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正版 荒野猎人 十周年纪念版 文泽尔著不可能密室午夜文库悬疑侦探推理解谜破案小说书籍新星出版社文学 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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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这样的书——

★它向并不存在的伟大虚构人物和伟大虚构之作致敬

★没有人在这本书中被谋杀

★这本书中有令人备感惊异的谋杀方式

★全文是一堆排列有序的主观碎片，没有上帝存在

★你很想知道案件发生在哪里——不在地球上，但你能找到

★你永远不会知道主角是谁

《荒野猎人》十周年纪念版

木屋中的四个“不可能”密室，同一个故事的三重解读

四起令人汗毛直立的谋杀，是魔法还是科学？

十年前谜团的答案就在新增内容中！

开普勒在《宇宙的奥秘》中说，“非理性事物应该与合理性事物浑然一体”，正是本书的真实写照。

我像只熊被困在小屋里，

我成了蛇爬行在天花板上，

我化为狐狸守在窗前，

我是渡鸦贴着墙取暖，

我变回我，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一名作者在自己的荒野木屋中接连发现了四起“不可能”密室凶案，受害者却都非人。黑熊、蚺蛇、赤狐、渡鸦——四种只有这些动物才能完成的完美密室，四重恐怖的黑暗魔法。

经验老道的猎人、谙熟民间传说的木匠、神秘的少女、淳朴的村民……这个偏远的乡间似乎被某种邪恶而又神秘的气息笼罩了。

现实从哪里结束，又从哪里开始？被揭露的真相可信吗？

随着案件一步步展开，他开始质问自己的身份和信仰，逐渐迷失了方向。

像一名猎人，行走在荒野上。

常有人说，从未旅行过的音乐家是不幸的，只有眼界开阔方能丰富他们的阅历、掘出天赐的才华；没有旅行过的哲学家却是大幸的，他们的思想不会被世俗所扰，总结出的文字也能够更加纯粹。

作家则介乎两者之间：是的，简直就是一个圆滑的庸人！既不愿彻底付出，又不敢完全封闭；感叹奇迹的时候虚情假意，面对专家时又难免尖酸刻薄……因此您能够了解，我为何对于自己被称为“畅销书作家”感到难过。不，朋友们——我不认为这是种挖苦，只是为好几座煜煜生辉的殿堂大门从此不再为我开放而倍感遗憾。

但现在表述言论的是我：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目前的议题而言，显然十分关键。在我八岁那年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离家出走时，我就已经明白——阅读别人留下的文字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剥夺了阅读者当场反驳的权力。

这个论点当然是有现成例子的：我在留言里写下了许多绝情的字句，那篇字迹歪歪扭扭的离家宣言将我的祖父当场气死了，甚至还来不及订立遗嘱——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我这个凶手顺理成章地接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可惜这还不是最滑稽的事情：我对祖父的死一无所知，并没有马上回去领取那份能够一次买下好几艘游轮的高昂稿费（那也是至今我所写过最贵的文章）。赌气的孩子扒上一辆货运列车，从大湖边上的故乡出发，开始向着南方前进。

旅行的方向是写在了宣言里的——因为我原本就不打算被人遗忘，甚至还暗示了我要去帝国的首都。我在信的末尾画了一位披着天蓝色斗篷的骑士，他拿着一柄长矛，刺向一只火龙。可能我画得太糟糕，以致让这幅画成了不解之谜。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没人在意我画了些什么。这也是令已经藏在煤车里的我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

上车时已经是晚上了。火车就像是一串安上圆形轮子的巨大铁皮桶，被一些未经训练的马匹和骡子拖动着，发出震耳欲聋的颠簸声；翻起的煤块随着桶壁的颤动像冰雹一样打在我身上。我双手紧扶着车沿，感觉肚子下的煤堆就像流沙，正一点点让我深陷其中——再加上黑暗，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正预谋要将我掩埋。

我害怕得快死了，时间的刻度在我这里变了形。我觉得车已经开了好久，和我六岁那年去首都看父母时一样久……这当然是暗示，在八岁时我的父母就已经死了。他们是政治犯。这项罪行至今在我心中都是无比崇高的。我选择离开祖父前往首都，是因为当时我认为自己也将成为一名政治犯，微笑着被抬枪的胆怯者们光荣处决。

