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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一章  何谓发展？

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约7.7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划定的“极端贫困”标准线。大约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3.10美元，他们被剥夺了过上体面生活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些都是人类在新千年伊始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过去二十五年来，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2010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目标，即将贫困率降低至1990年的一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消除极端贫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白发展是如何发生的。

一百年前，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七个国家之一，但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52位。1950年，加纳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于韩国；现在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加纳的十倍多。与此同时，尽管三十多亿人在健康、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仍有十多亿人生活在制度薄弱的动荡国家。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有零星或有限的机会获得公共服务，在发展方面几乎没有进步，或遭遇严重倒退。即使在经济增长和平均收入取得显著进展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因此，有必要跳出平均值来研究分配情况，以确定即便总体上取得了进步，但相当数量的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并遭受严重贫困折磨的程度。

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反差甚至比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有些人取得非凡成就，与之相伴的却是其他人处于绝对或相对的贫困之中。对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社会来说就是如此，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一些国家发展迅速，但在社会成就方面却落后于其他国家。自1996年发现石油以来，赤道几内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两倍（尽管在过去四年赤道几内亚的经济迅速萎缩），其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1703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20246美元（2016年下降到8333美元）。然而，很少有人分享到这一新发现的财富。尽管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与墨西哥或罗马尼亚相当（而且高于几乎其他所有非洲国家），但预期寿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都没有提高，时至今日仍低于60岁。与此同时，（比赤道几内亚）更加贫穷的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自1990年以来成功地将预期寿命提高了18岁，是其增幅的两倍。

在其他情况下，低速或适度的增长与社会指标的持续改善有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尽管孟加拉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不高（约1359美元），但在识字率和预期寿命方面却取得了平稳的进步。印度的喀拉拉邦（人口超过3300万）在包括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和生育率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指标上的表现一直都高于印度其他邦。然而，印度的好几个邦却享有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本书试图通过八个专题章节来解释对发展的追求，每一章都借鉴了发展理论和实践并采用了跨学科的视角。

“发展”的含义

发展有许多定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的概念本身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发展就是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持有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发展。然而，发展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范畴。发展不再是经济学家的“自留地”，这门学科本身已经迅速发展成为跨学科学术研究对象，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医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

尽管“发展研究”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术学科，但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新鲜—哲学家们已经为之困惑了千年之久。我们的问题植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代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和人类繁荣的概念。许多古典经济学的巨擘也关注经济和哲学思想的交叉。亚当·斯密曾为“富裕的进步”和实现自尊的必要性感到焦虑；他认识到能够毫不羞愧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重要性，并认为人们需要一些与习俗和社会惯例相称的基本必需品，如亚麻衬衫或皮鞋，以避免心生羞愧。

在本书中，我们的重点是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进步。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保罗·斯特里坦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以获得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而达德利·希尔斯则认为，发展应该“为实现人的人格创造条件”。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更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担忧，该方法从人们有理由重视的能力或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

为何有些国家富有而其他国家贫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政策还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按照纯经济学术语的说法，当全要素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进步。一个国家劳动力和资本使用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经济发展可与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资源投资的增加相联系，从而促成资本积累或财富增加。它也可能源于这些资源使用方式的改变，促成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活动的重新分配，通常会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

虽然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往往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消除贫困一般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贫穷社会中，就没有足够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的其他基础条件。由于经济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引擎，多年来往往仅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发展。然而，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因为在许多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中，继续普遍存在的严重贫困，以及持续存在或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一种规范性或基于价值的概念。让我感觉更好的东西不一定会让你产生同样的感觉，发展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平衡要依赖主观判断。然而，发展思想家和决策者试图找到生活的可衡量特征，以设定发展目标，并根据阈值来判断成功和失败。人们运用了许多衡量手段和假设得出这些共同的框架，它们利用了客观标准和主观判断。世界银行提出每天1.90美元的贫困阈值标准就体现了广泛的各种假设，“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发达”经济体的划分也是如此。同样，2018年设置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165美元的上限——有75个国家据此被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也因此有资格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获得高度优惠的贷款。2015年9月，世界银行将贫困阈值从以前的每天1.25美元修改为每天1.90美元，一夜之间改变了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全球分布。这表明衡量贫穷的方法存在武断的特性。同样重要的假设也体现在采用剧烈波动的汇率及其购买力平价调整来进行跨国的比较上。

