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传播金兼斌 著9787302470908

章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1
节科学传播的内涵和演变1
一、科学传播的内涵1
二、国外科学传播范式的演变2
三、科学传播的科学6
四、国内科学传播范式的演变9
第二节科学社会学视野下的科学传播13
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14
二、科学研究与政治16
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18
四、科学传播的社会文化土壤21
第三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24
第二章公众理解科学30
节科学的社会形象:“二战”后科学的社会变迁30
一、社会与科学的契约31
二、美国战后和科学关系的变迁34
三、“二战”后科技发展重点的时代转向36
四、“二战”后科学的媒体形象的转变38
第二节公众理解科学40
一、英皇学会与《公众理解科学》报告40
二、关于《公众理解科学》报告的进一步讨论44
第三节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批评46
一、科学与公众的关系47
二、“公众理解科学”命题隐含的政治范式49
第三章媒体与科学传播53
节科学传播的媒介环境演变53
一、新的媒介环境的特点54
二、社会化媒体的优势56
三、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秩序57
四、社会化媒体的困境58
第二节媒体上的科学与科学报道61
一、影视作品中的科学内容61
二、科学闻与报道65
第三节科学媒体化69
一、被“代理”的科学传播70
二、科学媒体化71
第四章争议科技及其风险控制75
节争议科技与争议科技议题76
一、争议科技议题76
二、科技争议的社会起源78
三、转基因食品安全争议议题81
第二节争议科技的社会监管85
一、美国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监管86
二、欧盟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监管94
第三节争议科技问题的争议:案例分析102
一、“黄金大米”事件案例分析102
二、“塞拉利尼”事件108
第五章争议科技的媒体呈现117
节理和献梳理117
一、争议科技媒体呈现概论118
二、转基因食品的媒介呈现120
第二节转基因生物科技在我国的媒体呈现1
一、媒介镜像中科学共同体在转基因议题上的争论124
二、案例分析:2016年黑龙江禁转事件127
第三节对争议科技媒体呈现的内容分析133
一、《纽约时报》对生物科技的报告情况134
二、转基因生物科技议题舆情分析136
三、不同媒体平台上转基因话题的呈现对比145
第六章信任153
节信任的概念辨析与测量154
一、信任的概念辨析154
二、信任的测量158
三、信任的影响因素160
第二节信任的差序格局:实分析162
一、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163
二、对科学家的信任164
第三节公众对科学的制度信任167
一、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167
二、公信力168
三、科学家公信力171
第七章对争议科技的认知与态度176
节知识与态度形成的理论探讨176
一、知识与风险感知176
二、知识—态度关系:基于O-S-O框架的梳理178
第二节知识—态度关系的实检验182
第三节争议科技的知识测量188
一、转基因知识题189
二、核能知识题195
三、纳米科技知识题198
第八章科学素养、媒介使用、社会网络:理解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201
一、关注点: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问题201
二、解释角度:科学素养、媒介使用、社会网络203
三、研究设计206
四、研究发现209
五、结论与讨论210
第九章知识与态度关系的实检验214
一、不同学科专业在科学素养上的差异215
二、不同专业群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与消费差异221
三、科学素养的高低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与消费差异227
四、转基因科学素养VS受众对转基因的态度与购买意愿4
参考文献5
附录:英皇学会和关于气候变化的论战251

2017年的春天对于笔者而言是一个繁忙而不乏焦虑的季节。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置身清华园里，虽鸟语花香，水清木华，但常常神游物外，不知身在何方。一、 结缘科学传播我与科学传播教研结缘算来超过20年。1992年8月，当我以清华大学的双学士身份——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和科技编辑专业文学学士——留校时，我在当时的人文社科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所教的门课，就是“科技编辑学”。这是一门我在中文系就读科技编辑专业时，由曾任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时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庞家驹先生主讲的。当时的清华大学刚刚开始复建文科，清华大学中文系(科技编辑专业)是当时可以通过招收校内双生的方式来招收生的文科院系，而中文系选择了一条“小而精、有特色”的发展之路，结合国内新闻出版界兼具理工素养和编辑素养人才奇缺之现状，决定以科技编辑作为切入口，开展卓有清华特色的叉复型人才的培养。我既是作为早几批这个专业模式的受教育者，也很快加入到这个专业的教学工作中，承担起“科技编辑学”这门主干课的教学任务。时任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和该课程原主讲教师庞家驹先生对于刚刚留系工作的我大胆放手，委以重任，不仅直接把我不加过渡地推到“科技编辑学”的教学一线，而且让我参与了庞加驹先生主编的一本统编教材《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庞家驹主编. 