之间留下过渡的地带，并不做出一般性的结论。他说，文体风格的主要优点可以确定为明晰，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但应求其适合(话语的对象)；诗的风格也许不平凡，但不适用于散文。在名词和动词中，只有普通字才能使风格显得明晰。我们在涉及诗歌艺术的作品中(《诗学》，第23章)提及的其他名词可以使风格富于装饰意味而不流于平凡，因为偏离(日常用语)可以使话语显得更庄严，须知人们对风格的印象就像对外地人和同邦人的印象一样。所以必须使我们的语言带上异乡情调，因为人们赞赏远方的事物，而令人赞赏的事物是使人愉快的。在格律诗里，有许多办法可以产生这种效果，而且是适合的，因为诗里描述的事情和人物是比较远离(日常平淡生活的)。但是，在散文里这些办法就不大适用，因为题材没有那么崇高。即使在诗里，冠冕堂皇的话出自奴隶或很年轻的人的嘴里，或者用来描述很细小的事情也是不适合的。甚至在诗里，为了求其适合，有时候应当把风格压低一点，有时则应当提高一点。

亚里士多德继续说道：风格的呆板是由四种原因造成的(见《修辞学》，第3卷，第3章)：(1)滥用复合词；(2)滥用奇字；(3)滥用不适当的修饰语；(4)滥用隐喻字。在这里我们重新回到诗歌风格的差别问题上：不应当使用过长的或不合时宜的或过多的修饰语；例如，在诗里，完全可以说“白的”奶汁，而在散文里(类似的修饰语)则完全不相宜，用得太多了，就会暴露作者的手法(过于华丽雕琢)，并表明这类字如果非用不可，那么这就使散文变成了诗，因为它们使风格不流于平凡，而且带上异乡情调……如果事物没有名称，字又很好结合，人们就使用双字复合词，例如“时间消磨”(времяпрепровождение)；但是，如果滥用这种字，散文的风格就会完全变成诗的风格。写酒神颂的诗人喜欢用双字复合词，因为这种字很响亮；而生僻古奥的字则为史诗诗人所喜用，因为这种字很庄严，而且很高傲；而隐喻字则最为写抑扬格诗体的人所惯用，这种诗体现在仍然在使用……隐喻字也有不合用的，其中一些是由于滑稽可笑而不合用，喜剧诗人却使用这种隐喻字，另一些是由于太庄严，带有悲剧意味而不合用，这种隐喻字如果是从相差太远的事物中取来的，意思就会含糊不清，例如高尔期亚说起的“浅绿色的、没有血色的事件”。

总之，诗的语言不是卑下的，而是庄严的、令人赞赏的，具有同散文格格不入的特殊词汇，丰富多彩的修饰语、隐喻字、复合词，足以产生某种非本土的、带有异乡情调的、高踞于生活之上的、“古奥的”色调的印象。这里也间接地涉及诗歌的内容问题：它所阐述的是崇高的、远离日常平庸生活的对象；但是议论的实质则归结为我们所关注的目标：关于诗歌文体风格的本质问题。我们以下会看到，在有关诗歌和散文的语言的论著中，并不总是遵循把内容与文体风格加以区别这一重要原则的。由此而产生一系列模糊不清之处和不切实际的定义。我们只举出其中的少数例子。

