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欧亨利小说全集全6本美欧·亨利王永年美国短篇小说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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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作品集！值得珍藏、超高价值的名著名译经典作品！

威廉·西德尼·波特是美国流行文学的中心人物。他享有大量的、长久的读者，他的名声几乎等于短篇小说这种文体，虽然他说不上是这种文体的创造人之一，或者说是主要的创新人之一。他的喜剧天赋相当突出，尽管有局限性；他细腻的自然主义笔法几乎总是受到他的前辈弗兰克·诺里斯光环的影响。对于欧·亨利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留住了一个世纪的观众：普通读者在他的故事里看到的是他们自己，不是更真实或者更奇怪，而是像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一样。——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

欧·亨利的描写对象是美国的小市民，那些生活在商业资本主义重压下的善良市民，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笑与泪为题材，因此最为美国的职业女性、家庭主妇和小店员所爱读。他的小说还有一些特点是：故事性强，文字浅显，篇幅短，完全适合他的那些生活忙迫，阅读程度不高的读者的要求。欧·亨利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虽然很成功，可是他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不幸。这可说是美国许多优秀作家所遭受的一贯遭遇。——叶灵凤《奥·亨利与美国小市民》

欧·亨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和近三百篇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风格独特，表现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语言幽默、结局出人意料。王永年先生倾十年之心血翻译完欧·亨利小说全集，译文风格流畅传神，完美传达了欧·亨利式的幽默诙谐，堪称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块瑰宝。

欧·亨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风格独特，以表现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语言幽默、结局出人意料（即“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

总目录

卷一 四百万 西部的心

卷二 善良的骗子 命运之路

卷三 白菜与皇帝 随意选择

卷四 乱七八糟 陀螺

卷五 滚石 城市的声音 流浪汉

卷六 剪亮的灯盏 毫不通融

卷一

警察和赞美诗

苏贝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当夜晚雁群引吭高鸣，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她们的丈夫亲热起来，或者当苏贝躺在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就知道冬季已经逼近了。

一片枯叶飘落到苏贝的膝头。那是杰克·弗罗斯特杰克·弗罗斯特，原文是“Jack Frost”，是英文里对“寒霜”的拟人称呼。杰克对麦迪逊广场的老房客倒是体贴入微的，每年要来之前，总是预先通知。他在十字街头把他的名片交给“北风”——“幕天席地别墅”的门房——这样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

苏贝理会到，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严冬，由他来组织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在长凳上转侧不安。

苏贝对于在冬季蛰居方面并没有什么奢望。他根本没有想到地中海的游弋，或南方催人欲眠的风光，更没有想到在维苏威海湾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的海湾，气候温和。他心向神往的只是到岛上指在纽约和布鲁克林之间海峡中的布莱克韦尔岛，上有监狱和疯人院等。去住上三个月。三个月不愁食宿，既能摆脱玻瑞阿斯和巡警的干扰，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共处，在苏贝的心目中，再没有比这更美满的事了。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成了他的冬季寓所。正如那些比他幸运得多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了车票到棕榈滩和里维埃拉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均系美国南部城市，气候温和。去消寒一样，苏贝也为他一年一度去岛上的避难作了最低限度的准备。现在是时候了。昨晚，他在那古老的广场里，睡在喷泉池旁边的长凳上，用了三份星期日的厚报纸，衬在衣服里，遮着脚踝和膝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因此，布莱克韦尔岛在苏贝心中及时涌现出来。他瞧不起那些以慈悲为名替地方上寄食者准备的布施。在苏贝看来，法律比慈善更为仁慈。他可以去的场所多的是，有的是市政府办的，有的是慈善机关办的，在哪儿他都可以谋得食宿，满足简单的生活要求。可是对苏贝这种性格高傲的人来说，慈善的恩赐是行不通的。从慈善家手里得到一点好处，固然不要你破费，却要你承担精神上的屈辱。凡事有利必有弊此处原文是“有了恺撒，就有他的布鲁特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是罗马皇帝，为其好友布鲁特斯(公元前84—前42)所暗杀。要睡慈善机关的床铺，就先得被迫洗个澡；要吃一块面包，你个人的私事也就得给打破沙锅问到底。因此，还是做做法律的客人来得痛快，法律虽然铁面无私，照章办事，究竟不会过分干涉一位大爷的私事。

既然打定了去岛上的主意，苏贝立刻准备实现他的愿望。轻而易举的办法倒有不少。最愉快的莫如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大模大样地吃上一顿；然后声明自己不名一文，就可以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地给交到警察手里。其余的事，自有一个知趣的地方法官来安排。

苏贝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了百老汇路和五马路交叉处的一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汇路上，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饭馆前停下来，那里每晚汇集着上好的美酒、华丽的衣服和有地位的人物。

苏贝对自己上半身的打扮颇有信心。他刮过脸，上衣还算体面，感恩节时一位女教士送给他的那个有活扣的黑领结也挺干净。只要他能走到饭馆里桌子边上而不引起别人的疑心，一切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暴露在桌面以上的部分不至于使侍者起疑。一只烤野鸭，苏贝想道，也就够意思了——再加一瓶夏勃立酒，坎曼贝乳酪夏勃立是法国以生产白葡萄酒而著名的地区。坎曼贝是法国奥尼尔省地名，那里制作一种松软的干酪，享有盛名。——一小杯咖啡和一支雪茄。雪茄要一块钱一支的就行了。账单上的总数不要大得会引起饭馆掌柜的狠心报复；同时野鸭肉却能让他在去冬季避难所的路上感到饱食的快乐。

可是，苏贝刚踏进饭馆门口，侍者领班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个转身，沉默而迅速地被撵到人行道上，从而改变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的命运。

苏贝离开了百老汇路。到那想望之岛去，要采取满足口腹之欲的路线看来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想办法。

六马路的拐角上有一家铺子，玻璃橱窗里陈设巧妙的商品和灿烂的灯光很引人注目。苏贝捡起一块大圆石，砸穿了那块玻璃。人们从拐角上跑来，为首的正是一个警察。苏贝站定不动，双手插在口袋里，看到警察的铜纽扣时不禁笑了。

