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中国文化常识 1+2 两册套装 国学文化书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中国文化的微型百科书籍 9-12-15岁青少年课外读物

从起源的时间看，中华文明并不是久远的。然与其他主要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却更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这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分析其原因，除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之外，中华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更为重要的依据。

从价值观的层面，中华文明主张仁爱，既肯定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也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为人类所追求的境界；在政治理念上，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都特别重视民众的利益。儒家坚持民为贵，道家主张以百姓心为心，虽然对秩序建构的理解有所不同，但价值却都是将百姓视为政治的目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提倡诚信和互助、尊长爱幼，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事的哲学；在社会秩序的原理中，主张公道和正义，并以此来作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因为将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追求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因为将他人看作是“同胞”，所以，天下一家，平等友爱，并设计了平等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些价值虽因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并不可能实现，但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我们祖祖辈辈坚守的信念。这些价值也是建基于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倾向于从整体和局部的统一、客观和主观的结合等方式来看待事物，肯定现世的生活秩序，在信仰生活中充满了美德和伦理的光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的一些特点，为人类文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军事和经济上一度失败的影响，导致国人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全盘西化和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而白话文的普及和现代的教育体制也导致人们不再集中心力阅读儒家的经典和其他的传世作品，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人对于文化传统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因此，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国学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阅读传统经典提升文化品位，并依此修身养性。但是，国学的熏染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掌握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知识，是做到这些的步。因此，我们编写了这样一部以“常识”为名的中国文化简明读本。

本书从思想、制度、习俗、礼仪、文学、教育等方面介绍了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所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内容，并以比较轻松和活泼的文字加以介绍，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特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已故的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在生前就十分关心，后来又得到了楼宇烈先生、方克立先生和沙莲香教授的指导，了这部常识不会因为其通俗性而失去其准确性。本书由我和南开大学的张晓芒教授共同主编，因为术业有专攻，邀请了其他院校的许多教师共同撰写，我想大家都是本着让中华文化浸润每一个读者的内心世界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因此在撰写过程中尽心尽力，以求满足读者的需要。

干春松

于北京海淀万柳

2016年9月

中国 世界

“中国”名称的由来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我国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华夏族人居于黄河流域，称其四境各民族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黄河流域居中，故自称“中国”，此名所指的是地域。

中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名称及其近代溯源》中，对于秦汉统一之前的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进行了考察，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有178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龙形玉佩其一，表示京师的意思有9处。

其二，表示国境之内的意思有17处。

其三，表示领土概念的意思有145处。

其四，表示中等的意思有6处。

其五，表示中央之国的意思有1处。

王尔敏认为，鉴于先秦并无政治统一的事实，所以早的“中国”一词实际显示了当时中华族类全体的民族与文化统一的观念。

“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近代学者柳诒徵认为：“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后世遂沿用之。虽亦有专指京师，或专指畿甸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中国文化史》）这种解释虽有很多比附的地方，但从文化观念上看，也很有启发。《周易》里有29处谈到“中”：“正中”、“中正”、“中道”、“中不自乱”等。可见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等观念，素为中国古代圣人所推崇。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开宗明义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北宋理学家二程也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总之，不偏不倚叫作“中”，不改变常规叫作“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要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中国这个“中”字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

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5种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诸夏或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

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作“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作“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其实，这体现了古代汉民族对自己文化优越的感受，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故有“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石介《中国论》，《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又由于“中”者正也，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只有“允执阙中”（《尚书·大禹谟》），才可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必居天下之中也”（《荀子·大略》），才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

但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分别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朝的正式国名为“大清国”。不过清初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已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而我国的一些与之交往的士大夫也以“中国”来自称。“中国”之名先出现在外交文献上，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当时我国以战败国的身份签约，怀着一种传统心态，以“中央，中心，天下之中的”的字面含义着眼。

“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从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概念的正式名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赵海燕干春松）

中国的别称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国”之名出现很早，初主要是指大地的中央。中国除了地理上的意义之外，还是文化发达的意义，这就是说，在古代，当我们谈论夷夏的时候，所指的是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我们以夏来指文明的发达，而以夷来指文明的落后，但随着文明的发展，那些原先属于夷的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即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所以也有人将中国称为“文明”而不同于西方的“民族”。

在历史上，中国还有许多别的称呼。

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之称，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作邹衍的人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时候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

华

古同“花”，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自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左传疏》有：“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另一种说法是，“华”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为“华”。还有一种说法，“华”是由我国古称华夏省简而来。

中华

秦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因而，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即中国，“华”是华夏族的简称。唐代韩偓诗曰：“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和“外国”对用。

华夏

商朝时，由于实行勤俭立国和裕民政治，政治与文化都比以前有所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商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九州

源于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传说。相传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训》又载，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弇州、冀州、台州、泲州、薄州、阳州。嗣后，九州便泛指中国。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来的还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区。宋代绘制《九域图》即中国地图。

（赵海燕）

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哪些

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

西汉时期，我国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等地区，叫作西域。后来发展到葱岭以西，中亚一带，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叫西域。西汉初年，西域一带共有36国。

