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鲜活再现诗歌在唐帝国的生产与流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正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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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往往并非唐代诗人写下的原初面貌。

它们的原貌是什么，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

识记、口传、书写，鲜活再现诗歌在唐帝国的生产与流通

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宇文所安作中文版序，陈引弛、田晓菲等学者力荐

序/ 宇文所安

译者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缩略简写

总论

章　敦煌诗歌写本中的文本变动

《秦妇吟》写本

唐代早期的短篇作品: 高适

第二章　文本记忆和识记行为在中古文学文化中的角色

超凡的记忆

普通的记忆

局限性和准确性

记忆和诗歌流传

第三章　口语性在唐代诗歌文化中的角色

创作

传播

第四章　书面创作和传播

创作

文本的再生产和变化

第五章　个人文集

搜集文本

编辑和复制

个人文集在唐代文学文化中的角色

文集和对诗歌的批判性态度

结论

附录　《秦妇吟》写本中出现的变体类型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往往并非唐代诗人写下的原初面貌。 它们的原貌是什么，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从敦煌写本《秦妇吟》开始，著名汉学家倪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今日印刷文化乃至数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其实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作者以唐代诗歌写本为例，讲述它们背后不同的、可能的故事。通过使用一系列公认为标准的文献资料，从序言到个人诗歌、文集，再到逸事故事集，作者重构了诗歌生产与流传的物质背景，而正是这些背景铸刻了唐代广阔诗歌世界中那些有形的痕迹。在这里，每一首诗都因其抄写者和吟诵者的差异而变得“独一无二”，而唐诗正是从这样纷繁复杂的抄写文化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本书于2012年荣获列文森图书奖，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几乎成为美国大学里中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的“书”。

总论

君之所读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

唐代诗歌的研究者们是被眷顾的。正是由于纸张在中国的发明和在唐代的广泛使用,热忱的宋代藏书家们对唐诗的极大喜爱,以及早期蓬勃的出版文化,我们得以享受这批公认的资料,它的数量和种类让研究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学者们羡慕。但唐代诗歌文化本身并不基于学者精心编纂、由政府和商业机构发行传播的印刷版本, 而是基于手写抄本和口头表演及传播。今天,除了很少的重要例外, 这些写本多已失传,而千年前吟唱诗歌的声音也已经消散。我们几乎无法按照诗歌在生产与早期传播时存在和被体验的方式来研究它。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本质上讲,在经历漫长曲折的途径抵达今日以前,我们现在读到的每一首唐诗都曾在唐代独特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下写成并传播。如果我们不理解唐代人如何撰写、体验和传播诗歌,那么我们便错过了一些非常根本的、有关原语境(original contexts) 下文学样态的知识。

无论在亚洲还是西方,唐诗研究很少涉及人们在唐代如何生产和传播诗歌的问题(与之相对的是追溯后来时代不同的印刷版本)。除了一些简短的研究关注个别诗人作品的流传,据我所知, 范之麟前后发表在《唐代文学》上的两篇有关唐代诗歌传播的论文, 依旧是所有语言中对此话题为充分的讨论。

唐代诗歌具体的物质形态也基本上被忽视了。虽然欧洲中世纪文学的研究者在处理前印刷时代生产的手写本时,曾十分关注这个重要议题,但唐诗研究很少承认这些工作,也很少承认它们可能与研究诗歌文学在唐代独特写本文化中的生产和流传相关。实际上,除非他们从事与敦煌文书有关的工作,许多唐诗研究者从未真正检查过在类似原本形态下存在的唐诗。这种情况可以理解: 很多被认为是中世纪作品的欧洲文学,其完成时间远远晚于唐代;它们也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羊皮纸或牛皮纸这类更加耐久的(虽然更贵也更难制造)媒介上,因而至今仍有大量留存。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在唐代使用相对便宜且更易获得的纸张,的确保障了读写能力的普及,同时文本生产在上层社会也得到更显著的普及,但是唐代作者生产的文本却无法像羊皮纸那样经受自然和时间的考验。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存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它们可以进入后期的印刷文化,从而被传播到现代, 但是,大部分作为印刷版底本的原始唐代写本已经消散。鉴于只有极少量的实体手抄本可供研究,学者们不把写本的物质特性作为优先研究对象,这点并不令人惊讶。

