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书缘与人缘 精装 唐德刚 历史三峡 民国通史计划 历史 政论 小说 诗歌 杂文 胡适杂忆 袁氏当国 史学与红学

                                                    店铺公告

为保障消费者合理购买需求及公平交易机会，避免因非生活消费目的的购买货囤积商品，抬价转售等违法行为发生，店铺有权对异常订单不发货且不进行赔付。异常订单：包括但不限于相同用户ID批量下单，同一用户（指不同用户ID，存在相同/临近/虚构收货地址，或相同联系号码，收件人，同账户付款人等情形的）批量下单（一次性大于5本），以及其他非消费目的的交易订单。 温馨提示：请务必当着快递员面开箱验货，如发现破损，请立即拍照拒收，如验货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在线客服处理，（如开箱验货时发现破损，所产生运费由我司承担，一经签收即为货物完好，如果您未开箱验货，一切损失就需要由买家承担，所以请买家一定要仔细验货）， 关于退货运费：对于下单后且物流已发货货品在途的状态下，原则上均不接受退货申请，如顾客原因退货需要承担来回运费，如因产品质量问题（非破损问题）可在签收后，联系在线客服。

历史三峡论”作者的代表作之一，胡适收山的小门生，渐入老境之作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

——唐德刚

胡适收山的小门生，渐入老境之作——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张学良将军，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顾维钧，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传记文学》的责任，最大的阿Ｑ，最凶的阎王，“以一人而敌一国”！笔者唐德刚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

打开历史三峡的“民国通史计划”，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新版——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史学大家唐德刚晚年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每册插图均有精彩的历史照片，每册书名均为“我的朋友胡适之”书法集字，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经典新版。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他所写的史书在海内外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常常排在“首位”。

内容简介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张学良将军，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顾维钧，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传记文学》的责任，最大的阿Ｑ，最凶的阎王，“以一人而敌一国”！

本书以“书缘与人缘”为名，是史家唐德刚（“我的朋友唐德刚”，胡老师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多年读书与日常见闻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谈到了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堂、杨振宁等人，又论及《传记文学》、《鲁拜集》、《唐诗浅探》等书，于普通的细节中展现出历史的风貌。作者写人、评书，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闻趣事，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其中可见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极佳的人文素养。

名人推荐

我同德刚兄的友情是从1939年开始的，到现在整整七十年。……这样长期而且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我有资格说“我的朋友唐德刚”，而且的确使我受益不浅。德刚兄真是“博学多闻”、“学贯中西”。他的文采使你看了文章之后一定知道那是他写的，因为没有人会写出那样精彩的文章。他的谈吐尤其内容丰富，妙语连篇。同他谈一次，胜读十本书。

——马大任（“赠书中国计划”发起人）

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谈的是晚清，然而笔锋一转，却突然谈到了古希腊，谈到了秦、汉、魏、晋，起承转合，信手拈来，非常自然巧妙，豪无牵强附会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会不会因此成为绝响呢？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作者）

唐德刚之所以那么受青睐，乃在于他的身上没有学院派的方巾气，那种工匠式的知识卖弄。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史学家。他好发议论，好为人师，好作惊人之语，虽偶有过头，但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史学倘若离开了智慧女神，岂非一张苍白的验尸报告？

——许纪霖（《安身立命》作者）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其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口述传记，均为传诵一时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著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禤福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胡菊人（香港著名报人）

唐德刚做任何历史的时候，不管是做口述史，或者是在写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都很放肆自己的文笔。他甚至要比他的老师巴赞更放肆，就是说不只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文笔特别好，那种文笔，是半白半文，然后有时候又夹杂一些俗话。那么他的性格又很诙谐，所以写出来就很好玩儿。常常看得让人觉得非常吸引，因此他才会有那么多的读者。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

目录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胡学前瞻——《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千家驹论胡适

胡适父亲铁花先生无头尸疑案——重读适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傅虹霖女士《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民国史“每两月一章”

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

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

钱昌照与刘廷芳—— “口述历史”侧记

关于朱经农与刘廷芳两函

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

泰山颓矣——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

“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Ｑ，最凶的阎王！——试论《传记文学》的责任

杨振宁•《传记文学》•瓦砾坝——贺《传记文学》创刊二十五周年

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书——读何庆华著《红星下的故国》

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间——殷志鹏博士编著《三地书》序

王莹是怎样“回国”的

白马社的旧诗词——重读黄克荪译《鲁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集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于一身的卓以玉