作为例证，请考虑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决定提高国际贫困线各种隐含的意义。贫困线定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一事实。因此，需要定期根据已经增加的给定篮子商品的价格数据制定新的贫困线。从理论上讲，对贫困线的这种调整不应该显著地影响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1.90美元的实际价值与2005年的1.25美元相当”。然而，在实践中，将国际贫困线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提高到1.90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直接效果是，在2011年将贫困人口从10亿多人（10.16亿）减少到了9.87亿人（根据2015年10月的衡量结果），近2500万人不再被视为“极端贫困”。

最常用的经济发展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它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产出和支出。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加上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和该国流出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如果流向外国资产的收入大于从国外流入的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GNI）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国内和国外总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泛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因为它相对容易计算、获取、量化和跨国比较。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人口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准，因为它通过考虑人口规模的差异来反映平均发展水平。为了克服使用名义（官方）汇率比较各国收入或支出时造成的失真，古斯塔夫·卡塞尔在1918年前后引入了购买力平价概念。购买力平价旨在将一个国家的产品基于国际价格进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弄清楚大量可比较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会花费一个消费者多少钱，从而对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进行国际比较。

这些广泛使用的衡量手段只是发展的部分指标，且有许多缺点。例如，这些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只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生产情况，但没有反映经济福祉或生活质量，因为它们遗漏了教育、医疗卫生、预期寿命等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孟加拉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莱索托却只有50岁，喀麦隆只有56岁。

此外，人均衡量指标往往会模糊发展的分配层面，人均水平相同的两个国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发展挑战。平均水平可能掩盖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例如，虽然美国和丹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似，但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超过国家总收入的20%，这比位于社会底层50%人口的收入之和还要多。相比之下，在丹麦，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还不到国家总收入的7%。

概括性经济衡量指标的另一个缺点是，某些“中间”产品—或者那些只为最终产品的创造或销售提供可能或促进作用的产品——没有进行交易，因而没有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许多服务也是如此。例如，家庭提供的医疗保健、教育、交通、烹饪、儿童保育和其他非贸易商品，就没有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由于这些服务中许多是由妇女提供的，因此妇女对经济活动的贡献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实际水平被低估了。

另一个问题是，不利于发展的活动也会正向推高经济指标。例如，暴力和犯罪的增加会提高对医疗和安全保卫服务的需求，从而提高国民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造成污染的产品（如煤炭或其他化石燃料）的使用，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在以产出为基础的国民账户计量中，大幅度忽略了资源耗竭，如从不可再生的含水层中抽取地下水，以及外部因素和溢出效应，比如气候变化与污染等。

到20世纪70年代，战后二十五年的发展暗示了一个不平衡的成就记录。许多非凡的成功故事，尤其是在东亚（催生了一系列关于所谓“东亚奇迹”的书籍和评论），突出强调了发展可以达到的程度（有时可以非常快速地达到）。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快速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减少贫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会产生涓滴效应，甚至不平等对增长也是必要的，至少暂时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识到，单一的经济增长未必就能够转化为福利的改善，并由此导致人们扩大了研究发展的途径。

超越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未必是托起所有人的一次大潮。依靠不平等的收入和资产分配，经济增长可以进一步聚集财富，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已变得很明显—尽管许多经济体经历了经济增长，但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而且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最贫穷的个体并没有充分受益以摆脱贫穷。

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希尔斯认为，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更广泛的衡量标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在不减少贫困、不降低失业率以及不缩小不平等的情况下大幅增长，他呼吁“推翻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主要衡量标准。虽然希尔斯承认需要经济增长来帮助增加穷人的收入，但他也认为发展需要减少贫困、降低失业率以及缩小不平等。

霍利斯·切纳里、理查德·乔利和蒙特克·阿卢瓦利亚等人主张随经济增长进行再分配。在他们看来，政策制定者不必在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做出妥协。相反，分配目标应该成为所有发展政策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主张最大限度地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并对投资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提高穷人的福利。对富人的收入进行征税，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这将提高穷人的生产力。他们还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所存在的许多问题。除此之外，切纳里和他的合著者还建议，在计算发展的增长时，要给底层40%的国民生产总值赋予更多的“权重”。