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 教委“八五”规划教程，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的写作。那应该是我平生参与写作的本书。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两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学人大家在前几年相继仙逝。而我，也因着各种机缘巧合，特别是借清华大学重建综合大学、完善学科结构之大势，于1998年初在传播系即将成立之际，公派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攻读传播学博士，师从朱立教授和黄煜教授。2001年底当我参加完博士答辩回到清华园时，被告知直接到传播系报到。随后不久，传播系从人文社科学院独立出来，正式于2002年成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值得一提的是，我平生所出的本书，是我在香港攻读博士期间抽空完成的，书名叫《技术传播: 创新扩散的观点》，2001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科学传播——争议科技的社会认知及其改变作者自序就科学传播的教研而言，我早接触到的概念是“科技传播”，当时是1995年。我和当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的孙宝寅教授一起，参与组织了也许是国内首次科技传播学年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办。会议当时邀请了美国技术传播学会的一位资深教授参会，我作为主办方老师，负责这位资深科技传播学者的接待工作，并在需要的时候担任翻译工作。这次会议有多位来自开设科技编辑专业的国内著名高校的老师参会，他们成为随后几年连续召开的科技传播学年会的核心骨干。但在我而言，自从进入传播学这个学科领域，对我这个理工出身、半路出家进入编辑出版教研领域的年轻老师，无疑是眼界大开，从此开启了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来进行实传播的涯，对编辑出版的关注和研究则日益减少，渐行渐远。1995年在清华召开的首届科技传播学年会无疑在我的学术兴趣中埋下了初的伏笔。在我此后这些年的自我介绍中，有关学术兴趣和教研领域，编辑出版和科技传播，始终有其一席之地，尽管在1998年后，我的学术版图上它们已经成为比较边缘的领域。但世事难料。有时早先埋下的某个种子，在机缘合适的时候，是会在你差点要遗忘的多年以后，蓦然生根发芽的。从2010年开始，我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委书记，开始了两任逾6年的“双肩挑”生涯。作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让我有很多机会——如每月一次的全校书记会，以及每年清华的暑期干部会——与来自清华各个不同学科的院长、书记们进行交流，与学校领导也有了很多正式、非正式的关于学科发展的讨论。作为曾经在清华五个院系——包括工物系、材料系、中文系、经管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学习和工作过的清华人，我与各理工院系的老师进行各种学科交流和讨论自然毫无违和感。但每次交流时，我的确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清华大学这个理工科具有传统优势的综合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科建设，如何才能优选限度发挥和利用好背靠国内的理工学科这得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当我与来自核研院、生命学院和医学院、材料系、化工系、物理系等院系的领导和老师交流时，常常会对他们无意之中提到的社会上对其学科领域中一些前沿研究方向——如核能安全、转基因生物技术、纳米材料等方面的误解误传或不实舆论表示气愤时，我意识到，在清华，很多前沿学科都面临着如何更好地与社会和公众进行沟通交流的问题: 在这些学科研究方面投入巨额经费，于国于民，到底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而急迫，以致清华前校长教授曾经建议，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清新时报》的一个报道重点，应该放在对清华各个优势学科尤其是理工生医类前沿成果的科学传播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近这些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关注方向重新作了调整。一个学院的学科方向的调整是一件大事，需要慎重地论。但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研究重点的转向，则是可以自己把握的。于是这些年，无论是我关注的文献资料，还是指导的硕博士的研究方向，科学传播慢慢成为我的一个主要方向和领域。迄今为止我指导的两名博士生、多名硕士生的研究题目，都属于科学传播领域。不知不觉，主要由我的博士后、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生组成的“金门”团队，在科学传播方面也有了相当的积累。2016年，我们团队还推出了“科学传播人”公众号，低调但扎实地基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定位，开展科学传播领域不同主题的研究和讨论。回头来看，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与科学传播的渊源，其实也一直未断。当时孙宝寅老师、刘惠芬老师和我属于中文系早一批从事科技传播教研工作的老师，在传播系成立后，都从中文系来到了传播系；中文系1994年恢复面向社会招收全日制生，专业方向就是“科技与文化传播”；而1995年开始建立新闻学硕士点，专业方向为科技新闻，刘建明教授是这个方向清华早的导师；而现任新闻学院委书记胡钰教授，正是当时清华科技新闻硕士点刘建明老师指导的位硕士生。1998年成立传播系后，学校了一批迅速享誉学界的中青年骨干学科带头人，其中崔保国老师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科技传播。