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是非，留待来者评说——钱端升的人生路
亲历“三·一八惨案”
学高为范
“代表一个时代的专著”
《法国的》的变与未变
“国体攸关”
铁骨钱端升
迎接解放
钱端升在新中国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揭批汤用彤、蔡元培
组建北京政法学院
1954年法律顾问
“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钱端升在1957年
“批评‘三害’”
钱端升为什么被划为“右派”？
“以钱端升为首的小集团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钱端升是政法学界的右派阴谋家”
钱端升：“我的罪行”
“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
一件“值得一提却又令人痛惜”的事
尊重
晚年钱端升
躲进红学成一统——吴恩裕的涅槃
从吴恩裕的红学贡献说起
早年吴恩裕
就读东北大学
在清华延期
东北行健学会
吴恩裕与张东荪
曲
在重庆
中华文化服务社的一段经历
执教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
执教北
与学生的交往
吴恩裕的“旧学”
走进新时代
北京政法学院
呕心沥血的《历代西方政治论著选读》
新时代的学术
“比时代还苦闷”
不自信的年代
躲进红学成一统
吴世昌与吴恩裕的交往
吴恩裕的红学贡献
吴恩裕专案组
“哭君归去太匆忙”
为学当如严景耀——严景耀和他的犯罪学世界
家世
在燕京
志愿犯人严景耀
阶段
从北平到南京
游学美国
苏联研究会
南下
被提名上海工部局监狱副典狱长
理典狱长严景耀
离职
监狱外的活动
社会科学讲习所
“越粤人才夸璧合”
供职新华银行
筹建民主促进会
燕大教授
燕园解放
见到
严景耀与林寿晋
忠诚老实运动
筹建北京政法学院
恢复社会学的尝试
义郭云观
“这些日子少出门为妙”
反“右”之后
解冻
卿本佳人，缘何从政——雷洁琼的人生路
雷氏家族
在美国
执教燕京
“一二·九运动”
在江西
政治讲习院
在上海
成立民主促进会
下关事件
重回燕京
走向解放
燕大往何处去？
雷洁琼、严景耀与吴晗
新中国成立后
雷副教务长
“右派”言行
内定“中右”
“神仙会”
“”
晚景好
“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徐敦璋传略
垫江徐家
青少年时代
清华八年
留学欧美
执教平津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
“你简直是贱”
在日本
混乱，痛苦，矛盾
漫漫回国路
重庆三月
“一切如梦初醒”
孩子参军
“通过土改和忠诚老实，我一定要站起来”
在北京政法学院
哭着说“搞到法院，我政治上也没问题”
内定不戴帽“右派”
早逝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曾炳钧侧影
三岁丧父，十余岁丧母
清华四年
社会调查所
哥伦比亚读博士
曾炳钧与胡适
一波三折回国路
从学界到政界
执教武汉大学
曾炳钧教授的木箱
亲历“六一惨案”
再回清华
很努力地想跟上形势
参加土改
思想改造
“老学究遇到新问题”
学习与自我批判
走进新时代
法律的阶级与继承讨论
反“右”前后的内心世界
改变
曾炳钧的“检查”
曾炳钧的茫然
“”期间的四篇文章
回归
八十岁时入
晚年曾炳钧
四十四年非，重新活——费青的困惑
费氏三兄弟
大时代
为人辩护
与张君劢的交往
认真准备公费留学
在德国拜谒施塔姆勒
在德国的朋友圈
执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
拯救东吴法学院
逃离沦陷区
陪都重庆
亲历“一二·一惨案”
人民立场看宪草
复员北平
主编《中建》
费青与美国人
与张君劢之子的对话
走进新时代
北大课改
与潘汉典的交往
离开北
“像一个有病的人求医生看病”
北京政法学院的费教务长
费青之死
“觉今是而昨非”——黄觉非的轮廓
模糊的黄觉非
“觉今是而昨非”
从学界到政界
回北平
回归学界
被管制的黄觉非
前进
北京政法学院
“错误”言论
黄觉非之死
迟来的追悼会
“挖地挖不出来”——戴克光的剪影
少年戴克光
在清华
在清华加入
清华教
在伦敦
走马灯似的换工作
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
中国行政学会
巡视务
执教中央大学
监察院参事
江苏学院
车站事件
戴克光的天真
执教政治大学
在上海静待解放
边学习边改造
来到北京政法学院
“肃反运动”
反“右”
既然已经跃进了，何必还要“”？
转行
“戴老头是来休养的吧！”
“”
戴克光之死
“生于宣统二年”——于振鹏的背影
“我应该是北京人”
求学时代
北京法文专门学校
中法大学
留学法兰西
求学巴黎
在国联工作
重回法国
漫漫归程
在昆明
入与脱
兼任中法大学训导长
担任云大法律系代主任
随中法大学复员
再回昆明
“在学问上显一手才能立足”
走，还是不走？
等待解放
设法认识
“我觉得干不了”
清华法律系的停办
边工作边学习
革大学习
开设“政策法令”课
土改
“洗澡”
院系调整
“生于宣统二年”
划为“右派”
旧法风骨今安在？——代后记