“砸玻璃的人在哪儿?”警察气急败坏地问道。

“难道你看不出我可能跟这事有关吗?”苏贝说，口气虽然带些讥讽，态度却很和善，仿佛是一个交上好运的人似的。

警察心里根本没把苏贝当做嫌疑犯。砸橱窗的人总是拔腿就跑，不会傻站在那儿跟法律的走卒打交道的。警察看到半条街前面有一个人跑着去赶搭一辆街车。他抽出警棍，追了上去。苏贝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两次都不顺利。

对街有一家不怎么堂皇的饭馆。它迎合胃口大而钱包小的吃客。它的盘碟和气氛都很粗厚；它的汤和餐巾却很稀薄。苏贝跨进这家饭馆，他那罪孽深重的鞋子和暴露隐秘的裤子倒没有被人注意到。他挑了个位子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透露真相，说他一个子儿都没有。

“现在快去找警察来，”苏贝说，“别让大爷久等。”

“对你这种人不用找警察。”侍者的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用威士忌、苦艾酒调成的混合酒，一般加一点苦味酒和一颗野樱桃。里的红樱桃。他只嚷了一声：“嗨，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苏贝叉出门外，他左耳贴地摔在坚硬的人行道上。像打开一根木工曲尺似的，他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掸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似乎只是一个美妙的梦想。那个岛仿佛非常遥远。站在隔了两家店铺远的药房门口的警察，笑了一笑，走到街上去了。

苏贝走过了五个街口之后，才有勇气再去追求被逮捕。他天真地暗忖着，这次是十拿九稳，不会再有闪失的了。一个衣着朴实，风姿可人的少妇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出神地瞅着刮胡子用的杯子和墨水缸。离橱窗两码远的地方，一个大个子警察神气十足地靠在消防水龙头上。

苏贝打算扮演一个下流惹厌、调戏妇女的浪子。他的受害者外表娴静文雅，而忠于职守的警察又近在咫尺；他有理由相信，马上就能痛痛快快地给逮住，保证可以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逍遥过冬。

苏贝把女教士送给他的活扣领结拉拉挺，又把皱缩在衣服里面的衬衫袖管拖出来，风流自赏地把帽子歪戴在额头，向那少妇身边挨过去。他对她挤眉弄眼，嘴里哼哼哈哈，嬉皮笑脸地摆出浪子那色胆包天，叫人恶心的架势。苏贝从眼角里看到警察正牢牢地盯着他。少妇让开了一步，仍旧全神贯注地瞅着那些刮胡子用的杯子。苏贝凑上去，大胆地走近她身边，掀起帽子说：

“啊喂，美人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逛?”

警察仍旧盯着。受到纠缠的少妇只消举手一招，苏贝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被送到他的安身之岛去了。他在想象中已经感到了警察局的舒适温暖。少妇扭过头来望着他，伸出手，抓住了苏贝的衣袖。

“当然啦，朋友，”她高兴地说，“只要你肯请我喝啤酒。不是警察望着的话，我早就招呼你了。”

少妇像常春藤攀住橡树般地偎依在苏贝身旁。苏贝心情阴郁，走过警察身边。他似乎注定是自由的。

一拐弯，他甩掉了同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一个地方，那儿晚上有最明亮的街道，最愉快的心情，最轻率的盟誓和最轻松的歌声。披裘皮的女人和穿厚大衣的男人兴高采烈地冒着寒气走动。苏贝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是不是一种可怕的魔力使他永远不会遭到逮捕了呢?这个念头带来了一些惊惶。当他再见到另一个警察神气活现地在一家灯火辉煌的戏院门前巡逻时，他忽然想起了那个穷极无聊的办法——扰乱治安。

在人行道上，苏贝开始憋足劲尖声叫喊一些乱七八糟的醉话。他手舞足蹈，吆喝胡闹，想尽办法搅得天翻地覆。

警察挥旋着警棍，掉过身去，背对着苏贝，向一个市民解释说：

“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他在庆祝他们在赛球时给哈特福德学院吃了一个鸭蛋。虽然闹得凶，可是不碍事。我们接到指示，不必干涉。”

苏贝怏怏地停止了他那白费气力的嚷嚷。警察永远不来碰他了吗?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岛简直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世外桃源此处原文为阿卡狄亚，是古希腊一个人情淳朴、风光明媚的理想乡。他扣好单薄的上衣来抵挡刺骨的寒风。

在一家雪茄烟铺里，他看到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摇曳的火上点雪茄。那人进去时将一把绸伞倚在门口。苏贝跨进门，拿起伞，不慌不忙地扬长而去。点烟的人赶忙追出来。

“那是我的伞。”他厉声说。

“呵，是吗?”苏贝冷笑着说，在小偷的罪名上又加上侮辱，“那么，你干吗不叫警察呢?不错，是我拿的。你的伞!你干吗不叫警察?拐角上就有一个。”

伞主人放慢了脚步。苏贝也走慢了，预感到命运会再度跟他作对。拐角上的警察好奇地望着他们俩。

“当然，”伞主人说——“说起来——嗯，你知道这一类误会是怎么发生的——我——如果这把伞是你的，请你别见怪——我是今天早晨在一家饭馆里捡到的——如果你认出是你的，那么——请你——”

“当然是我的。”苏贝恶狠狠地说。

伞的前任主人退了下去。警察赶过去搀扶一个穿晚礼服的高身材的金发女郎，陪她穿过街道，以免一辆还在两个街口以外的车子碰上她。

苏贝往东走过一条因为修路而翻掘开来的街道。他忿忿地把伞扔进一个坑里。他咒骂那些头戴铜盔，手持警棍的人。他一心指望他们来逮捕他，他们却把他当做一贯正确的帝王。

最后，苏贝走到一条通向东区的路上，那里灯光黯淡，嘈杂声也低一些。他的方向是麦迪逊广场，因为他不知不觉地还是想回家，尽管这个家只是广场里的一条长凳。

但是当苏贝走到一个异常幽静的路角上时，就站了下来。这儿有一座不很整齐的，砌着三角墙的，古色古香的老教堂。一丝柔和的灯火从紫罗兰色的玻璃窗里透露出来。无疑，里面的风琴师为了给星期日唱赞美诗伴奏正在反复练习。悠扬的乐声飘进了苏贝的耳朵，使他倚着螺旋形的铁栏杆而心醉神迷。