虽然有时间上的距离, 我们依旧有很多关于唐诗的知识。唐朝灭亡后不久, 唐诗便代表了中国诗歌成就的, 这样的地位至今未变。唐代以后用诗的形式写成的作品, 从数量上说, 哪怕仅仅是宋代一朝, 就已经远远超过唐代。但是后来每一时代的诗人都会遥望唐代, 为他们自己的作品找寻灵感,当然,相比之下, 他们的作品常常黯然失色。在唐朝灭亡和唐代后一位诗人去世一千年后, 从东亚的学童到欧美的学者——人们继续学习、背诵、识记和模仿这些唐代作品。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使它在历朝历代都保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与此同时, 这种熟悉也能成为一种障碍。它阻止我们更彻底地理解唐代诗歌得以产生的原初文学、文化和物质背景。王维(701-761) 有一首诗描写山中“独” 处, 此诗的“永恒性”(timelessness) 模糊了王维创作此诗时的文学文化及其与后续哪怕几个世纪的文学文化之间的区别,从而无法解释一首诗在今日得以存在的新语境。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忽视那个巨大的分界,它让我们远离文学在唐代生产和传播时的本来样貌。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其实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重新关注唐代诗歌的原始语境, 并在有关“物质性” (materiality)和“作者控制”(authorial control)的问题上提出一些新观点。在发展写本资料和口语资料的研究方法上, 尤其是方法论和理论层面都站得住的方法, 唐代文学的研究者仍然落后于欧洲文学的同行。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向已有的中世纪欧洲写本研究学习: 这些研究的成功和失败之处都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绝好的帮助, 有利于我们发展自己的方法。因此, 在这里值得简要讨论学者们在20世纪处理前(西方) 印刷时代欧洲文本的主要动向。这个讨论绝不是完备的, 主要关注那些适用于唐诗生产和流传的方面。在本研究中, 我更大的兴趣不是文本批评本身, 而是文本批评在检视(有时是缓和) 不同生产传播模式的影响时如何调整自身, 重要的是理解它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分支首要关注的是从现存作品出发回溯, 重构出一份作者想象的亲笔作品(autograph)。正如保罗·马斯提出的那样, “我们没有署着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亲笔签名的写本, 也没有任何可与原本校勘对照的复本。我们拥有的写本经由数量不可知的复本从原本中派生。……文本批评的任务是生产一个尽可能与原文本(constitution textus) 一样的文本”。被马斯和很多其他学者当作方法论基础的是普鲁士学者卡尔·拉赫曼(1793-1851) 的早期工作。其中,拉赫曼发展了一个体系,即现存文本可按照其文本变体(textualvariants) 之间的相同点, 被分入不同家族或“族谱”(stemma)。这些文本被认为源自一个共同祖先, 而文本批评者的目标是“有策略地剔除写本的‘后代’中体现抄写者干预的部分, 直到人们可以指定一个抄写‘腐败度’ (scribal ‘corruption’)的现存写本。这个写本也就是接近作者原本的”。正如它的实践者所感受到的那样, 这个方法的优势是人们不需要凭借一种模糊的文学裁断,就可以客观地指定并清除错误和变体。这个过程被称作“对校”(recension), 这个方法也常被称作“对校式” (recensionist) 或“拉赫曼式” (Lachmannian)。

虽然数十年间对校式在古典文本研究中很有影响力, 但其途径还是有一系列的问题, 终导致它不被学者喜爱。它假设, 每一位抄写者都按照仅有的一份复本来工作; 否则就会出现通过混淆不同文本家族而“污染”特定族谱的可能性。伯纳德·色奎里尼认为, 这种文本批评是一种“在思考家族时资产阶级式的、父亲式的、卫生师一样的系统; 它提倡孝道,检索通奸者,同时惧怕被污染”。实际上,除了为对校式方法提供必需的逻辑支持,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中世纪的抄写室是一个免受污染困扰的“文本清洁室”。虽然这里的议题有关书面文本, 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中世纪的抄写者(以及中国唐代的抄写者) 不仅会使用数量大于一的复本, 还会按照记忆写下一部作品的部分内容,同时使用复本们填补记忆空缺。无论是哪种情况, 即使有方法论上的不便利,文本变动总还是真实可能的。

拉赫曼式文本批评还依赖于一种反直觉的理念, 即在传播过程中, 抄写者会以一种非常特殊而连续的方式来更改文本。它假设, 在每一个个案中, 所有的抄写变动(scribal alterations)都会移除假想中的作者的亲笔作品; 新的错误不断乘机而入, 而之前的错误被完好保留。正如色奎里尼所言, 一旦被迫“考虑在面临不确定的材料时一名抄写者有可能改善它, 甚至重新发现‘原初的’ 读法”, 那么这种文本批评的形式就会土崩瓦解。再一次, 这种假设的真正理由是这种方法的内在逻辑需求。因此对校者们不仅渴望回到一个纯净的断回溯, 从而完成这个任务。

直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拉赫曼式的文学批评方法仍颇有影响力。但是早在20 世纪前几十年,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找寻其他方法。约瑟夫·贝迪耶对他所见拉赫曼式方法中的多层逻辑缺陷,尤其是应用在中世纪法国写本中的那些感到不满。除了“意识的连贯、拼写的规律和语法的形式这些标准”之外, 贝迪耶转而关注使用他自己的文学知识,在现存的见证者中找寻一个“文本” (best text), 在尽可能不编辑的情况下忠实地复制它。与对校者不同, 贝迪耶并不确信他能辨认出特定用法是错误或抄写改动, 而不是作者原初的想法。贝迪耶方法将单一的现存文本当作例子,其优势在于呈现一个实际存在的文本,而不是一个由文本批评家的各种评判组成的“假设文本” (hypothetical text)。大卫·霍特指出,拉赫曼式方法把作者当作“无法被遮掩的英雄”, 他饱受邪恶抄写者污损“原初文学作品” 的折磨。在这种观点下, 对校者们要清除历史和它的偶然性, 而贝迪耶和他的追随者们则拥抱文本的演进和它呈现的基本物质性。

也许

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现任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唐代文学文化、敦煌文书、写本文化。代表作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荣获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并曾在《通报》（T’oung Pao）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冯乃希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2019年获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明清文学史、近现代思想史。译作包括《玉山丹池》《有诗自唐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