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中国古典小说[精装] 夏志清 著 文学评论与鉴赏 白话文的标志性著作 汉代文学研究 国学古籍 文学艺术 上海人民

1.大家经典代表之作：《中国古典小说》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夏志清先生的经典著作，填补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研究的空白，极具开拓性。夏志清对这六部古典小说的高峰，进行了形式与内容的深入探讨，《中国古典小说》内容上侧重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形式上结合了比较文学视野与新批评的方法，对结构、艺术方法、文字等进行了批评。

2.《中国古典小说》是重译精校本、精装纪念版：集齐译者，倾力共同翻译，再由夏济安高足刘绍铭老师亲自校订，相比其他版本，内容更可靠；精装纪念版，制作精美，诚意十足，满足读者的阅读和收藏需求。

经典之作 白先勇 ...........1

前言 ...........27

第1 章 绪论 ...........3

第2 章 三国演义 ...........33

第3 章 水浒传 ...........67

第4 章 西游记 ...........103

第5 章 金瓶梅 ...........149

第6 章 儒林外史 ...........185

第7 章 红楼梦 ...........225

附录 中国旧白话短篇小说里的社会与自我 ...........275

注释 ...........297

中文版校订余话 刘绍铭 ...........347

一

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专家学者，若有机会接触西方小说，早晚会发现，构成中国小说传统的著作大多粗疏芜杂。当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这些杰作尽管处于同样的文学传统之中，但却具备了足以教人另眼相看的智慧与魅力，值得一读再读。就拿《红楼梦》来说，即便是Z苛求的读者也很难不对这样一部经典之作表示赞赏。同样地，大多数有鉴赏力的读者还会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这五部作品视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经典。这六部作品虽不能完Q被视作中国小说的DF之作（即使我们不把现代作品包括在内，我相信还有几部中国传统小说，尽管其优点尚未得到批评家的赏识，但其艺术上的成就可能比这六部小说中较为逊色者更为出色），但它们无疑是此种文学类型在历史上Z重要的里程碑：每部作品都在各自的时代开拓了新境界，为中国小说扩充了新趣味的疆域，且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发展途径。直到今天，这六部作品仍深为中国人所喜爱。在有人对从发轫期直至清末的中国小说进行整体重估以前，我们将批评的焦点放在这六部书上，认为其足以代表中国小说的特色与多样性，谅不会离题太远。

的确，从过去四十年来学术界在这几部作品上花费的工夫来看，这六部小说正构建了中国小说的“传统”。除了中国学者，也有西方汉学家针对这六部小说的作者生平和版本问题一丝不苟地去追本溯源。大陆的学者虽然对《金瓶梅》的色情成分与亲资本主义的自然主义写作（Pro-capitalist naturalism）一直采取保留态度，但这六部小说仍一致被公认为足以表现中国人民创造天才的作品，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称得上是经典名著。这些作品声名日重，部分反映了近年来趋于强烈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亦随之得到认可。传统小说的新命名—“中国古典小说”，明确地显示出态度的转变。不久以前，这些小说还被蔑称为“旧小说”，为的是有意强调它同在西方影响下创作的“新小说”之间的区别；不然就是被相对客观地称为“章回小说”，但这名称尚且带有一丝不屑的意味，暗示传统的写作方法是把故事分成许多回，不顾回与回之间可否成为叙述单元—在现代人看来，此实不足为法。虽然新文化运动的LX们拥护白话小说来支持他们的文学革命，但是他们骨子里又是受过西方文学洗礼的学者，所以面对这类文学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之感。

在西方的影响下，对于中国小说的评价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清末，开明的学者及报界人士已经开始密切关注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如果传统小说对中国人面临现代SJ时的困惑要负有部分责任，那么能激发爱国心、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通俗作品就应取而代之。梁启C是倡导新小说的先驱，他撰写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西方爱国志士的传记，在当时影响甚大。而其他关心国事的作家，也日渐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及政府的工具。然而，当他们逐渐领悟到小说就是一种鲜活的社会力量时，也旋即意识到从前的小说家没能恪尽教导人民的责任。

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对传统小说不满的情绪仍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他们引用了其中杰出的几部为白话文说话，这又给人以“传统小说毕竟是值得珍视和自豪的民族遗产”的相反印象。白话文学的倡导人胡适对《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作品推崇备至。依他看，这几部作品的作者应同但丁、乔叟和马丁·路德并列为民族白话文学的鼻祖，而他们的语言对新作家的白话文写作也应具有催生的作用。在这一说法获得认可后，年轻作家普遍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传统小说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胡适所做的整理国故工作中ZSHY的一项便是为几部小说加上新式标点，并在书前适当冠以长序，详细交代作者生平、成书经过，以及他对这些小说价值的大略评估。