也正如此，虽然自1998年学校成立传播系后，中文系的学科方向重新调整为传统的语言文学方向，不再关注编辑出版或科技传播方向；而2002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后，也没有把科技传播作为学科方向，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但从对科学传播具有研究背景和学术兴趣的教师而言，不管专业方向存废，其实我们一直在这里，弦歌不辍。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其实一直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主要是从科技哲学和科学史的角度对全校学生提供通识课教学，并从事相关研究，社会和学术影响比较大。但科技所和始自中文系科技编辑专业的科技传播，由于不是一个路子，关注重点不同，两者一直没有实质的叉，只有个别老师之间——如我和已故科技所的曾国屏教授之间，曾进行课题和著述合作曾国屏、牛桂芹、邓华、古荒、刘兵、李红林、金兼斌、高秋芳. 科学传播普及问题研究. 清华科技与社会丛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目前清华在建设世界大学的大背景下，意识到加强文科对其整体学科发展和提升国际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此将持续加大对学校文科院系重点学科方向的支持建设力度，其中科技哲学将成为一个重点方向。与此同时，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些年来我们也集聚了一批对科学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有学术兴趣和专长的师资队伍。其中，孙宝寅老师长期担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研究会会长，虽然目前已经退休，但仍然十分关注学会的活动和工作；崔保国教授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研究会的现任会长，胡钰教授和我分别作为该研究会的秘书长和副会长，在科技传播领域积极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此外，学院曾繁旭副教授、戴佳副教授近年来在风险传播、环境传播方面著述颇丰。而光教授则长期从事健康传播方面的研究。在国际重要的传播学学术组织如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会(AEJMC)等年会中，大多有所谓“SHER Division”，即科学(Science)、健康(Health)、环境(Environment)、风险(Risk)传播研究子领域。可以说，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在科学、健康、环境、风险传播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支比较精干的教研队伍。这支队伍近年来也凭借扎实的学风和较高的研究质量，多次承接一些重大科研项目，针对我国转型期面临的科学、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进行针对专题研究，成果丰硕，在国内外学界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 写书由来我并不是一个爱写书的人。这也许源于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实取向的传播学者的偏见。我在过去十多年的教研生涯中，包括和自己交往的部分学者、特别是来自清华理工科院系的学者交流时，形成了一个概念，即学术才是研究成果的理想而合适的载体。在我所关注的不少学者的履历中，重要和耀眼的学术成果，大多是以在期刊发表的高引用率来体现的。很多时候，无论升等晋级，还是应聘推优，高引用的期刊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标配。在理工科领域更是如此。写书被看作对过往研究和他人研究的总结，而不是原创成果的展示。正因如此，在2001年底博士回到清华迄今的近16年时间里，我虽然发表了90余篇各类中英文，但就著作而言，除了基于博士在2002年出版的《我城市庭上网的意向研究》一书外，一直未有专著问世，尽管中间编著出版了若干书稿和集，也翻译过几本英文教材；但就专著而言，却10年未能磨出一剑。回头看来，我这种重、轻专著的想法是很片面和幼稚的。学科不同，研究路子不同，对于学术成果的恰当承载方式的选择和要求，自然也会不同。我竟身处新闻传播这一文科学科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厚实的思想成果的整理和传播，专著常常是，所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者，都是就其著作而言，而非单凭。这是人文社科研究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处。也正因如此，在我作为学院要领之一起草本院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时，我们对教师学术水平和绩效的认定和衡量中，不仅专著和学术都作为重要的成果形式，而且规定，对于不错学术的晋升而言，专著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从2016年6月卸任学院书记一职之后，教研生涯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和状态。由于我不是一个善于多任务并行处理的人，使得从2010年以来的6年多时间里，在学术成果的整理发表上拖欠了大量的待发表半成品，研究课题积累的数据、资料和会议材料，很多都未及时整理发表。如果说在任六年我的压力主要来自我并不擅长的管理方面——虽然其间我的教研工作量并未稍减，但教研从来不对我构成太大压力——那么2016年6月卸任之后，我的压力便骤然转移到对各种积压的研究结果的整理发表上来。在过去大半年时间里，我除了陆续整理发表了一批外，还同时定稿一本翻译书稿和完成对一本集的编著工作，但一直计划中的这学传播专著，则进展缓慢。虽然过去几年我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调查数据，但真要规划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我熟悉的期刊——还是让我有点一筹莫展，甚至有点久疏战阵的茫然。所以在内心，我一直反而对写作这本专著有点逃避，尽管一直在断断续续做着文献整理和个别主题的写作。转变出现在2016年底的寒前。