早在1944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宣布，任何地方的贫穷都会对“所有地方的繁荣构成威胁”。1976年，它要求以一种基本需求的方法来解决贫穷问题，宣称发展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满足所有人最基本的需求。对国际劳工组织来说，需要增加就业以解决基本需求问题。这些基本需求被确定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清洁水、住所、衣服，以及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的权利。更复杂的基本需求方法的版本不仅仅是提供具体商品和服务，还要努力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成就，如营养与医疗卫生、识字率和长寿。

阿马蒂亚·森、保罗·斯特里坦、马赫布卜·乌尔·哈克等人认为，发展是过上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生活的可能。他们把以前那种主要关注价格和生产的方式看作解决人类基本需求的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对人类发展和福祉的关注，不仅为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为“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平等权力或阶级关系的发展观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以人为本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概念采用了基本需求方法的许多观点，并增加了福利和能力的概念。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编制了年度比较数据并进行分析，力求超越纯粹的经济数据，以对发展提供一种以人为本的分析。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了五种经济发展失败的类型：无就业的增长、无情的增长（只有一小部分群体受益）、无声的增长（缺乏民主或赋权，从妇女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无根的增长（文化认同遭到破坏）和无未来的增长（没有为后代保护资源和环境）。

人类发展方法超越了广泛可得的社会指标，通过一系列指数化的指标——包括死亡率和发病率、入学率和识字率——来提供一种更广泛的发展成果视角。为了体现这一方法，人类发展指数将医疗卫生、教育和生活水平纳入了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类发展指数可以结合使用，为发展提供不同的见解；两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同的国家，它们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尽管人类发展指数这种方法超越了国内生产总值，但务必记住的是：由于人类发展指数依赖的仍只是部分社会指标，所以说它至多也只是衡量人类发展的一种不完整的标准。

没有哪一个发展衡量标准是完美的，每一种衡量工具都在概念和经验上存在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概念上的缺陷更加严重。即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数据质量也很差；而在很多发展维度上，数据质量几乎不存在，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更是如此。就是有可靠的数据，那些数据也往往是过时的、片面的或不准确的。“千年发展目标”所包括的国家中，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国家都无法准确报告一多半目标的发展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如此，《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的序言中预测，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全面的数据支持”。因此，提升国家统计能力是一个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数据需求很大，却最缺乏数据的那些最贫穷国家。

这种对发展分析的扩展和深化，旨在确立多维发展方法，以将其建立在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之上。这种方法认为，发展本身与收入无关。这与人们用他们可支配的收入实现价值目标或者能够“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的自由有关。森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将一定的收入或资源转化为各种类似的潜能和自由的能力方面是显然不同的。体力劳动者、孕妇或患有寄生虫病的人，可能需要更多的食物来获得恰当的营养。因此，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人而不是事物，那么发展就应该是扩展每一个人的潜能。

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的经验重要，谁最能确定发展需要。发展的参与性概念，考察的是如何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罗伯特·钱伯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的现实性才是重要的？他最初的回答是“把最后一个放在第一位”：孩子放在成人之前，穷人放在富人之前，弱者放在强者之前。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让地方社区参与决策，以确定各个地方迫切的需要，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的各种潜能，这就需要把发展政策下放给地方。它还需要（地方的）政治代表权，各种社区参与度和识字率——这样就能够参与有关发展方案的众多决策。对森来说，这是追求“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一部分——这受到民主制度、公共理性以及要求积极社会变革的公众压力的共同促进。

发展指标

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指标结合起来以提供综合指数的做法，带来了许多方法和概念上的问题，特别是对发展的不同方面及其衡量手段所作的假设和所赋的权重方面更加突出。一个更简单的方案是给发展矩阵中的这些指标提供各种信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联合国成员国达成的“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年底之前，会对那些与实现八大“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21项有时限的可衡量目标和60项指标进行跟踪，但不进行加权和合并，以衡量发展情况。其后继者，2015年9月达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雄心勃勃，包括17个目标、169个具体目标和一套230个指标（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可参见文本框3和4的目标列表）。越来越多的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反映出我们对优先发展事项的理解不断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利益攸关方在发展中发出越来越多的声音。管理多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所存在的困难已遭到了批评，包括对多个目标的可实现性、复杂性、可度量性和优先等级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