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十大画家，永不再有

读三老《感逝》诗

《浅探》的浅探——朱文长著《唐诗浅探》读后

我的气功经验说——从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板娘”

“我犯罪了！并无解说。”——向谢扶公与苏阿姨致意

新书选摘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告诉我他读书和作文的要诀。他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才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

胡老师这句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体验。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识字不久，便由双亲和塾师的引导，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常见闻和读书札记很自然地就会变成日记的一部分。真的，写日记、札记最能帮助记忆；纵是忘记了，也能一索即得。

写读书心得的小品，其内容有的是选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则是自己的意见。世态所见既多，书又读得五花八门，札记也就写得七零八落。长的札记往往变成一篇小论文，乃至自我欣赏的小创作，最短的则可能只是一两句隽语名言。阅读的范围渐次扩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么下笔的兴趣也就随遇而安了。

抗战期间读大学，害了“发表欲”，每把这些小札记分类编纂，然后按其性质，分别向有不同好恶的报刊上去投稿。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肠而又有相同好恶的编辑采纳了，并寄来少许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便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里，小小的稿酬实在是大大的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大学毕业后，在海内外也做过一阵子期刊编辑什么的，助编、合编、轮编、主编都干过。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之末，在胡适之的策动之下，我们十来个硕士博士者流，为着宣扬民主、提倡新学，曾在美国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作《海外论坛》，由大家“轮编”。那时海外作家既少，又发不起稿费，本社社员停笔不写，外界就拉不到稿子。为赶印刷限期，轮编者就只好自己动笔了。最糟的稿荒时期，有时甚至从头到尾、从社论到副刊，往往出于一人手笔。在这一窘迫情况之下，有写杂文习惯的人就可大派用场了。

我们筹办《海外论坛》的原始目的，本是针对时艰，提倡民主。这家小刊物，虽然胡适之、雷儆寰诸前辈对它都呵护备至——雷先生竟把它列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论坛》的本身确是一桩很痛苦、很深刻的失败经验——它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古人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事实上正相反。中国知识分子之“绝”，是我们对下既能发“令”，对上也善于“受命”，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却不能平等合作。我们平等合作的结果必然落得个“拳脚交加”（像台湾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铃控告”。所谓“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个个都是单干户。单干户找不到“伙伴”（company），组织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论坛》也就关门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们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配吗？”——这问题太大了，学问太深了。哪是“全盘西化”这四个字可以解决得了的？个人自惭不学、自惭浅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汉语来写“时文”了。是“失败主义”在作祟吧，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个短时间。任何一种文字，你如丢下二十年，重提笔杆你会觉得这支笔其重无比；用这支重笔你也会写得别字连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为什么又重董旧业、再作冯妇呢？这就不能不感激刘绍唐、胡菊人这两位与我有“相同好恶”的大编辑了。

绍唐最初派给我的是一项中文翻译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汉语。这项翻译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是这位长于辞令、善于派工作的刘传记却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如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太好。我仔细想想，绍唐之言实在大有道理，心里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最后还是承担下来了。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写不尽的。在绍唐兄不断地鼓励和领导之下，胡适传记之外，想到适之老师“写下来”之遗训，历年治史心得，一时亦竟如脱缰野马，一发难收，十余年来又写了数十万言。

这些不成系统的随笔札记之作，值不值得选辑成书、保留下来？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个人数十年之所学，不及先师适之先生之什一。胡适二十来岁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辈子没有变动，死而后已。然而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虽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却时时“逾矩”。个人学殖浅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数十年来历经忧患，国破家亡，阅历之多也一言难尽，而古今中外，名儒硕彦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学到老，我掌握了几家学说呢？值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开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轻重，自觉对国事民生已找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岂非妄自尊大？