…………

译者前言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述评

…………

二、作为一门科学的总体文学史的任务与方法的提出

维谢洛夫斯基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的目的，是建立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他于一八七〇年在彼得堡大学开出总体文学史课程时，开宗明义第一讲，就系统论证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提出了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即历史诗学的理论与方法。维谢洛夫斯基是在批判地总结以往俄国和西欧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总体文学史的构想的。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严格地说来，俄国文学史作为系统化的学科尚不存在。在俄国大学里，俄罗斯语文课和俄国文学史课是合在一起开设的。直至一八六三年，才把总体文学教研室同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分开。随着俄国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布斯拉耶夫、贝平、吉洪拉沃夫等主持大学的文学史讲座，把神话学和历史文化学的方法论引入文学史，才发展和加强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德、意等国先后在大学里开设了总体文学课程。但是，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根据他多年在西欧考察的体会所指出的，这类课程无论在理论观念还是方法论上都还存在不少局限和缺陷。总体文学在德国是作为一门拉丁—日耳曼语文课开设的，局限于诠释和解读古代文本，很少涉及文学史方面的概括性的研究。在法、意等国则由于引进了泰纳等文化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原则，增强了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具有了“诸如开阔的历史视野、文化特点的评述，历史发展的哲学概括”等优点。但是，由于西欧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历史学派的文学观念和方法论本身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如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法于文学和文化史研究，突出杰出人物、作家个人在文学、文化史上的作用，把种族、民族的因素的差异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模糊和抹杀了人类文化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等等，令人“对于这些概括的科学可靠性仍会产生一些怀疑”。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史，就必须革新陈腐的、片面的文学观念，明确文学史的范围与任务，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遵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和历史的、审美的批评方法，批判地吸取西欧和俄国神话学派和文化历史学派学说中的合理因素，肯定艺术是人类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因此，必须到社会文化史中去寻找理解文学史的钥匙。早在一八六二年的一篇学术报告中，他就明确地指出：“各种生活事实由于相互制约而联系在一起，经济条件引起一定的历史制度，它们在一起制约着某种文学活动，而且无法把一个同另一个分开。”但是，他对西欧文化历史学派固有的否定矛盾斗争的历史渐进论和把自然规律同社会历史规律混为一谈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却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他强调指出：“整个历史都是‘矛盾的解决’，因为整个历史都是斗争。试着把人民孤立起来，把他们从斗争中排除出去，那时再来试着写他们的历史吧，如果还有什么历史的话。至今我们都无法相信历史现象的自然结构的可能性。历史并不是生理学。”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他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早在六十年代开始独立学术活动时，他就明确宣告：“请告诉我，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我就告诉你，人民是怎样写作的……”他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方法与任务》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以卡莱尔、爱默生的“英雄崇拜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指出真正科学的文化史观决不迷信任何“独来独往的豪杰”，而“敢于窥探那些至今仍站在他们身后，没有发言权的群众”。他强调说：正是“在这里应当探索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如今伟大人物成为了群众中所孕育的某一运动的或明或暗的反光，其亮度取决于他们对待这一运动的自觉程度，或者取决于他们付出多大精力来帮助这一运动得到表现”。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不仅指出了现代历史文化学所应遵循的方向——把重心转向人民生活，从中揭示历史进程的隐秘动因，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地评价文学艺术家、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尺度，即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进步要求和进步运动的态度如何，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这也就构成了维谢洛夫斯基所构筑的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维谢洛夫斯基的文艺史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为前提，具有面向世界、兼容东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和与此相适应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反对把文学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全人类性割裂和对立起来，认为既然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性可循，那么作为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艺术也必然有其共同的规律性。随着统一的世界文学的逐步形成，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及其传统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影响而孤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作为科学的总体文学史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民族文学的研究，而应当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从而揭示出世界文学形成和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性。

总体文学史的科学概念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维谢洛夫斯基大力倡导和论证的在一般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制约下，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文学过程的历史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同唯心主义美学的抽象理论和先验方法相对立的。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而“这样的重复验证越多，则所获得的概括便越有可能接近规律的准确性”。

运用比较法研究文学现象，通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学过程中出现的雷同现象，因为在这些重复出现的雷同现象中可能具有某种规律性。但是，鉴于各民族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在雷同现象背后可能掩盖着不同的因果关系。维谢洛夫斯基综合各派有关观点，指出出现雷同现象大致有三种情况：(1)作品起源于同一个祖先(神话说)，神话学派大多持这一观点，但往往把诗歌的神话起源视为永恒不变的，从而排斥其他起源和相互影响的可能；(2)一些作品受另一些作品的影响或受同一类作品的变异形态的影响所致(移植说)，但移植说的信奉者却往往排斥神话说，看不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出现雷同现象，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直接移植或相互影响；(3)作品之间的雷同可能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历史地形成的相似的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心理结构所制约的类型学特征(自生说)。维谢洛夫斯基认为这三种学说并不相互排斥，应当加以综合利用，使其“相互补充，携手并进”，从而为他的历史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维谢洛夫斯基依据上述社会的历史的文艺观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概念，规定了历史诗学研究的任务。他首先从文学内容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角度，指出：“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这就同那种把美视为艺术的必然特殊内容的先验的、唯美的文艺史观划清了界限。他接着又从文学作为一种诗歌(指艺术)形式的演变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文学史中应当特别关注诗歌的话，那么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会在这一较狭窄的范围内为文学史揭示出一个崭新的任务——考察生活的新内容，这一随着每一代新人而涌现的自由因素，怎样渗透到旧的形象之中，渗透到这些必然会体现出以往任何一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中去。”在这里，维谢洛夫斯基克服了文化历史学派片面强调文学史与社会思想史、文化史的同一性而忽视文学的特性和艺术的特殊规律的缺陷，明确地提出文学史应着重研究文学形象的诗意体验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揭示艺术形式、艺术语言风格形成与演变的规律性作为总体文学史和历史诗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样就把文学史的研究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