因为某种原因，我必须尽早正式把该书出版出来，我的著作计划不得不加快。我对该书的章节结构数易其稿，多次调整，采用比较松散的主题板块的方式进入各章节的写作，并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沉淀和形成目前的章节结构。在此过程中，我把写作过程中需要对某些特定主题进行资料和文献收集、整理以及数据分析的部分工作，指派给我的一些硕博士学生，协我进行准备。很多任务是根据写作进程和需要随时指定和交代的。正是因为有我的学生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的诸多形式的帮和协，才使得本书能够在短时间里完成。三、 关于本书内容本书共分九章外加一个附录，略述如下。章我对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作了系统的梳理。本书讨论争议科技的传播和公众感知问题。由于这一问题的综合和复杂，为了使有关讨论更加厚实，特别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景有呼应，我一开始就确立需要将科学传播问题置于更大的学科背景当中来加以检视。由于科学传播本质上讨论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涉及多种不同质的主题，以及各个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社会环境和发生场景，因此在这一章中，我首先对科学传播的内涵及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演变进行了勾勒，然后，在科学社会学的视野下，对科学传播中涉及的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作了考察；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相关重要资料，包括会议、期刊、课程教育项目等作介绍。第二章讨论在科学传播领域和历具有重要意义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我首先对“二战”后科学的社会变迁作了梳理；然后介绍英皇学会1985年发布的影响深远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以及围绕报告及其所体现的诸多“隐含”的认知设(assutin)进行的各种批判分析。公众理解科学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模式——俗称“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虽然理论上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实践上被明效果欠佳，但其对社会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从实践效果上看，尽管随后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式更广为接受，但作为对科学传播理念和理论、历史的梳理，我们觉得对“公众理解科学”予以详细深入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理解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成因有关键意义。第三章讨论媒体与科学传播。在科学传播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大众传媒时代还是社会化媒体时代。在这一章，我们首先讨论了科学传播媒介环境的演变对科学传播带来的影响；然后介绍媒体上的科学呈现，包括影视作品中的科学内容，以及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科学传播的主要载体——科学闻和报道；我们讨论随着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意识到与媒体沟通的重要而带来的所谓“科学的媒体化”现象。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重点讨论争议科技的传播问题。第四章具体讨论争议科技及其风险控制问题。我们首先对争议科技、特别是本书所讨论的争议科技作了界定，重点放在争议科技议题这一概念上，即从公众感知的角度，而不是从技术本身的特点的角度，来认识争议科技；然后我们主要从社会对争议技术的监管角度，来讨论争议科技的风险控制问题。我们对欧美在争议科技——本书以转基因生物科技为例——的监管理念、具体法规、相关机构作了精心梳理，以资我国在制定和实施类似社会监管法规和措施时参考。我们通过两个具体的案例，对争议科技议题的特点和演变进行了说明。第五章则把重点放在争议科技的媒体呈现上。过去几十年，围绕争议科技，特别是农业生物科技方面的媒体报告和众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分析框架，为我们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参考材料。本章首先对争议科技媒体呈现方面的理和献进行梳理；然后具体探讨我国围绕转基因生物科技，在媒体上进行的讨论和争论，对不同主体和利益方在媒体上的行为和形象进行了分析；我们基于内容分析，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呈现进行了分析，为我们认识这一重的象提供了手实资料。第六章专门探讨在争议科技的认知和态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影响因素——信任。信任是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社会得以健康、高效运转的基石。在争议科技的社会传播中，由于大部分民众对科技本身了解不多，使得人们对争议科技无论是就研发、产业化还是消费相关产品，其态度和意向，都和人们对作为技术和产品研发方的科学家群体，和相关产品生产方即企业群体的信任感有关，也与人们对的监管能力和意愿、决心的感知和信赖有关。在这一章我对信任概念作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我们自己的调查数据，揭示了民众对不同社会群体信度程度的差序格局。重点讨论了对人们态度形成尤其关键的制度信任问题。第七章讨论对争议科技的认知和态度问题。