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正版 中国农家经济 上中下三册 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 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 卜凯著 郑培凯主编 学术论著 中文

                                                    店铺公告

为保障消费者合理购买需求及公平交易机会，避免因非生活消费目的的购买货囤积商品，抬价转售等违法行为发生，店铺有权对异常订单不发货且不进行赔付。异常订单：包括但不限于相同用户ID批量下单，同一用户（指不同用户ID，存在相同/临近/虚构收货地址，或相同联系号码，收件人，同账户付款人等情形的）批量下单（一次性大于5本），以及其他非消费目的的交易订单。 温馨提示：请务必当着快递员面开箱验货，如发现破损，请立即拍照拒收，如验货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在线客服处理，（如开箱验货时发现破损，所产生运费由我司承担，一经签收即为货物完好，如果您未开箱验货，一切损失就需要由买家承担，所以请买家一定要仔细验货）， 关于退货运费：对于下单后且物流已发货货品在途的状态下，原则上均不接受退货申请，如顾客原因退货需要承担来回运费，如因产品质量问题（非破损问题）可在签收后，联系在线客服。

【图书信息】

书名：中国农家经济

著者：卜凯

译者：张履鸾

编者：郑培凯

责编：王新斐

定价：123.00元

字数：441千字

页数：582

印张：41.25

开本：16

装帧形式：平装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5年12月 第1版

印次：2015年12月 第1次印刷

ISBN：978-7-203-09248-3

中图分类号·CIP第四项：F329.06

主题词·CIP第三项：农村经济-中国-民国

【编辑推荐】

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中的一种。本套丛书规模宏大、版本珍贵、视角独特，所选皆为纯学术论著。“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资料”所选书目，绝大部分在1949年以后未曾出版。该套丛书精选了建国以来未单本刊行的近代著名海外汉学家名作，由郑培凯先生主持并邀请当今各学科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学者来甄选、整理、梳理版本，以原书原貌重新整理出版。全套书共97册，63种，分为“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中外交通与边疆史”三大类。所选皆为纯学术论著，学人独到的观点、扎实的学术作风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必定为当今学术界提供宝贵借鉴。

【内容介绍】

本书为卜凯教授苦心孤诣，费时五载所贡献之成绩，其目的一为训练学生使知如何利用调查方法，以研究农业经济，并了解本国农家经济之结构和内容，另一方面，使国际上对中国农民之生活资源、生活状态，有更深切的认识。本书不特材料丰富、持论亦复公允，论断皆出自调查数据，故其准确、客观程度非一般著作可同日而语。

【作者简介】

卜凯，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914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在中国工作近30年，发表了多部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著作。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田场布置与土地利用

第三章 田场周年经营之状况

第四章 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

第五章 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

第六章 作物

第七章 家畜和保存地力

第八章 田场之劳力

第九章 农家家庭与人口

第十章 食物消费

第十一章 生活程度

第十二章 结论

【序言】

总序 温故而知新

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

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与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与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 “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着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与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

本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系统化的研究，是与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与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搜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

说到“温故知新”与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与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与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中央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与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与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烁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历代解经，对这个“为师”的道理，有两种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释。朱熹《四书集注》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虽然朱熹把知识分为“旧所闻”与“新所得”，强调的却是“学而时习之”，从中生发新的心得，也就是从诠释旧典中得到新知。这个说法与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作诗唱和，写给陆九渊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万变不离其宗，旧学与新知是同一个脉络的知识学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经学家，解释“温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论语义疏》就说：“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实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若学能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乃可为人师也。”皇侃明确说到，“故”指的是过去所学的知识，而“新”则指的是新近学到的知识，新旧结合，相互发明，就可以“为人师”了。邢昺《论语注疏》循着皇侃的思路，也说：“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温寻故者，又知新者，则可以为人师也。”这里讲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读旧学，有了新的体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发展出的“新知”，而是从来没听过、没想过的新学问了。这种“素所未知”的新学问，结合“旧所闻”，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框架，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出现飞跃性的结构变化。知识内容或许大体沿袭传统，知识结构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现崭新的认知系统，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意义，打开文化传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译作，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促使中国学者放弃自我中心的文化态度，从各种不同侧面，探知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谱，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观测中国传统，摇动了文化的万花筒，看到七彩缤纷的中国。

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良变法思想风起云涌之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思想经典著作，是有感于国人（特别是传统文化孕育的知识精英）思维系统封闭，企图介绍实证新知，引进逻辑思维的方法，以破除儒学之道“一以贯之”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虚妄。他翻译《天演论》，在序文中提到，有人归纳东西方学术思想，认为中国文化重精神，是形而上之学，立意高超，而西方文化重物质，是形而下之学，只追求功利的回报。他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蒙昧态度，陷入传统旧学的框囿而不自知，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吸收“素所未知”的新知识，也就无法开展并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严复非常清楚他翻译西方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新知，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封闭性，但是，作为披荆斩棘的拓荒人，他深知思想封闭者的顽固心理，必须因势利导，以免遭到盲目卫道之士的攻讦。严复有其防身的策略，不会像许褚战马超那样赤膊上阵，而是以桐城文章译述赫胥黎、斯宾塞、穆勒、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博得晚清知识精英的赞许，由文章深闳而传入了新知义理。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而言，通过翻译，以迂回战术来介绍西方思想，得到巨大的成功，产生了改变传统思维体系的实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以此类推，民国时期大量翻译域外汉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课题。