陈夏红，甘肃岷县人，法学博士，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兴趣为中外破产法及法律史。曾著有《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协江平先生完成其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编有《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辛亥实绩史料汇编》四卷本、《答记者问》《演讲录》《思想的气象》《思想的交锋》等。在《法制日报·法学院周刊》开有专栏“破产法札记”；在《法治周末》开有“方寸正义”专栏。
序
翻开手边的这本陈夏红的新著《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映入眼帘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人物，有的还能清晰地辨认他们的相貌、音容、举止，有的连他们的相貌都记不清了。
现在年轻的法学工作者称呼我们年老的学者为“老”，“新”和“老”的关系，只体现了年龄的差距，“老”可能还跟尊敬有关。但我们年轻的时候，正值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被称为“新”，而年老的学者被称为“旧”，“新”和“旧”的关系，所体现的是时代的不同：“新”代表的是新中国，“旧”代表的是旧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旧法”尤其带有歧视质，旧法学者在新中国根本登不上讲台。记得我们当初出国到苏联学习法律时，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带旧法书籍。我们学的是“”的法律，与旧法完全无关，完苏的法律后才恍然大悟，苏联的民法与民国时期的民法，都源自于德国民法。
我们也曾以“新”骄傲自居，轻视那些“不能上讲台”的旧法教授。我们读完这本书后可以看到，哪一位民国时期的法学教授不是清华、北大等著名院校，又在美、英、德、法、日等留学多年，获得博士，又有丰富教学和社会实践的精英人才！
法律的继受在今天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1957年反“右”时，这是一条界限，它是打成“右派”的一个标准。说法律有继受，就是认为旧法有继受，而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明讲了“废除六法全书”，你现在讲“继受”，那不是“为旧法招魂”吗？其实，法律是理念，是制度，是方法，也是一种文化，这四者不可或缺。我们废除的“六法”，仅仅是指制度上的“六法”，而且制度上的“六法”也不可能全废除，婚姻、家庭、契约、财产仍然有继受，至于法律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方法，尤其作为一种文化，它的继受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知识分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学有专长，学有新用，很在意他的专长能否有用，所以“弃”和“用”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能否被社会所承认。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27岁被“弃”，49岁被“用”，二十二年期间自己的专业所长没有得到发挥，简括来说，可以说“三十而弃”，“五十而用”，这被弃的滋味是刻骨铭心的。陈夏红书中所提到的十位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也都遭到“弃”，都曾遭到旧法的“弃”，也有几位更遭到我那种反“右”时期的“弃”。他们有些是“四十而弃”，有些是“五十而弃”。我不知道“五十而用”比起“五十而弃”，哪一个心情更忧郁？但可以肯定二者心中都受到了创伤！旧法的创伤和反“右”的创伤，在这十位旧时代政法学者的人生旅程中是明显可见的。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可能再见到这两种创伤，但让读者重新回忆一下一前民国初建时期那些以政治法律为专业的知识分子，力图以法振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是很有好处的。
我在主编《20世纪著名法律学者》这本书的时候说过，20世纪有一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半是中华民国或更早。民国时期的法律人才总数虽然不多，但精英却不少，把这些埋没的精英传记整理出来，那就是很大的贡献，陈夏红就是开拓这片处女地的先锋，我希望他在挖掘北京政法学院的十位老教授的传记后，能再去挖掘更多民国时期的法律学者贡献给读者。是为序。
江平
201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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