尽管这些作品蔚然时兴，但文学革命期间，一般人都觉得传统小说虽然以白话文为语言，但在艺术及思想方面却微不足道。周作人在他那篇影响至深的论文《人的文学》（1919）里列举了十种“非人”文学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主要出自通俗小说和戏曲，而非古典诗文。尽管胡适对中国小说抱有研究的热忱，也看出它在艺术上的粗俗之处，但他似乎不太在乎小说中的“封建”意识。在他为这些小说写的序文以及泛论白话文学的文章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表明他批评态度的旁白，因为他在那些序文及论文中的口气通常是肯定的（这些旁白在后来被大陆的一些批评家翻出来作为胡适亲资本主义并诋毁中国文学的明确罪证之前，一直都不为人注意）。但假如说胡适应当因此受到谴责，那么，活跃于“五四”运动后的那一辈相对比较认真的学者与作家都应受到谴责。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以说像胡适一样极为喜爱中国传统小说，但在接触西方小说之后，却不得不承认（假如不是开诚布公，至少也是暗地里承认）西方小说的态度之严肃与技巧之高C。1937 年中日战争QM爆发以前，在Z有才气的新小说作家与Z热衷于研究传统小说的学者中，很少有人站出来为旧小说的内在优点辩护，尽管这两类人对于旧小说的评价，应该远比新文化运动初期明显带有反传统成见的斗士们来得客观。作为知名的白话文学史家，郑振铎有搜集旧小说珍本的癖好，但他偶尔也会流露出对这些作品的厌恶。当时，其他研究中国小说的严谨学者也有类似的不耐烦的感觉。

中国现代的小说家们也是如此。直到抗战爆发，当中国的作家不得不采用较旧的小说体裁来制造爱国宣传品，当一些严肃的作者开始主动发掘旧小说本身的资源时，尽管他们在年少时都曾读过旧小说，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曾从中受益。他们反而转向西方小说追求灵感和引导。在小说名家之中，茅盾就始终看不起旧小说，并宣称旧小说对他个人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甚至认为《水浒传》和《红楼梦》的叙述技巧太简陋，不值得现代人模仿。有趣的是，虽然《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言情及讽刺小说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事实却依然遭到小说家们的否认，尽管这些小说的印记在他们的作品里分明有迹可循。

按照惯例，伟大的作品通常被看作例外（包括本书讨论的六部）。现代的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学者和作家却普遍认为传统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种感觉，起先是跟他们共有的那种民族文化上的自卑感分不开的，但这种感觉很快便发展为一种真诚的自省，认识到中国旧小说在艺术上远远落在西方小说之后。Z终，是共产党人通过坚持旧小说的民族重要性，否定了现代观念对旧小说的看法。1939 年，毛泽东利用战时爱国热情和民间娱乐的宣传潜力，一面肯定了文学与艺术的“民族形式”，一面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充分利用这些形式。传统通俗文学这时不仅被置于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立的境地，同时也跟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培植出来的现代中国作品壁垒分明起来。这是因为，尽管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肯定与新的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相吻合，但这一肯定显然只能通过主动抛弃西方的影响来实现。

不论大陆流行怎样的批评风尚，只有把中国小说置于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在适当地意识到这点的同时，我认为如果不将其与西方小说相比，我们显然无法对中国小说给予完Q公正的评价（除了诸如《源氏物语》这类孤立的杰作，一切非西方传统的小说在与中国小说并肩之时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在西方小说的冲击之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小说也都转入了新方向）。小说的现代读者是在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的实践与理论中成长的：他期待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一个独具匠心的创造者构想计划出的统一的人生观，一种完Q与作者对其题材的情感态度相称的独特风格；他厌恶赤裸裸的说教文字，作者插科打诨的闲话，杂乱无章堆积式的叙事结构以及让他分心的其他各种笨拙的表现。但话说回来，即使在欧洲，把写小说认真地当作一种艺术也是近代发展的结果，我们也不能期望始于市民说唱文学的中国白话小说能迎合现代高格调的鉴赏口味。