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我们首先对有关知识和态度形成方面的理论和研究进行了梳理，然后以《公众理解科学》上一篇所提供的研究为例，对知识水平如何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不同方面的接受度进行了分析和说明。我们提供了三种典型的争议科技，即转基因生物科技、核能、纳米科技的知识水平测量题。在我们对争议科技的社会传播研究中发现，对有关科技的认知水平是一个在过往研究中经常被检验的预测因素，但这方面的测量工具，在文献中并不统一，很多文献中涉及科学知识这个概念时，其测量设计比较随意，影响了知识水平这个概念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书精心整理了这部分知识题。我们无意为学者进行科学知识这个概念测量时提供现成工具，而只是希望为他们的相关测量设计提供一些有益参考，可以少走我们曾经走过的各种弯路。竟，这个研究工具的设计，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有一定的知识门槛和挑战。第八章和第九章基于我们自己的调查数据，向读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第八章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的实研究。如前所述，在争议科学传播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常常对其态度和行为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的这一研究把信任水平作为关注对象，试图通过科学素养、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等角度，来理解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机制。第九章则是用两个不同的调查得到的数据，来详细描述不同知识水平和人们对转基因生物技术从技术到产品消费各个不同方面的态度和意愿的关联。我们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那将留待我们专门的研究中，而只是呈现了知识和态度之间丰富的表面关联，为读者展示当下我国民众在知识-态度关系上的一种直观描述。本书的附录，收录的是由英皇学会媒体与公共事务小组前负责人鲍勃·沃德写的《英皇学会与气候变化的论战》一文，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加彪老师翻译。这是来自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闻、与社会: 新闻和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蒙该书责任编辑史星、卢苇老师和译者许加彪老师同意，列为本书的附录。之所以特意附上沃德的这篇材料，是有感于英皇学会在面对诸如全球气候到底有没有变暖这样一些重大而又涉及背后复杂的利益集团力量角逐的争议议题上，一个的科学机构或组织，如何利用其在公众中所享有的较高的公信力，代表科学共同体及时站出来发声，有所作为，采取行动。这不仅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道德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在对有关转基因生物科技的科普宣传的研究中，我们多次听到一些一线科学家抱怨，我国在面对媒体上各种利益集团和反转人士围绕转基因生物科技和食品安全问题上种种混淆是非的言论和争论时，具有英皇学会这样类似质的机构和组织却未时站出来正本清源，提供科学共同体的观点和意见，而是放任有关争论愈演愈烈使民众的认识长期处于较混乱、无所适从的状态。这正是我们附上这一附录的初衷。总之，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和近半年多时间的集中撰写，笔者自认为本书还是较好地反映了科学传播领域，特别是在对争议科技的社会传播方面的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我们进行了大量有一定创新的关历史、文献、理论和政策梳理，对于理解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相信能给读者以启发。我们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也将有于感兴趣的读者更加方便地从事科学传播的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本书两章，基于我们自己手的调查数据，就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问题，以及争议科技的认知—态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个角度的实分析。这些都是对我国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实研究范式下进行的科学传播研究的成果的反映，应该有它独特的学术价值、资料价值和社会意义。四、 致谢本书草就，自然感慨万千，一长串感谢的名字呼之欲出，涌上脑海。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成稿，有赖于我的研究团队和合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大力协。博士生陈安繁和已经工作的林成龙在资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提供了诸多帮。过去几个月，我与这两位学生有过许多次讨，从献的收集到文献整理的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都经过了反复磨合和协商。正是依赖于我自己和两位学生提供的不同主题板块的文献梳理材料，来进行有关章节中不同专题的撰写，才使得写作的进程大大加快。陈安繁同学阅读涉猎甚广，本书章中涉及的有关科学社会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不少是此前安繁给我阅读的，对本书有关主题的写作准备极有帮。此外，安繁也是我统稿阶段帮我进行技术加工——包括文稿通读和参考文献格式、图表格式的统一加工等工作的主要手。没有陈安繁和林成龙这两位同学的大力协，本书的成稿过程至少会大大推迟。我首先要向这两位学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教学相长，此言不虚。