天上的月亮皎洁肃穆；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冻雀在屋檐下睡迷迷地啁啾——这种境界使人不禁想起了乡村教堂的墓地。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音乐把苏贝胶在铁栏杆上了，因为当他的生活中还有母爱、玫瑰、雄心、朋友、纯洁的思想和体面的衣着这类事物的时候，他对赞美诗的曲调曾是很熟悉的。

苏贝这时敏感的心情和老教堂环境的影响，使他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他突然憎恶起他所坠入的深渊，堕落的生活，卑鄙的欲望，破灭了的希望，受到损害的才智和支持他生存的低下的动机。

一刹那间，他的内心对这种新的感受起了深切的反应。一股迅疾而强有力的冲动促使他要向坎坷的命运抗争。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他要征服那已经控制了他的邪恶。时候还不晚；他算来还年轻；他要唤起当年那热切的志向，不含糊地努力追求。庄严而亲切的风琴乐调使他内心有了转变。明天他要到热闹的市区里去找工作。有个皮货进口商曾经叫他去当赶车的。明天他要去找那个商人，申请那个职务。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要——

苏贝觉得有一只手按在他的胳臂上。他霍地扭过头，看到了一个警察的阔脸。

“你在这儿干什么?”警察责问道。

“没干什么。”苏贝回答说。

“那么跟我来。”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警庭的法官宣判说：“在布莱克韦尔岛上监禁三个月。”

咖啡馆里的世界主义者

午夜时分，咖啡馆里十分拥挤。我坐的那张小桌子却逃过了新来的人的眼光，还有两把空的椅子，向顾客伸出手臂，提供要用钱换的欢迎。

接着，一位世界主义者占坐了其中的一张，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亚当以后，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们听说过那种人，看到许多贴着外国各地标签的行李，可是遇到的只是旅行者，不是世界主义者。

我得描述一下当时的环境——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排靠墙的皮面椅子，欢乐的人群，穿着梳妆袍似的袒胸露肩的妇女，谈吐都显得高雅，话题不外乎时尚、经济、财富或者艺术；爱小费的服务员殷勤侍候，乐队演奏的音乐聪明地迎合各类喜好，肆意篡改原作曲家的构思；欢声笑语——还有浮兹堡啤酒，你想喝的话可以把那些高大的玻璃杯凑到嘴边，有如在鹣鸟喙前摇晃的枝头的熟樱桃。一位莫克昌克来的雕塑家曾对我说，真正的巴黎咖啡馆就是这种模样。

我的那位世界主义者名叫伊·拉什莫尔·科格伦，他告诉我说，从下一个夏季起他会在康奈岛。他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些新的娱乐项目，提供适合国王身份的消遣。接着，他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那个大而圆的地球仿佛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不比一份客饭里作为果品的野樱桃的籽大多少。他满不在乎地谈论着赤道，从一个洲跳到另一个洲，他嘲笑寒、温、热带，用一条餐巾囊括五洋四海。他提到印度海得拉巴的集市时鄙夷地把手一挥。然后，他带你到瑞典的拉普兰去滑雪。转眼间，你又在南洋群岛同卡内加土著人一起乘风破浪。他拽着你艰难地通过阿肯色州的栎树沼泽地，把你在爱达荷州碱土平原上他的牧场里晾一会儿，紧接着，他又风风火火地把你带进维也纳大公们的社交圈子。随后，他会告诉你，他在芝加哥湖上受风得了感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斯卡米拉老大妈怎么用楚楚拉草熬汤，给他喝了才治好。你会觉得，给他寄信时只要在信封上写“宇宙，太阳系，地球，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先生”，他准能收到。

我满以为终于遇到了亚当以后惟一的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听他夸夸其谈，惟恐在他天南地北的高谈阔论里发现仅仅是一个环球旅行者的地方调子。但是他口若悬河，像风或万有引力一样，对城市、国家和大洲不偏不倚。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空谈这个小小寰球时，我高兴地想起一位伟大的准世界主义者，此人为全世界写作，自己却献身于孟买指英国作家吉卜林(1865—1936)，他生于印度孟买，曾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作品大多描述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著有长篇小说《吉姆》、诗歌《军营歌谣》等。。他在一首诗中说，世上的城市都有自豪感，互不服气，“那些城市养育的人们熙来攘往，但像孩子依恋母亲那样依恋自己的城市。”每当他们“走在喧闹而陌生的街道上”时，总是想起自己的家乡城市，“怀有最忠诚痴迷的深情；连那个城市的名字都像是同他们血肉不可分的纽带”。我想起这些诗句更加高兴，因为我抓到了吉卜林先生的疏忽。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狭隘地夸耀自己的出生地点或国家，即使要吹嘘，也是在火星人或者月球居民面前吹嘘他的地球。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在我们所坐的桌子的第三个角上滔滔不绝地谈着这些话题。当他向我描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时，乐队把几支曲子联起来演奏。结尾响起的是《狄克西》“狄克西”是1859年开始在纽约流行的黑人民歌，由埃米特作曲，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为南方同盟军的军歌，后泛指美国南部各州。其实“狄克西”最早指的并不是南方，而是纽约的曼哈顿岛。“狄克西”是该岛一个奴隶主的名字，他把全部奴隶迁至南方，那里劳动条件更恶劣，食物更差，奴隶们怀念原来的“狄克西老家”，想象和距离把曼哈顿岛渲染成了“美好向往的地方”。刹那间，几乎每张桌子都掌声雷动，淹没了曲子的令人兴奋的音符。

这里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指出在纽约的许多酒吧里几乎每晚都可以看到这类惊人的场面。为了探讨理论根据，人们已经消费了成吨的啤酒。有些人草率地猜测说，住在纽约的南方人一到傍晚就迫不及待地奔向酒吧。在一个北方的城市里，人们为“叛军”的曲子鼓掌喝彩，确实叫人有点迷惑；但并不是不能解释的。美国同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的丰收、新奥尔良跑道上几个爆冷门的黑人优胜运动员，以及组成北卡罗来纳社交界的印第安纳和堪萨斯公民举行的豪华宴会，使得南方成了曼哈顿一时流行的风尚。替你修指甲的女郎会嗲声嗲气地说，你左手的食指让她想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当然啦，目前许多有身份的妇女不得不出来工作——不是在打仗么?

