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正版书籍]宿白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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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集”作品之一种。全书近30万字，520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分西藏、甘青内蒙古、内地（北京、杭州）三大部分来考察藏传佛教遗迹，可见出汉藏文化交流历史的全貌，是迄今为止关于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收集资料完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学术专著。

前 言

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

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

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

西藏日喀则那塘寺调查记

西藏江孜白居寺调查记

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

——《古格王国建筑遗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寺院的有关资料读后

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

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的部分明代文书

赵城金藏、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

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

张掖河流域13—14 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

武威蒙元时期的藏传佛教遗迹

永登连城鲁土司衙和妙因、显教两寺调查记

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几座召庙殿堂布局的初步探讨西夏古塔的类型

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

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

后 记——节录《安多政教史》的有关部分

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

附录 50 年代西藏寺院建筑摄影选辑

宿白先生与西藏古建筑研究

罗  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83年，我在西藏半年多，回京以后见宿先生，他关切地询问西藏的情况，我告诉他萨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毁了。他连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三个笔记本，告诉我，这是他1959年在西藏调查寺庙建筑和文物时的记录。我认真地翻看，感觉太宝贵了，因为宿先生那时记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经过“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就建议他整理出版。他说这些只是素材，单凭这些记录还不够。我又告诉他，拉萨药王山下有一个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还比较好，建议他再去西藏。宿先生有些动心，但当时考古系刚刚从历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无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西藏一年多，当时全国开始文物普查，支援西藏文管会工作的张建林、张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区先后调查和发现了几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画，我也去现场参观了，感觉更有必要请宿先生再次进藏，便和文管会前后两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谈，他们都很重视，诚恳欢迎宿先生。

回京后，我把新发现的塑像、壁画的照片拿给宿先生看，他认为很重要，此后多次约见来京编写阿里地区考古报告的建林、君魁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充分的准备，1988年宿先生再次进藏调查。此后数年，他埋头整理、研究两次调查的资料，并且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汉文西藏历史文献搜罗殆尽，仅个人买的就有260多种，前几年他把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亲笔写了这些书“是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辑聚之书”。

那时我去看他，说的全是西藏的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去他家，书桌上摊的都是那两张后来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结语部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的大表，他不是低头在表上填图，就是在仔细地填写或核对文字，头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别郑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认真拜读之后，我才明白，全书的精华、他几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结在这两张大表上了。我原来只是觉得宿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图和文字记录太宝贵，应该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进藏也仅是觉得有新的重要发现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期望的目标只是出一本西藏古建筑资料汇编而已，聊以弥补“文化革命”留下的历史遗憾。没有想到，此时看到的是一个事实充足、图文并茂、逻辑明晰、立论坚实，而且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西藏建筑必具的柱头托木作为观察的切入点与对比的标尺，解析纷繁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势如破竹，排出了一个整饬的序列。这时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个什么层级的学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从宿先生那里学到的佛经版本目录知识，只是他学问中的一个小枝节，我掌握的不过是一项入门级的小本事罢了。

我到过西藏一百多座寺院，调查贝叶经之余，还有些兴趣观察西藏寺院的建筑特点，但一直不得要领。不过，因为脑子里留下了很多直观的印象，《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结语以及其中的那两张大表，让我茅塞顿开，拍案叫绝！由此触及到宿先生治学的奥秘，开始认识他掌握和运用的那一整套严密、精细、科学的方法。那是欧洲科学界积累了几百年才形成的体系和规范，宿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出身，没有留过洋，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怎么会这样观察、记录、分析、综合、展示考古对象？有一位考古学家曾经当面对我说：“宿白先生是朴学。”他可能没有透彻读过宿先生的著作，只是知道宿先生精通古代文献而已，并不真正了解宿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经过多年探问，我才知道宿先生先后师承冯承钧、孙作云、容庚、汤用彤、向达、赵万里、裴文中等人，在治学方法上尤其受到冯承钧、汤用彤、向达、裴文中四人的影响，而这四位前辈学者都有深厚的欧美学术背景。