张骞通西域路线图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随行人员100多人出使大月氏，欲与大月氏结盟夹攻匈奴，他们越过葱岭，途中虽为匈奴扣留，时间长达10余年，但始终没有屈服，后伺机逃脱，西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中亚西尔河流域）到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安居乐业，无意还击匈奴。张骞在大月氏留居一年多，见事不成，只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所俘获，直至匈奴发生内乱，才乘机逃出，返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虽未竟使命，然而了解到了西域的风土人情，有“凿空”（开通道路）之功。

公元前119年，张骞次出使乌孙，目的是劝乌孙回河西故地，与汉共同抵抗匈奴，并加强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此行带领300多人，每人备马两匹，又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随行的还有许多副使，沿途分派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联络。此行虽然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迁的目的，却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其副使也偕同大宛、康居等国大臣，陆续来到长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都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但却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赵海燕）

早的遣唐使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有着友好的密切往来，而对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就要首推“遣唐使”了。唐朝以前，日本就一直派遣使者来华，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制度，进行贸易交流。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了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遣使节。公元630年，日本次派出遣唐使，主要代表有大仁犬上三田和大仁药师惠日。

日本早期派遣使者到唐朝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派遣大量的留学生和僧人来学习大唐的经史律令和礼仪、佛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列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在隋朝的时候，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根据地是任那，但新罗的兴起，开始危及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希望通过加强和大唐的友好往来，扩大列国的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和影响。

遣唐使来华之后，很善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并把中国的佛经以及艺术等传入日本，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630—894年的260余年间，日本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共计有12批。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主神、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官、史生，以及各行工匠。随行者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并随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初期使团共200余人，乘船2艘，以后增为4艘，人数增至500余人。通过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密切联系。

（赵海燕）

马可·波罗和“中国趣味”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可罗和叔父马菲奥随出使伊儿汗国的元朝使臣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在元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受到热情接待，后被充任访问罗马教皇的专使，于是返回欧洲。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11月，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复命，沿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3年半的艰苦跋涉，于1275年夏抵达元朝上都，从此侨居中国17年之久。约从1277年起，马可·波罗从北京出发到中国各地游历访问。他曾到过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江浙、福建，并到过西藏地区，还自称任扬州总管3年。因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马可·波罗还多次奉命出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等一些东南亚。1292年，马可·波罗随伊儿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蒙古公主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到波斯，然后从泉州由海道继续西行，于1295年和父亲、叔父回到故乡。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对同狱的比萨作家鲁思梯切诺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笔录成《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风俗情况基本属实。1298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后成为巨富，因向乡邻讲述中国情俗时常以百万之数形容，故被称为“百万先生”。

马可·波罗从中国给他的故乡带回了大量的中国特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工艺品；而他的游记则被陆续译为各种文字，流传到欧洲各国，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和展现了中国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激起了哥伦布漫游东方的决心，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在十七八世纪的近代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amode）。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深入影响和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都以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领略中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为时尚，被称为“中国趣味”（Gout Chinois）。

欧洲社会流行的“中国趣味”之体现，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法国出现的“洛可可”（Rococo）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和影响，其艺术风格模仿中国式样，尤其是在庭园设计、室内装饰、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曲线讲究趣味和非对称法则，色泽柔和而艳丽，崇尚自然，人物意匠上具有谐谑性和飘逸性等。中国的文学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是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并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为当时的欧洲人所推崇，作家菲费尔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歌德也对儒家提倡孝道大加赞赏，他说道：“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3页）此外，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风”也十分盛行。不仅在装饰器具、园林建筑、纺织品等方面，中国的皮影戏、宠物饲养、许多被称为“中国”的社交场所甚至“中国浴室”也都普遍风行于18世纪的欧洲。1700年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迎接了18世纪的个新年，“中国趣味”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纪欧洲的象征性情调。而且，这种情调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时尚，中华文化的光辉与精华已照耀并渗透到西方人的头脑和生活中去了。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到近代欧洲流行的“中国趣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化西传的高潮时期，这不仅是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佳话，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杨名）

郑和下西洋到过哪些地方

郑和，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1371年出生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相传郑和的37世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伊斯兰教麦加朝圣过。出身伊斯兰教望族的郑和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并对西洋事物做过一些了解。郑和幼年参加明军，为燕王朱棣的近侍。《明史·郑和传》中，称郑和“自幼有才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为此，郑和深受朱棣的信任。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郑和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升他为内宫太监。

郑和下西洋航海图

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起，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领庞大船队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前后共28年，历经亚洲、非洲30余个，涉足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史称“七下西洋”。鉴于其船队规模之大、时间之久，被后人称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郑和七下西洋中，每次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带大量的财物，然后从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古称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其中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有：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郑和都要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当地官府赠送中国的锦绮纱罗、瓷器、金银等礼品。

在郑和第四次到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中，他的船队远曾到达非洲的东海岸。航行途中经过的主要及地区有满刺加（今马六甲）、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亨（今马来西亚郑和航海所用航船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

在前后28年的时间里，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和地区。郑和对这些和地区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而且也极大地发展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