演奏《狄克西》时，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像莫斯比莫斯比(1833—1916)，美国南部邦联军官，著有《南北战争回忆录》。的游击队员似的大喊一声，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使劲挥舞着他的软边帽。接着，他在迷蒙的烟雾中摸索，找到我们桌子的那个空座坐下，掏出香烟请大家抽。

晚上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没有什么隔阂了。我们中间有人吩咐侍者上三杯啤酒；黑头发的年轻人明白自己也被包括在内，微笑着点点头。我赶快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理论。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开口说，“你是不是——”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一拳打在桌子上，没让我说下去。

“对不起，”他说，“我最不喜欢听人提这种问题。什么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靠地址来判断一个人是公平的吗?我见过不爱喝威士忌的肯塔基人，祖先不是波卡杭塔土著的弗吉尼亚人，没有写过小说的印第安纳人，不穿边缝缀着银币的丝绒裤子的墨西哥人，有趣的英国人，乱花钱的北方佬，冷淡的南方佬，心胸狭窄的西部人，和忙得没有时间在街上站一个小时看往纸袋里装酸果蔓的独臂的杂货铺伙计。人就是人，不要用任何地区的标签来限定他。”

“对不起，”我说，“我的好奇心并不是毫无根由的。我了解南方，每当乐队演奏‘狄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一听到那个曲调就特别起劲地喝彩，明显地表现地区忠诚的人，肯定是新泽西州西考格斯或者纽约市默里山文化宫和哈莱姆河之间地区的人。我正想问这位先生来证实我的观点，被你的——我得承认——气魄更宏大的理论打断了。”

那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和我攀谈，显然他自己也有一套思想方法。

“我真想做一个海螺，”他神秘兮兮地说，“待在山谷顶上，啦啦啦地歌唱。”这句话显然太晦涩了，我又转向科格伦。

“我十二次周游世界，”他说，“我认识厄普那维克的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用的领带是从辛辛那提订购的，我见到一个乌拉圭的牧羊人，在美国巴特尔克里克一次早餐食品智力竞赛中得了奖。我在埃及开罗和日本横滨都包了长年房间。上海一家茶馆为我准备了拖鞋，我随时可以去住，我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不需要吩咐服务员，他们就知道我早餐吃的鸡蛋要煮得老一点还是嫩一点。这个古老的世界实在太小太小。吹嘘自己来自北方，南方，山谷里的庄园主老宅，克利夫兰的尤克利德大道，派克斯峰，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郡，阿飞公寓，或者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用?当我们不再因为我们偶然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镇或者十英亩的沼泽地而为那些地方痴迷时，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你仿佛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佩服地说，“但你似乎也是诋毁爱国主义的人。”

“那是石器时代的古董啦，”科格伦亲热地说，“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戈尼亚人、考河河曲的人，都是兄弟。总有一天，这种为自己的城市、州、地区或者国家的渺小的自豪都会一扫而空，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也应该是世界公民。”

“可是你在外国漫游时，”我坚持说，“你的思想会不会回归某个地点——某个亲切的——”

“没有什么地点，”伊·拉什莫尔·科格伦轻率地说，“我的居所是这个叫做地球的一团泥土做的、两端稍扁的球形的行星物质。我在国外遇到不少家乡观念很重的美国公民。我见过芝加哥人月夜在威尼斯乘平底船，大言不惭地谈论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个南方人晋见英国国王时，眼睛也不眨地对国王说，他的姑婆嫁到了查尔斯顿的帕金斯家。我知道有个纽约人遭阿富汗强盗绑架。他家里人送去了赎金，他同代理人回到卡布尔。‘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问他：‘不太落后吧，是吗?’‘嗯，我说不好，’他回说，接着他和当地人谈起第六街和百老汇路的马车夫。我不喜欢这种想法。我不会囿于任何直径小于八千英里的东西。我的地址姓名就是地球公民伊·拉什莫尔·科格伦。”

那位世界主义者大大咧咧的告了别，离开了我，因为他似乎在谈话声和烟雾中看到一个熟人。剩下我和那位自命为海螺的年轻人，他几杯啤酒下肚，不再表示在山谷顶上歌唱的愿望了。

我坐着想那位明显的世界主义者，不明白吉卜林怎么会漏掉他。我发现了他，我对他深信不疑。怎么回事?“那些城市养育的人们熙来攘往，但像孩子依恋母亲那样依恋自己的城市。”

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可不是这样的。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酒吧另一个角落里巨大的喧闹和冲突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越过坐着的顾客头顶，看见伊·拉什莫尔·科格伦同我不认识的一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像提坦巨神提坦巨神，希腊神话中天神乌刺诺斯和地神该亚所生的子女，共十二个，六男六女。巨神受母亲该亚唆使，推翻乌刺诺斯，拥戴克洛诺斯为新王，但克洛诺斯的儿子宙斯又把克洛诺斯打倒，在奥林匹斯山上建立新的统治。似的在桌子间拳打脚踢，玻璃杯摔得粉碎，男人俯身去拣捡落的帽子，刚抬头却被打倒在地，一个浅黑型的白种女子尖声怪叫，一个金黄头发的女子唱起了“逗惹”。