感谢我已经的博士生、现在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职的游淳惠博士。淳惠在自己繁重的教研工作之余，仍接受我的“工作指派”，根据我的要求及时完成有关的数据分析工作并提供初步的分析报告；淳惠还对由几位硕士生初步整理的争议科技知识题进行了统一整理。感谢我的四位硕士在读学生帮我进行文献和资料收集及整理。张滋宜同学帮我进行了美国转基因监管政策方面的资料收集和整理；杨虹艳同学则负责欧盟在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的监管做法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此外，张滋宜同学还帮我翻译了第三章所引用的“好莱坞科学顾问”视频中的旁白解说文字。杨虹艳则还负责准备有关核能方面的知识题，并接受了对塞拉利尼事件(见第四章)的案例整理工作。硕士生黄圣淳和李子玄一起负责帮我进行了转基因生物科技议题的舆情分析，并对不同媒体平台上转基因话题的呈现进行了对比，她们的工作体现在本书第五章的有关部分中。此外，李子玄和黄圣淳还分别负责纳米技术和化工类科技化工知识部分因为其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宽泛，未纳入第七章的知识题部分。的知识题的准备工作。在此也向她们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博士生史林同学则负责在我准备章节第三小节“科学传播的科学”时，协补充了前后三次“科学传播的科学”Sackler研讨会的情况，以及历次公众科技传播会议(PCST conference)的情况；硕士生阮一沁同学则提供了《纽约时报》对生物科技的报道情况的数据，这部分内容见第五章第三节小节。史林和一沁也帮我对文稿的参考文献格式进行了重新统一标注工作。作为我们研究团队创办的科学传播公众号“科学传播人”的负责人和主编，我在本书中也引用了我们公众号在近一年的运营中所整理梳理的一些成果，包括当时我的合作博士后方伟博士对国内外科学传播模式的总结(见章节第二小节内容)。在此，也向运营“科学传播人”公众号的同学们，特别是江苏佳、李晨晖、施文荻、王彩臻以及曾经作为访问学者在此交流学习的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博士生钱悦，表示感谢。以上各位学生所参与的工作，在本书的相应章节的相关部分都有标注说明，以示尊重和谢意。至于全书的写作，则由本人负全责，其中存在的各种可能的差错，也由本人负责。我也要借此机会，专门感谢我曾经的合作博士后、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担任教职的楚亚杰博士过去几年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帮。作为合作博士后，亚杰参与了我多个研究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工作。本书第八章“科学素养、媒介使用、社会网络: 理解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即来自我们曾经合作发表过的一篇。第六章第二节关于信任差序格局那部分内容，也参了此我们合作发表的一篇的内容。此外，我要专门感谢资深科学传播研究者和实践者、康奈尔大学博士生贾鹤鹏先生。鹤鹏是我多年的朋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鹤鹏不仅慷慨提供了他所搜集的丰富的文献资料，还亲自到我们学院来进行专题讲座，指导我们的研究。本书中就引用研究内容和精彩观点而言，鹤鹏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多出现在书稿中不同章节的。再次感谢许加彪老师。在我联系许老师表示希望在我即将成稿的书中引用他翻译的《英皇学会和关于气候变化的论战》一文时，许老师欣然应允，并帮我联系了原书出版社编辑，取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和授权。再次向许老师和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表示感谢。许老师在得知我要将该篇内容作为附录引用后，不仅把该文的英文原稿寄给我参考，而且拨冗在短时间内对译文进行了重新校译。许老师的译文文辞优雅，通畅准确。该文为本书增色不少。许老师的慷慨支持和对学术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并由衷钦佩。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纪海虹女士。自从我从香港读博回来，便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海外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经典教材的选编出版工作，我组织翻译或写序了多本传播学研究方法类经典教材，与纪海虹女士有愉快的合作经历。记得我上一次与纪海虹的合作，还是2005年我们翻译出版《大众媒介研究导论》一书之时。时光荏苒，一晃已经12年整，令人唏嘘。去年我在学院行政岗位上卸任后，加快了此前已经开始进行的一本翻译书、一本编著和这本专著的出版准备工作，其中每一步都得到她专业而温暖的指导和支持。从与纪海虹女士的往和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本书第六章主题“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也要感谢我的同事和家人。从我1986年从浙江诸暨农村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开始，迄今在这个美丽的园子里学习工作生活已逾30年，除了中间读博和出国访学4年多时间，我的青春时光大部分都在清华园里度过，学校和学院在我看来是温暖的家的延伸。本书的写作，也受到院诸同事的关心和督促，十分感谢。学院领导在我卸任以来的这段时间，也尽量不给我安排各种接待和会议工作，让我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宁静心境来从事书稿写作，考虑得十分周到贴心，深表谢意。感谢我的家人，亲情永远是我生命中优选的财富。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本书中各方面的差错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金兼斌2017年清明节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