关于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思维冲击中国知识精英，颠覆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序言中，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发出深刻的感慨，做了笼统的批评：“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通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钱穆所指出的问题，是传统知识体系强调“通”，文史哲不分家，最崇尚通儒，而现代学术讲究专业分科，各司其职，以至于读不通古籍呈现的整体性知识思维。姚名达在撰写《中国目录学史》的时候，对西力东渐，西潮带来的翻译著作及新知新学，也有类似的感慨：“《四部》分类法，不合时代也，不仅现代为然。自道光、咸丰允许西人入国通商传教以来，继以派生留学外国，于是东西洋洋籍逐年增多。学问翻新，迥出旧学之外。目录学界之思想不免为之震荡。”这种对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察，反映了中国学人从晚清一直到民国，夹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体系的冲突，身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因此感触良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能代表中国学术的通儒是王国维与陈寅恪，他们浸润了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传统，承继干嘉笃实的考据学风，却都经过西洋逻辑思维与实证科学的洗礼，参与中国知识结构的转型。对西方现代知识结构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但再三致意，并且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来努力促成。王国维早在1902年就写信给张之洞，反对把经学列为大学分科之首，而主张效法西方与日本的大学，设立哲学科，明确指出知识结构的分类不可因循传统，而必须另起炉灶。陈寅恪在1925年就清华大学建制的问题，写了《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指出大学的职责在于学术之独立，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令人十分不满，必须认真效法西方学术的体制及实践。他说，“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者比。”这两位国学大师，对西方与日本的汉学研究十分注意，都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域外汉学研究，集思广益，以成其大家。

再回到“温故知新”的历代经解，说说文化传承的阐释学意义。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指出，上古之时，文化知识是上层统治精英的家学，不再治理实际政事的长者可以传递德行的知识，可以为人师。“温故而知新”，就显示长者不忘旧时所学，且能吸收新知，继承并发扬这种学术与政治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之时，时代出现了变化，士大夫不见得能够谨守家法，弘扬德行，也不一定能够“为师”了。孔子之后，世变日亟，“道术为天下裂”，文化知识不再为少数统治精英所垄断，也不必然与治理政事有关，学术在民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学术知识发展的脉络基本未变，仍然是要温故知新，进德修业。从刘宝楠不经意的阐释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内容，改变了知识结构的体系，但其内在发展的理路仍旧，还是需要旧学与新知的融合，才能有所发展。

刘宝楠还引述了刘逢禄的解释：“故，古也。《六经》皆述古昔、称先王者也。知新，谓通其大义，以斟酌后世之制作，汉初经师皆是也。”刘宝楠赞成这个说法，并指出，汉唐人解释“知新”，大多数都沿用此意。也就是说，旧学是传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新知是时代变化出现的新知识，必须相互斟酌，才能发挥得宜。至于如何对旧学“通其大义”，就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了。从这个通达的诠释来讨论近代西学东渐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温故而知新”在民国学人的心底，是产生“传统”与“现代”纠葛的心理陷阱，不易跨越。若依照朱熹的说法，“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虽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说通，但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时代环节，西学的新知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在原有的旧学脉络中，根本无从立足，如何“其应不穷”？所以，真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提升“温故而知新”的普世意义，以理解域外汉学译著与近代学术知识体系变迁的文化史意义，我们认为，皇侃、邢昺，一直到刘宝楠的阐释，是比较合适，并与现代文化阐释学的说法相近。

伽达默（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名著《真理与方法》中，说到认知理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别指出，人们通过理性，来判断历史文化中事实的真相，但是人的理性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与传统所衍生的丰富文化底蕴有关，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传统的思维脉络。他认为，人生活在文化传统之中，就不可能“遗世独立”，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来认识传统，甚至是批判或颠覆传统。传统是历史文化延续与传承的表征，不会一成不变，而我们的认知理性也会因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诠释传统。伽达默的阐释学以西方文化传统为例，说明新知如何纳入传统，而使文化传统生机不断，生生不息，与中国历代经学家的说法（朱熹除外），有异曲同工之效。以此观照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我们认为，这批学术新知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繁衍与发展上，实有承先启后之功。

《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的出版，最值得感谢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年多来搜罗的执着与努力。虽然这套丛刊不能穷尽民国时期的汉学译著，但是，能汇集上百部自从1949年以来在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再度公之于世，总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忝为本丛刊的主编，我面对这批民国学术材料，先是感到纷杂无章，有些原作者的学术素养也难副当前的学术标准，甚为犹豫。后来转念一想，这是上个世纪中国最纷乱时期的学术记录，也是民生凋敝，国势隤危，内乱外患交加之际，仍有许多学者孜孜矻矻，戮力翻译域外汉学，为中国学术的承传拓展新知的坦途，不禁肃然起敬，开始用心整理分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好在有学殖丰赡的诤友担任分卷主编，并撰写各分卷前言，实在是衷心铭感。有傅杰教授负责“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戴燕教授负责“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霍巍教授负责“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吾道不孤矣。在整理编辑过程中，助理周威先生费心最多，也是我要衷心感谢的。道术之存亡，全在人心之向背。这批民国汉学译著重新问世，对我们生长在承平之世的学人，应当有激励的作用，为学术研究多尽分力，让中国学术发展更上一层楼。

郑培凯

二〇一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