我那位世界主义者在维护地球的自豪与名誉，服务员们展开他们有名的楔状队形朝两个斗士进逼，推推搡搡地把他们轰了出去。

我招呼一个名叫麦卡锡的法国侍者过来，问他争斗的原因。

“那个打红领带的人，”(也就是我那位世界主义者)麦卡锡说，“听到另一个人说他家乡的人行道和供水系统太差劲，便发了火。”

“怎么会呢，”我大惑不解地说，“那人是个世界公民——世界主义者。他——”

“他是缅因州马塔旺基格地方的人，”麦卡锡说，“他听不得别人褒贬他的家乡。”

泄露春光的菜单

那是三月里的一天。

短篇小说的开头千万不能这样写。没有比它更坏的了。它缺乏想象力，平淡、枯燥，很可能空空洞洞。但在本篇的情况下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接下来引入正文的一段过于荒谬，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会莫名其妙。

萨拉对着菜单在哭泣。

试想，纽约姑娘哪有看到菜单会流泪的!

寻找解释的时候，读者可以猜测龙虾卖光了，或者她发过誓，四旬斋期间绝不吃冰激凌，或者她点了洋葱，或者她刚看了日场的哈克特的戏剧。不过这些猜测全错了，那就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有人说即使世界是个牡蛎，他也要用剑把它撬开，这位先生博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评。用剑撬开牡蛎并不困难。可是你可曾见到有谁试图用打字机撬开双壳贝?想不想看谁用那种方法弄开一打生牡蛎?

萨拉用她笨拙的武器好不容易把贝壳撬开一点，在里面那个冷冷的、黏糊糊的世界咬了一小口。她掌握的速记技能不比商业学院漏到社会上的速记毕业生高明多少。由于不会速记，她不能进入白领丽人的群星璀璨的行列，便成了个体打字员，自己找一些打字的零活。

萨拉与世界斗争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她和舒伦贝格家常菜餐馆做成的一笔交易。她住在一幢红砖老房子的过道隔出来的屋子里，餐馆就在那幢房子旁边。一晚，萨拉在舒伦贝格餐馆吃了四十美分、五道菜的客饭(上菜速度之快像是瞄准黑人头抛五个棒球的游戏)，把菜单带回了家。菜单是手写的，既非英文又非德文，让人几乎看不懂，次序排列乱七八糟，一不小心，你会先点牙签和大米布丁，后点汤和当天的特色菜。

第二天，萨拉给舒伦贝格看一张整洁的卡片纸，上面用打字机打出漂亮的菜单，各色菜肴诱人地排列在正确的项目下面，从“餐前小吃”到“大衣雨伞顾客自理，本店概不负责”，一应俱全。

舒伦贝格大受启发，当场成了本地化公民。他在萨拉离去前自觉自愿和她达成一个协议：由萨拉提供餐馆里二十一张桌子上的打字菜单——每天晚餐有一份新的菜单，早餐和午餐的食品如有变化，或者老菜单弄脏了，也换新的。

作为交换条件，舒伦贝格每天派侍者——尽可能派一个殷勤的——送三餐饭到萨拉的过道房间，下午还带上命运之神为舒伦贝格的顾客准备的第二天菜单的铅笔草稿。

这一协议使双方都感到满意。此后，舒伦贝格的顾客就知道他们吃的东西叫什么名称，即使那些东西的性质使他们困惑。而萨拉在一个寒冷萧条的冬天有了食物，解决了她的大问题。

月份牌撒了谎，说是春天已经到了。春天到了以后才算真到。横贯全市的街道上还有一月份下的积雪，冻得像金刚石那般硬。手摇风琴带着十二月份的活泼节奏仍在演奏《夏日的老时光多么美好》。人们开出三十天的期票，购买复活节穿的衣服。物业管理员关掉了暖气。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人们也许会知道城市仍在冬天的掌握之中。

一天下午，萨拉在她雅致的过道卧室里冷得簌簌抖；可是招租广告说的是“房屋供暖，清洁整齐，设备齐全，人见人爱”。除了舒伦贝格的菜单卡片之外，她没有别的活儿。萨拉坐在吱嘎发响的柳条摇椅上，望着窗外。墙上的月份牌不断朝她呼唤：“春天来了，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看看我，萨拉，我的月份数字是这么展示的。萨拉，你自己也苗条了——春天的好身材——可是你为什么如此伤心地望着窗外?”

萨拉的房间在房屋的后部。她在窗前可以看到邻街纸盒厂没有窗户的后墙。但是那堵砖墙挡不住她的遐想；萨拉仿佛看到绿草茵茵的小径，上面是荫翳的樱桃树和榆树，两边是木莓和金樱子灌木。

春天真正的先兆太微妙了，看不见，听不到。有些人感觉迟钝，一定要看到盛开的报春花和树林里繁星点点的山茱萸，听到蓝鸟的鸣声——甚至要看到荞麦和牡蛎的临别握手，才会张开双臂欢迎绿衣女郎。然而，对于古老地球的精选的居民来说，他最新的新娘直接给他们捎来甜蜜的音讯，告诉他们说，他们除非自找，否则决不会被当成后娘养的。

前一个夏季，萨拉下了乡，爱上了一个农民。

(你写小说时千万不能用这种倒叙手法。这种技巧并不高明，让人觉得索然无味。要朝前走，朝前走。)

萨拉在向阳小溪农庄待了两星期，爱上了老农民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农民有了爱情，结了婚，仍是农民。但是年轻的沃尔特·富兰克林是现代化的农场经营者。他的牛舍里安装了电话，他能准确地预测明年加拿大的小麦收成对他们种的土豆价格有什么影响。

在这条荫翳的、两边有木莓灌木的小径上，沃尔特向萨拉求爱，赢得了她的心。他们席地而坐，用蒲公英编织了一个王冠，戴在她头上。他连连称赞黄色的花朵配在她褐色发辫上的效果；她留下花冠，挥着她的狭檐草帽回到农舍。