二

中国小说跟欧洲中古的圣徒传（hagiography）一样，相信生命蕴藏着无穷的奇迹。以一种世故的眼光来看，这些奇迹显得平淡无味，特别是当对奇迹的描写仅仅是为了证明虔心学佛向道与力行儒家道德的效验时。但是，中国的说书人和小说家不仅对表面上显得神奇的东西感兴趣，实际上他们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新近颁布的协约便会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小说家看似拥护严苛的道德，但他们并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假正经。但是这种植根于说书人与听众共有的较低文化程度的容忍姿态，与其说表明了一种现代的开明态度，不如说体现出对于性、污秽和疾病丝毫不以为怪的兴致。这些东西与那些时常干预人事的鬼神一起，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有权要求小说家像关注那些比较体面的社交来往那样给予自己同等的关注。赫胥黎（Aldoux Huxley）曾在“悲剧”（tragedy）与“整体真相”（the whole truth）这两种描写现实的方式之间作过一个极为有效的区分：“为了写一部悲剧，艺术家B须从人类整体经验中孤立出一个单独的因素，而把那个因素当作他WY的材料”；而撰写“整体真相”的艺术家—赫胥黎主要以荷马为例子—则要照顾到人类经验的Q部。从这方面来看，中国说书人和小说家对生命不分青红皂白的迷恋，可以被视为一种不自觉地关注“整体真相”的形式。至少没有哪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是有意要自始至终地保持悲剧或喜剧性质的，即便是以诗意的敏感而著称的《红楼梦》，也不逃避面对生活食色世俗的一面，而以极自然的态度从低级的喜剧滑入纯然的悲悯境界。这部小说之所以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正因作者所见的人生百态，无论是下贱的还是崇高的，兽性的抑或神圣的，都一一包含在里面了。

中国小说家迷醉于生命，因此几乎都未曾注意到常为现代西方文学所描写的生活中的那种虚无厌倦感。极端英勇和极端歹毒的角色充斥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而这两种人都在自己选择的生活中活得有声有色。在家庭小说中，我们固然常常遇见那些被剥夺了应有的性幸福的妇女，这些不幸的妇人的破坏性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但却没有任何一位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既然生命无意义可言，索性以玩世不恭的心情无聊地活下去。相反地，她们会为幸福而奋斗，即使ZH遁入空门，她们也至少希望能够在西方的极乐SJ获得重生。尽管中国古代小说之中不乏凶悍淫荡之徒，却未曾构想出一位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the Stranger）一样的怪物，更不用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与一切价值断绝关系的“地下人”（Underground Man）了。海明威的小说中有一位主角针对现代西方幻灭、厌倦的病态说了一句极为中肯的话：“诸如光荣、名誉、勇气或神圣之类的抽象字眼，和村庄、河流的具体的名字，以及道路编号、军团编码和日期等数字相比，都变得猥亵了。”而即使在宣扬佛家禅理的中国小说里，像光荣和名誉这样的字眼仍保留着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因为主角寻求自我解脱的行为并不能抹杀其他角色对于世俗目标的追求—解脱与追求，二者同样值得赞美。

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英雄或歹徒可谓个人主义者。中国人可能是一个一向固守孔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但中国小说讲述的却是另一回事：尽管表面上总是强调节制和谨慎，事实上，小说中的人物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荣誉和欢乐时往往显得格外地极端化，甚至寻求无我（遁世而皈依释道）—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进行自我承担的行为。说书人喜欢讲极端的好人好事和恶人恶行，这自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他们艺术的粗浅与听众的天真：假如把故事中耸人听闻的成分除掉，看起来就没有多少故事好讲了。说书人这种好作惊人语的习惯，当然意味着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较为YX的一面感觉甚为迟钝。一个勇气与毅力异乎常人的英雄，固然是值得赞美的儒家行为的典范；但儒家还具有同样值得说书人称赞的其他品德，例如“四书”提及内省功夫的文字，就远比谈匹夫之勇的内容要多。若是内省型的英雄能够获得应有的注意，中国的小说或许早就已臻心理写实主义之佳境了：一个习惯于慎独和自省的人会更近于史蒂芬·狄达拉司（Stephen Dedalus），而不近于定型的儒家英雄。

但是，如果说中国的说书人和小说家由于忽视儒教对某些心理方面的观察，而没有探求内在意识SJ的野心的话，那么他们所描写的荒谬的儒家英雄，却又暗示了与现代小说的另一种共通之处。通俗小说中Z常称颂的儒家德行是忠孝节义，理论上说，这些美德的培养应当是一件互动互惠的事：君主贤明而臣民忠心，丈夫可靠体贴而妻子坚贞不渝，诸如此类。然而在这类故事里，有德行的人偏偏在无人欣赏时表现他的毅力：为臣的，对昏君鞠躬尽瘁，而且常以身谏，冀其悔悟；做妻子的，即使丈夫是施虐狂，也始终不渝，在丈夫死后还为其守寡，以便抚养孤儿、传宗接代。这种行为在今天虽被贬为盲从“封建思想”之举，实际上却说明，中国式的荒谬英雄乃是一个为某种理想可以奋不顾身以维持其个人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