然而胆怯的人却是我，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我感到相当沮丧。孩子都是很容易动摇的，当你动摇的时候，怀疑也不可避免地袭来——在一块很重的煤块打到我的后脑勺之后，我突然觉得火车其实是在向东行进。我十分艰难地翻了个身，看到最亮的星在我左手边：对于一个想当然的观星者而言，无疑是十分糟糕的——为了不让这趟迷失方向的列车把我拐骗到地理启蒙书上所说的那个“崇尚外族奴役的东方国度”，我在火车停在第五站时翻下了车。

现在想起来，那辆慢腾腾的火车大概只开了不到四小时，而且确实是在向南方行进的。八岁的我忽略了一个常识：火车并不是走直线到达目的地。我在生锈的车厢间穿梭，连滚带爬地躲过值班乘务员的电筒光，逃出了火车站。

我就站在小车站外的第三盏路灯下面，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开古怪的列车，小孩子特有的倔强好胜心又膨胀起来——这是自己跟自己的较量。八岁孩子的世界，还有大半是童话。保有英雄主义情怀的我、犬儒的我……我曾经坚信，哪怕片刻的脆弱犹疑，都会被藏在某处的伟大存在一览无余。为了安抚那个懦弱的我，或者说，为了安抚八岁孩子心中的伟大存在，我和自己打了个赌：我就坐在路灯下面，坐在那儿数数儿。

我默默宣称，要从一数到九十九（我当时只会数这么多，这在同龄孩子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就站在这路灯下面，从一到九十九——如果有人看见了我，我就回去，去挨祖父那狠狠的一顿皮带。管他呢！就当我被捕了，是个政治犯，只不过不在首都而已。这也没什么，那老家伙照样会抽得我脊背流血，就像宪兵用鞭子抽的一样……

我依旧是站在正义这边的。

我数着，从一开始，直到九十九。我数得不能再慢了。谁都知道，孩子就是那样——看上去虔诚坚定，随时准备对伟大存在派来的救援者显露出傲慢和不屑，借以表达自己维护正义的决心；心中却暗暗祈祷，打算等到适当时候，就毫无条件地对现实妥协……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看轻了孩子的毅力。可惜，那种力量终归和成年人所看重的不同：它的周期性太过明显，耗散得又实在太快。只有一点，最关键的一点：妥协往往需要一个过得去的借口，这就是那场赌博！噢，请原谅我在这里表达得如此唠叨，在我的童年时光里，这实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甚至，说它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毫不为过。这次事件的每一组片段：祖父的死、登上火车、在哪一站下车、路灯下的赌博……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促成了今天的这个“我”。我反复强调那时的感触，因为此刻的我依旧对另外的可能性感到莫名兴奋：那时候究竟来了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是严肃的中年人、悠闲的乞丐；要么是年纪相仿的女孩、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甚或两个到小城镇里碰运气的诱拐犯……这许多诱人的选择、缤纷多彩的未来，至少——如果我搭上了六小时前的上一趟车的话，就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搭错车的我，却只能迎来一个无聊透顶的结局。

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即使我从九十开始喊叫，也没有谁理会我。我为那决定命运的“九十九”叫破了嗓子，却连肯定有人值守的车站里也没走出一个人来。

直到今天我也依旧想不通这件事。或许是记忆告诉了我错误的答案，有人经过——甚至喊了我——我也畏缩不前，转身逃开；又或许我当时并没有叫得太大声，而那些路灯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以致附近没人注意到我。反正，如果我现在再去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夜巡的警察肯定会将我铐起来，某位神经衰弱的臃肿主妇或许还会赏我几个种着郁金香的花盆，作为我在无意间为童年所为撒谎的惩罚。

无论如何，至少在这里的叙述中，这场赌博的结果是唯一的。我数到九十九，没有人来；又等了一小会儿，还是没有人来……于是，为了兑现我向伟大存在许下的承诺，我只好再次背起我的小帆布包，漫无目标地将我那并不情愿的流浪生涯延续下去。

哈！谁想得到呢，我一生的传奇就是在这时拉开了序幕。

文泽尔

作为小说家的学者和作为学者的小说家。旅居欧洲好多年，写了六七本小说，去过数十个国家；在德国科学院里摆弄过巨型射电显微镜，也曾在西西里岛探访意大利黑手党；读罢数墙书，看完几架碟，现在累了、乏了，于是在“自由意志市”里择了个角落坐下来，想和读到这些文字的您聊聊这些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