沃尔特说，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就结婚。萨拉便回到城里去敲她的打字机。

敲门声驱散了萨拉对那天的回忆。侍者送来家常菜餐馆第二天的菜单，老舒伦贝格用铅笔写的字潦草笨拙。

萨拉坐到打字机前，把一张卡片纸插进辊筒。她干活利索。一般说来，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二十一份菜单全部打好。

今天的菜单变化比往日多。汤更清淡了；第一道正菜里撤了猪肉，只在烧烤里和俄国萝卜一起出现。整个菜单洋溢着春天清新的气息。前不久还在初露绿意的小山坡上跳跳蹦蹦的羔羊，和纪念它的嬉戏的调味汁一起供人享用。牡蛎的歌声虽然没有停息，但“深情地减弱”原文ｄｉｍｕｅｎｄｏ ｃｏｎ ａｍｏｒｅ是意大利文。。油炸锅似乎赋了闲，搁置在仁慈的烤肉炉箅子后面。馅饼一栏大大扩充；却找不到美味的布丁；衣饰鲜丽的香肠好不容易同荞麦糊和槭糖浆稍作逗留，已在考虑身后事。

萨拉的手指像夏日小溪上的水蚋似的跳跃着。她一行一行打下去，凭着精确的判断给每道长短不等的菜名安排适当的位置。点心一栏上面是蔬菜：胡萝卜和豌豆，芦笋和烤面包片，四季不断的番茄，玉米煮豆子，白扁豆，白菜——接着是——

萨拉对着菜单哭了。她心底深处一种难以排遣的失落感化作泪水涌上了眼睛。她的头伏在打字机桌上；键盘格格干响起来，陪伴她湿润的啜泣。

因为她两星期来没有收到沃尔特的信，菜单下面一项是蒲公英——蒲公英配什么蛋——管它什么蛋!——蒲公英，沃尔特用它金黄色的花编成王冠替他所爱的女王和未来的新娘戴在头上——蒲公英，春天的先兆，她悲伤的花冠——她最快活的日子的回忆!

夫人，假如你面对下面的情况你就笑不出来了：设想你们定情那晚帕西送给你的尼尔元帅黄玫瑰和法式调味品一起给拌成了生菜，在舒伦贝格的客饭里端到了你的面前。设想朱丽叶的爱情纪念品遭到了亵渎，她马上就会找好心的药剂师要那吃了能忘却一切的药草的。

然而春天是个多么迷人的女人!必须给那庞大冷漠的石头和钢铁建筑的城市捎个信去。除了田野里那个其貌不扬的、寒碜耐寒的绿衣信使之外，有谁能递送呢?他是真正的冒险家，蒲公英——也就是法国厨师所说的狮子牙齿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入药及食用；花黄色；叶子倒披，羽状分列，形似牙齿，法语俗称是ｄｅｎｔ-ｄｅ-ｌｉｏｎ，即“狮子的牙齿”。开花时，可以把他编成王冠戴在我情人的褐色头发上，增进情趣；幼嫩、空茎和未开花时，可以把他放进锅里递送他女主人的信息。

过了片刻，萨拉忍住了眼泪。卡片必须打好字。但她仍在淡淡的金黄色的蒲公英梦想之中，她的手指茫然地摆弄了一会儿键盘，心神却和年轻的农人在绿草如茵的小径上漫步。她随即回到曼哈顿岩石巍峨的街道，打字机像顶替罢工工人的临时工的汽车那样突突响了起来。

六点钟，侍者送来她的晚餐，带走打好字的菜单。萨拉进餐时，叹了一口气，把那盘蒲公英搭配的鸡蛋放在一旁。象征爱情的亮黄色花朵变成了黑黝黝的、不怎么诱人的蔬菜，她夏日的希望也凋萎消失了。莎士比亚说过，爱情是靠爱情支撑的。但是萨拉不忍心吃掉给她真爱的精神宴席增添光彩的蒲公英。七点三十分，隔壁房间的那对夫妇开始吵架；楼上房间的人在长笛上寻找A音；煤气灯的火苗短了一些；三辆煤车开始卸煤——比留声机放出来的声音还悦耳一些；后院篱笆上的猫朝沈阳方向慢慢后撤这里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惨败。根据这些迹象，萨拉知道她阅读的时候到了。她取出《修道院和家庭》，当月最不畅销的书，两脚往大衣箱上一搁，开始和杰勒德漫游《修道院和家庭》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1814—1884)于1861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小说线索之一是写荷兰天才的年轻作家杰勒德和红发的玛格丽特相爱，但一封伪造的书信使杰勒德误信玛格丽特已不在人世，便进了修道院，后历尽磨难，和玛格丽特重聚，生子格哈德，即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

前门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萨拉撇下被熊困在树上的杰勒德和德尼斯，侧耳倾听。哦，是啊，换了你也会这样做的!

楼下门厅里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声音，萨拉跳起来朝房门跑去，书掉在地上，第一回合显然是熊占了上风。

你猜对了。她到楼梯口时，她的那位农民已经三级一跳上了楼，把她一把搂在怀里，不掉一点落穗。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为什么?”萨拉嚷道。

“纽约这个城市太大了，”沃尔特·富兰克林说，“我来了一个星期，去你的老地址找过。听说你是星期四搬走的。那让我多少放了一点心；至少避免了星期五可能遇到的不吉利。此后我上警察局和许多地方去打听过你的下落!”