在古建筑领域，宿先生受益于梁思成、刘敦桢、赵正之三位先生甚多。中国的古建筑，主要的遗物可分为汉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兰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汉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在汉式古建筑的研究领域贡献巨大，人所共知。宿先生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以及他建立起来的科学系统，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知，就连我原来也只认识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对它的科学意义仅仅是从方法论方面留意了一点，但对其整体的科学价值则远远认识不足。实际上，从学科划分来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建筑学成分相当大，已经不能完全归类于文科著作和考古学著作了。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前辈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现的唐、宋、辽、金时期的古建筑，绝大部分是汉传佛教寺院里幸存下来的遗物。汉传佛教寺院自梁武帝时期的同泰寺开始依照皇宫规制构建（稍早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已有部分按皇宫规制营造），至中晚唐时期，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形制逐渐取代南亚、中亚传来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形制，虽然辽、宋时期仍然存有很少的如应县佛宫寺和莆田东岩山报恩寺这样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但绝大多数佛寺的规划布局都是以中轴线上的佛殿为中心，至20世纪前期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汉传佛教的寺院布局和殿堂、楼阁的形制结构总体稳定，仅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汉传佛教的僧人和佛寺数量在南北朝后期达到，此后锐减，唐玄宗以后汉传佛教的发展进一步萎缩，虽然边远的四川、南诏—大理、辽等地曾经一度辉煌，但总体上汉传佛教是不断走下坡路的。汉传佛教建筑反映了以上的历史演变，唐玄宗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北魏的平城五级大寺与洛阳永宁寺、梁武帝的同泰寺和武则天的天堂这样的宏大建筑了。

营造学社对于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在汉传佛教极度凋零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当时五台山南禅寺尚未发现，遗存早的佛光寺东大殿距离汉传佛教座寺院建成已经有800多年了，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发现的是寥若晨星的唐、辽、宋、金代古建筑，而且每一处只有一、两座孤零零的早期殿堂、楼阁、佛塔，完整的正定隆兴寺（大佛寺）和大同善化寺也仅余三、四座北宋和辽金时期的大型建筑物。因此，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于地上早期遗存物的测绘和记录，重点对于《营造法式》和木作工艺等建筑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梁、刘等先生虽然十分重视寺院的历史沿革，但客观存在让他们只能从文献资料和多种多样的零散遗迹中，了解晚唐以前的房屋建筑、包括佛寺建筑，无法直接从现存的地上实物具体认识自东汉至晚唐时期汉传佛寺的规划布局与建筑物的实际形制，及其详细的发展变化过程。

宿白先生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研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实存状况。藏传佛教早的寺院、始建于公元647年的大昭寺，其初的构筑至今仍然保存，其他的小昭寺、桑耶寺、萨迦北寺和南寺、纳塘寺、霞鲁寺等吐蕃时期至元代早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寺院，不仅可以勘查它们的早期规划和布局，而且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重要的是，经过吐蕃时期的两次挫折，10世纪后半期以后藏传佛教恢复发展，12、13世纪以后寺院规模和僧尼人数成倍、甚至成10倍地大扩张，至20世纪中期仍方兴未艾。这样，宿先生对于西藏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从早的建筑形态开始的，而且探讨的是一个由小到大且巨大扩充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汉传佛教古建筑研究只能从中间形态开始、而且研究对象呈逐步萎缩状态的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营造学社的研究模式，必须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观察、反映西藏不同的佛寺建筑形态和发展变化进程。

宿白先生调查的个寺院是拉萨著名的大昭寺，发现其初的建筑遗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印度佛寺的形制，而与大昭寺相距不远、且同属松赞干布时期的札拉鲁浦石窟寺，则移植了中原和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形制；此后在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大昭寺不断地改、扩建，吸收了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土的建筑元素，与原有的印度形制融合成为一体；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又不断局部整修，结构进一步改变，进入第三阶段；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为大规模整修扩建阶段，内地建筑元素大量增加，西藏本土特色更加鲜明。

细致地解析了大昭寺这个重要的标本之后，宿先生观察藏传佛教其他寺院建筑便有了一个准确、可靠的尺度，能够进行比较精细的对比研究，发现吐蕃时期建立的寺院、如著名的桑耶寺，也经历了和大昭寺大体相同的变化，其他的众多寺院则步伐不同地分别走过了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三个阶段，而始建于15世纪前期的格鲁派大寺院还发展出巨大规模扩建和严格等级规制的第五阶段。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总体上经历了五个时期，无论是单体的建筑物形态结构，还是寺院的整体布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在汉传佛教建筑中看不到的情况。

中国的古建筑遗迹，主要分为汉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兰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其中以汉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宿白1959年、1988年两度入藏考察，在继承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前辈开创的营造学社调查研究汉式古建筑方式的基础上，观察西藏不同时期佛寺建筑形态和发展进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建立了逻辑明晰、立论坚实、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

书后所附近七十幅图版是记录西藏寺院历史面貌的珍贵资料，已成为重建和修复这些古建筑的重要依据。除藏地佛寺建筑，书中也涉及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的藏传佛教遗迹，也有专章讨论元大都（今北京）、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全书以巨量的建筑实物证据，展现出西藏历史文化与祖国内地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发展轨迹。

宿白（1922-2018），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录等方面专有所长，而且自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1952）之初便开始执教并掌管系内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体格局和方法，在专业领域内享有泰斗声望；2016年曾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