我个人虽不敢说像梁任公“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然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则数十年未稍辍也。既然尚在摸索，难成一家之言，则“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选集就更是犯不着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毕竟是社会动物，你自己个人之外，还有家庭、亲友和社会大众对你的影响。刘绍唐先生是我的挚友、编者和发行人。多少年来，他一直要为我出版“唐氏四书”（因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书）；而我个人则因为事忙人懒，始终把好友诤言当成耳边风，没有抽出时间和他认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陈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书。他这出书的行动，比我这位疏懒的作者本人更要认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业家，而近年来在海峡两岸的文化界却是无人不知的怪杰和“文化大护法”。他把他辛勤得来的企业利润，不用之于吃喝玩乐（他个人生活实在简朴不堪），而用之于文化事业——尤其是推动“胡适学”的研究。近年来海峡两岸所召开的有关胡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会、论文竞赛和胡适百岁纪念邮票之发行等，几乎都是陈君一手推动的。在这“七十子亡而大义乖”的沉闷时代，胡老师地下有知，对这位与他毫无关系的小崇拜者的义举，该会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他也就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尽。我的这些不成系统的旧作，泰半都是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传记文学》享有版权；刘绍唐兄乃请该社执事先生再事搜罗，由绍唐亲自主持，分编为两卷：有关史学与红学者，编入《史学与红学》；有关传记、书评诸类，则编入《书缘与人缘》。这两卷书名也是绍唐代取的。

传记文学社诸执事都是当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们不但把拙著杂文编排妥当，并打出清样，三校竣事，登出预告，如揿动电钮，则旦夕之间便已书在坊间矣。然社长先生客气，纯为礼貌问题，他要我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样。孰知他却高看了我这个马虎文人。我把这万事俱备的出版样品带回了美国，一旦走入课堂，教起书来，便把我自己的书稿搁下了，一误经年。

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注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向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之后，也写了些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本年10月，我又携眷返台，自知实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样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阳和避暑山庄，最后背回台北，原封未动地还了刘绍唐。

绍唐没有责我。然而我自己却每好事后自悔自责。承两位老友及读者如此高看，而我个人则“不识抬举”一至于此。因此写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头赔罪。并向爱护我的读者们报告这两本拙著迟迟出版的来龙去脉，敬祈海涵，并请严厉指教。

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书《中国之惑》，那就更说来话长了。

我认识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还是个青年，那时他和他那位美丽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们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发行的总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鱼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宫”极好，后来他和另一位甜蜜美丽而多才的刘美美嫂结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极好的朋友，我们三家仍保持着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论坛》之后，当菊人接编《明报月刊》时，不久我们又有了职业上的联系。原来我在50年代末期曾写了一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是专给李宗仁看的）。这一底稿后来由于李宗仁自美“潜逃”而被哥伦比亚大学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当局恩高德厚，竟将原稿发还予我，并允许我“觅商出版”。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线了。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复印困难而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点儿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了《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报月刊》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时刚有位搞图书馆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陆上（“文革”时期）官方出版、“内部发行”、每本书都编有特别号码的“秘籍”，叫《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都百余万言。

这本大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爱不忍释之余，这年暑假我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

搞历史的人，抓到一本奇书或秘籍、禁书，是放不下去的。我把这百万言巨著细细地咀嚼了。从纽约咀嚼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咀嚼到纽约。习惯支配我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一下便写了六万五千字。

写了这大堆垃圾干吗呢？灵机一动，小胡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许有点儿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说，他把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决定全部采用。菊人的来信使我感到惊奇，也感到尴尬。惊奇的是，编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尴尬的则是，哪有这样长的“书评”呢？纵使是评“毛主席的书”。再者，我评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记不清了。

我这篇书评，在《明报月刊》竟然连载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忆录》出来接班。还有，当我撰此稿时，毛泽东还健在，“四人帮”风头正健；到《明报月刊》刊载时，毛泽东已过世，“四人帮”也已锒铛入狱。因此在行文口气上，就要烦编者酌量修正了。

在编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气而避免“连载”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密。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书不是闹着玩的。

一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国事沧桑几变，而菊人亦自《明报》转《中报》，后来自办《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议要把我当年那篇“书评”配上若干近作来出个单行本。说做就做，他编排、打字、校样，一切也都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也是为着循例送作者一观把校样寄给了我，而我事忙人懒，竟至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未动还给了菊人。其后由陆铿兄写了篇序，并代取书名“中国之惑”，两个礼拜就出版了。但是这部校样在我的办公室却躺了两年，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书此以志吾过，并感激老朋友们的好意。

以上便是这三本小书《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及《中国之惑》从撰稿、发表到编印成书的大略。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贤达读者批览我书，如不遗在远，随时惠函辱教，则企拜不尽矣。是为序。

1991年10月13日于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