“我写过信!”萨拉强调说。

“我从没有收到!”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年轻的农民的笑容像春光。

“今晚我偶尔在隔壁的家常菜餐馆吃饭，”他说，“我才不管别人是不是觉得我寒碜；每年这个季节我喜欢吃些绿色的蔬菜。我在那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上找蔬菜一项。看到甘蓝菜下面的一行时，我猛地站起来，椅子都带翻了，我嚷着叫老板过来。他把你的住处告诉了我。”

“我记得，”萨拉快活地叹了一口气，“甘蓝菜下面是蒲公英。”

“你的那台打字机大写的W字母有点歪，无论到世界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出来。”富兰克林说。

“可是蒲公英里没有W这个字母呀。”萨拉诧异地说。

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菜单，指出那一行。

萨拉认出她今天下午打的第一张菜单。右上角还有泪水沾湿的痕迹。挥之不去的金黄色花朵的回忆使她在痕迹上面应该打蒲公英的地方按下了一些奇怪的字键。

红甘蓝菜和青椒塞肉之间是这一行：

最亲爱的沃尔特，配煮老的鸡蛋。英文“沃尔特”是W打头。

卷六

伯爵和婚礼客人

一天傍晚，寄宿在二马路一家公寓里的安迪·多诺万吃晚饭时，司各特太太把他介绍给新来的年轻女房客康韦小姐。康韦小姐身材娇小，没有什么招眼的地方。她身穿深褐色的衣服，兴趣似乎不大地望着面前的盘子。她羞怯地抬起头，审慎地瞥了多诺万先生一眼，出于礼貌地打个招呼，眼光又回到她吃的羊肉上。在社交、生意和政治方面迅速崛起的多诺万先生优雅地欠身，粲然一笑，立刻把这个深褐色的小女人从他考虑的名单上划掉了。

两星期后，安迪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悠闲地抽着雪茄。背后上方传来轻微的窸窣声，安迪回过头——不禁一怔。

康韦小姐刚从门里出来。她穿了一套墨黑的什么绉——哦，反正是那种黑色的、很薄的料子。她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垂下一张薄得像蜘蛛网似的乌檀木色的面纱。她站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正在戴上黑色的丝手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白色或彩色。她浓密的金黄色头发盘成一个光滑的、纹丝不乱的发髻垂在脑后。她的面貌谈不上漂亮，可现在经那双灰色的大眼睛一衬托，显得相当美丽，那双眼睛望着街对面房屋上的天空，忧伤的神情楚楚动人。

姑娘们，你们不妨采纳这个主意——一身是黑，特别是那种什么绉——呃，对啦——双绉。一身是黑，加上忧伤恍惚的眼神，黑面纱后面的光亮的头发（当然，你得有一头金发），显出正当你年轻的生命要在生活的门槛上进行三级跳的时候，希望破灭的样子；在公园里散散步对你也有好处，并且要在恰当的时刻出门；这样肯定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用这种方式谈论丧服未免太残酷了——我太不近人情了，不是吗？

多诺万先生突然又把康韦小姐列入考虑之列。他扔掉剩下一又四分之一英寸的、还可以抽八分钟的雪茄，把身体重心挪到他那双浅口漆皮鞋上。

“多么美好清朗的傍晚，康韦小姐。”他说，假如气象局听到他充满自信的声调，很可能升起表示晴天的白色方形信号，把它固定在桅杆上。

“对于一些有心情欣赏好天气的人来说，确实如此，多诺万先生。”康韦小姐叹了一口气说。

多诺万先生心里暗暗咒骂天气。无情的天气！应该下雹子、刮大风、下雪，以便符合康韦小姐的情绪。

“我希望你的亲戚中间——我想你不是失去了什么亲人吧？”多诺万先生试探说。

“去世的不是我的亲戚，”康韦小姐迟疑地说，“可是我不想拿我的悲伤来打扰你，多诺万先生。”

“打扰？”多诺万先生赶紧说，“你说到哪里去了，康韦小姐，我很高兴，不，我很难过——我的意思是说，我比谁都更真诚地表示同情。”

康韦小姐微微一笑。哎，她那种表情比不笑更令人伤感。

“‘你笑的时候，人们同你一起欢笑；你哭的时候，人们把你当作笑料，’”她引用谚语说，“我已经领悟到这一点了，多诺万先生。我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朋友和熟人。但是你一直对我很和善。我十分感激。”

他曾经在饭桌上递过两次胡椒瓶给她。

“独自一个人在纽约确实不容易，”多诺万先生说，“不过——纽约如果宽松一点、友好一点，就不成其为纽约了。康韦小姐，你去公园散散步——是不是能减少一点忧伤？如果你允许我——”

“谢谢你，多诺万先生。假如你不讨厌一个忧郁的人待在你身边，我乐意接受你的陪伴。”

他们漫步走进了商业区那个古老公园的铁栅大门，以前这里曾是先生女士们常来散步的地方，两人找了一张清静的长凳坐下。

青年和老年的悲伤，不同之处就在这里；青年人的烦恼同别人分担后可以相应减少，老年人的悲哀尽管一再向别人诉说，仍保持原状。

“他是我的未婚夫，”一小时后，康韦小姐吐露说，“我们准备明年春天结婚。我不希望你以为我在骗你，多诺万先生，不过他是一个真正的伯爵。他在意大利有领地和城堡。他的姓氏是费尔南多·马齐尼。我没有见过风度比他更好的人了。爸爸当然反对，我们私奔过一次，可是被爸爸追上，带了回去。当时我认为爸爸和费尔南多会决斗呢。爸爸是开出租车马行的——你知道，在普基普西。

“爸爸最后想通了，同意我们明年春天结婚。费尔南多给爸爸看了他爵位和财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回意大利去收拾一下城堡，我们婚后可以居住。爸爸很傲气，费尔南多想给我几千元添置嫁妆，爸爸断然拒绝，还申斥了他一顿。他不让我接受戒指或任何别的礼物。费尔南多出海后，我来到纽约，在一家糖果店里做出纳员。

“三天前，我收到普基普西转来意大利的一封信，说是费尔南多乘平底船失事淹死了。

“因此我穿上了丧服。我的心，多诺万先生，将永远留在他的坟墓里。我想我不是一个愉快的伙伴，多诺万先生，我不可能再对任何人发生兴趣了。我不应该剥夺你的欢乐心情，不让你同能够说说笑笑的朋友一起。现在你也许想回公寓去了吧？”

姑娘们，如果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匆匆出去找铁锹铲子，就告诉他说，你的心在另一个人的坟墓里。年轻人有盗墓人天性。你不妨问问任何一位寡妇。必须想些办法，让穿着双绉衣服的、哭泣的天使重新获得她失去的心。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死者总是吃亏的。

