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邮，文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郑簠研究》（2007）、《王宠年谱》（2012）、《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2013）、《古欢：黄易与乾嘉石时》（2019）、《王铎年谱长编》（2020）、《王铎四题》（2020）等。策划“金石不朽：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三吴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书法”展览，并出版同名图录。
乾嘉金石学是中国文化在清代的一个高峰，黄易就是此中主要推动者，他与朋友间往来的信札，正是本书搜集对象，总计664封。这类信札内容的出版虽非罕见，但多具私密，常在出版文人别集时受到裁删而丧失其中的丰富细节。薛龙春教授此次对于黄易友朋来往信札的辑录更有突破，一方面能重现稿本原迹的状况，从之校补过去相关出版所缺漏的部分，也扩大了搜集范围，涵盖了公私收藏。其中，重要的当然是他的考部分，突破许多难关，为牵涉的人物与事件，做了交叉互，让这些史料充分显示研究价值。这些正是此书得以超过前人的部分。
我们心目中的金石学，虽是以古代碑拓的发现为主，但是在发现之后所进行的研究、传播，其实也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例如在这些信函中，与翁方纲相关的信札就有45封，提供了两人互动细节，从中亦可见翁方纲对黄易新得资料的热切期盼，甚至还能看到他对黄易访碑工作的具体建议，就能体会黄易在友朋圈互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由这批信札，我们确实能掌握18世纪末到1九纪初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关键脉动。
——石守谦（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研究员）
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三十年，他发现中国文人很喜欢写信，“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信札因其私密并涉及日常的各种活动，保留了文本通常没有的珍贵历史信息。不过，当信札数量少而写信人和收信人又过于分散时，它们的文献价值就难以充分发掘使用。
20年前，陈智超先生出版了《美国哈大学哈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写信人多达四百余人，收信人皆为徽商方用彬，其文献价值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该书也成为信札考释的名著。薛龙春所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主人公黄易官阶不高，却是乾嘉金石活动中的标志人物。此书收信札664通，与陈著所收相近，所不同者，其中既有黄易寄出的信札，也有他收到的信札，可以据此完整地重构一些历史事件，信札的文献价值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发掘。
古人写私信，多用行草，本不易辨识；涉及的人物、地名、事件，也因时间的推移，不为今人所熟悉。薛龙春在提供准确释文的基础上，考订书写时间，勾连人物关系，推演其后的种种事件，为研究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可谓古信札释的另一教书式的著作。此著也与薛龙春的《古欢：黄易与乾嘉石时》成为姐妹篇。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此书为薛龙春著《古欢：黄易与乾嘉石时》的姊妹篇。
明清名人信札流传到今天的数量甚多，这些信札在历史、社会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研究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像《辑考》这样，660多封信札集中于一个清中叶学者的情形却相当罕见，与黄易通信的不仅有翁方纲、王昶、沅、阮元、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瞿中溶等学者，也有大量地方官员、艺术家、幕客及布衣文人。
本书精选并刊印了清人书札80余通，文献价值高、书写水准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表。
黄易是清代金石学与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任职于济宁运河厅，并担任河道总督的幕僚。1786年八月在经过山东嘉祥时，他发现了著名的武氏祠，并就地复建，这是乾嘉金石学标志的事件。黄易所收藏的金石拓本，数量富甲一时，他为学术界贡献了大量精拓本与旧拓本，《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可以视为一个缩影。而作为“西泠四家”之一，他的隶书、篆刻与绘画在当时也负有盛名，友人常以不获他的字画与印章为憾事。
本书从公立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清代金石著作、各种出版物、海内外拍卖图录及私人收藏中辑得黄易友朋往来书札660余封。与黄易通信的人，既有乾嘉时期的学术菁英如王昶、钱大昕、翁方纲、钱坫、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武亿、桂馥、阮元、瞿中溶，文艺菁英如袁枚、姚鼐、陶樑、梁同书、罗聘、董洵、邓石如、伊秉绶、奚冈、钱泳，也有散布于全国的地方官员、幕僚与布衣学者。
通过考信札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那些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心态变得清晰而生动，大量信札之间内容的勾连也使得零碎的资料更加具有组织。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乾嘉时期的社会环境，金石学共同体的运作方式，金石学术的推进方式，以及艺术应酬活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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