“我非常难过，”多诺万先生温柔地说，“不，我们没有必要回去。别说你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朋友，康韦小姐。我非常难过，我希望你相信我是你的朋友，我确实非常难过。”

“我把他的相片藏在这个小金盒里，”康韦小姐用手帕擦了擦眼泪说，“我从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可是我可以给你看看，多诺万先生，因为我相信你是真心的朋友。”

康韦小姐打开她挂在胸前的小金盒，多诺万先生很感兴趣地把里面的相片看了很久：马齐尼伯爵的脸不由人不感兴趣。那张脸神采奕奕，一副聪明相，几乎可以说是英俊——那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的脸，在他的同伴中间很可能是个领袖人物。

“我还有一幅大的照片，装了镜框，挂在我的房间里，”康韦小姐说，“我们回去后，我可以给你看。我对费尔南多的纪念只有这些照片了。但他将永远在我心里，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诺万先生面临一个微妙的任务——在康韦小姐心里取代不幸的伯爵。他对她的爱慕促使他下定了决心。任务的艰巨性似乎并没有使他泄气。他要充当的角色是富于同情心的愉快的朋友；他扮演得如此成功，以致半小时后，他们已经在咖啡馆里一面吃冰激凌，一面娓娓长谈了，尽管康韦小姐灰色的大眼睛里仍带着忧伤。

那天晚上，他们在门厅里分手之前，康韦小姐跑上楼去，取来一个用白色丝巾细心包好的镜框。多诺万先生带着莫测高深的神情看了一会儿。

“他去意大利的前一个晚上给我的，”康韦小姐说，“小金盒里的相片是翻拍的。”

“很帅气的人，”多诺万先生快活地说，“下星期六下午，你肯不肯赏光和我一起去康奈岛玩？”

一个月后，他们向司各特太太和别的房客们宣布，他们已经订婚了。康韦小姐仍旧穿着黑衣服。

宣布订婚后又过了一星期，两人坐在商业区公园的那张长凳上，月光下颤动的树叶和他们的身影仿佛组成了一幅电影画面。但是多诺万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今晚言语不多；充满爱的嘴忍不住提出了充满爱的心想要问的话。

“怎么啦，安迪，今晚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没事，玛吉。”

“我看得出来。不是吗？你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什么大事，玛吉。”

“是大事，我想知道。你肯定在想另一个姑娘。好吧。假如你喜欢她，干吗不去找她？请你把手臂拿开，对不起。”

“那我就告诉你吧，”安迪明智地说，“不过我认为你不一定理解。你听说过迈克·沙利文没有？人们都管他叫做‘大迈克’沙利文。”

“我没有听说过，”玛吉说，“假如是他使你变成这副模样的话，我更不想听。他是谁？”

“他是纽约最伟大的人，”安迪几乎怀着崇敬的心情说，“他在民主党或者政界想办什么几乎都能办到。他比东江长，像东江一样宽阔。谁只要说一句反对大迈克的话，两秒钟之内就有千千万万的人向他扑去。前不久他访问欧洲，国王们都像兔子似的钻进了洞里。

“大迈克是我的朋友。拿影响来说，我在选区里连小不拉子都算不上，但是迈克无论对大人物、小人物，甚至没有钱的人都很友好。今天我在鲍里街见到他，你猜他怎么来着？他跑过来同我握手。‘安迪，’他说，‘我一直在注意你的情况。你最近在街道上干得很出色，我为你骄傲。你想喝点什么？’他要了一支雪茄，我要了一杯威士忌。我告诉他，两星期后我要结婚了。‘安迪，’他说，‘寄一份请柬给我，好提醒我日期，我一定去参加婚礼。’大迈克是这么说的；他说的话一向算数。

“你不明白，玛吉，大迈克·沙利文参加我们的婚礼是给了我莫大的面子。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日子。他参加一个人婚礼，那个结婚的人可不一般。所以我今晚或许显得有点心事。”

“既然他这么重要，你干吗不请他呢？”玛吉轻松地说。

“我不能请他是有原因的，”安迪悲哀地说，“不能让他在婚礼上露面也有道理。别问我什么道理，问我我也不能说。”

“哦，我才不问呢，”玛吉说，“当然，准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但是你没有原因不对我笑呀。”

“玛吉，”安迪过了一会儿问道，“你认为我在你心中的地位同你的——同马齐尼伯爵的地位一样重要吗？”

他等了好久，玛吉迟迟不做声。接着，她突然靠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抽抽嗒嗒的哭得很伤心，她紧紧握住他的胳臂，绉纱衣服都沾湿了。

“哎，哎，哎！”安迪抛开他自己的烦恼安慰说，“你怎么啦？”

“安迪，”玛吉啜泣说，“我对你说了谎，你永远不会同我结婚了，再也不会爱我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安迪，伯爵的事连影子都没有。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交过男朋友。可是别的姑娘都有男朋友；并且在男朋友们面前提起；这一来她们的男朋友似乎会更喜欢她们。哦，安迪，我穿黑颜色的衣服特别好看——你很清楚。于是我在一家相片商店买了那幅照片，并且翻拍了一张小的，放在我的小金盒里，编造了伯爵和他死去的故事，那么我就可以穿黑衣服了。谁都不会爱一个说谎的人的，你会甩掉我，安迪，我会羞愧死的。哦，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喜欢过别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发觉安迪非但没有把她推开，反而把她搂得更紧了。她仰起头，看到他的愁容消失了，他在笑。

“你能——你能原谅我吗，安迪？”

“当然，”安迪说，“不成问题。伯爵回他的墓地去了。你把一切都说清楚了，玛吉。我原希望你能在婚礼前说清楚的。淘气的姑娘！”

“安迪，”玛吉完全相信她得到了原谅之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问道，“你信伯爵的故事吗？”

“呃，根本不相信，”安迪伸手去取雪茄烟盒说，“因为你那个小金盒里的相片是大迈克·沙利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