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程砚秋
我与金少山
我与谭富英
我与李少春
我与中华戏校
我与晋剧
义务戏忆旧
程砚秋集锦扇记
焦菊隐与中华戏校
路家班与北京影戏
京剧早期编剧家忆述
梅兰芳的意象美学意识
杨小楼对黄天霸格的塑造
余叔岩：京剧老生的里程碑
高庆奎与李和曾
面面俱到的马连良
赵松樵的才长艺广
宋德珠及其宋派艺术
郝寿臣及其郝派艺术
侯喜瑞及其侯派艺术
丑行典范萧长华
后记
翁偶虹，有名戏曲作家、理论家、教育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人。原名翁麟声，笔名藕红，后改偶虹。翁偶虹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兆不错中学，业余常以票友身份登台。后致力于戏曲研究，常与黄占彭、程茂亭、关醉禅等名票同台。1930年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建立，翁被聘于该校兼课。1934年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编剧和导演。1949年以后在中国京剧院任编剧。1935年被聘任为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1974年退休。1994年6月19日病逝于北京。
丈夫绝不受人怜（代序）翁偶虹北京人有两句谚语“八十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八十岁留胡子，终归是个男的”。前者是说人到八十，留不留胡子，卖不卖老，自己决定。后者是从“男女授受不亲”演义而来，尽管你是皤然一叟，究竟是个男的，不能和女人随意戏谑。我是北京人，对于这两句话，同意也不同意。同意的是：，老人在生活上的自主，不仅有且只有于留胡子，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应当自己做主。第二，20世纪80年代的老人，虽然是男子汉，而男女间接触频繁，言语上的文明与庸俗，行动上的规矩与越轨，应当自己选择，不必因为留了胡子而恪守道学的枷锁，以致外向的格，装出一副岸然道貌、内向的格，装出一副斯文酸相。我是外向的格，既不岸然，也不蔼然。我自己给自己写的铭语中，开头两句就是：“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既是跑过江湖，间接吃“开口饭”的人，就会懂得“有人缘儿，才能有财缘儿”的谋生之道，蔼然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既是读过书的所谓“知识分子”，就会记得“丈夫绝不受人怜”那句古话，岸然也是很自然的。男子汉嘛！为什么要受人怜？为什么要讨人怜？尤其是到了老年，更讨厌另一句北京的俗话“惜老怜贫”。“惜老怜贫”是针对不尊敬、不照顾、不孝顺老人而言，本意是好的。但是，今天的耄耋老人，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不是瘫痪者或得了不治之症、续命无丝的绝望者，为什么要请人“惜老”，求人“怜贫”？“惜老”是属于精神上的，“怜贫”是物质上的。精神具体表现于身体，物质具体表现于经济。人到老年，身体与经济的储备，若能自主——“大主意自己拿”，既不会濒于“惜老怜贫”的边缘，还会感到“丈夫绝不受人怜”的自豪。可是，身体的储备，一半取决于老年时期，一半取决于青壮年时期。若青壮年时无储备之心，或纵情恣肆地忘了储备，到了老年，那就会感到“船到江心补漏迟”了！若青壮年时做了储备，到了老年，倚老卖老，自认为“宝刀未老”“余霞满天”……而率意施行那句圣人之言“随心所欲不逾矩”，恐怕“银行里的存款”连本带利，都会一股脑儿地倾泻而干。经济的储备也是如此。求田问舍，固是刘郎之耻；而“量体裁衣”，也是南齐太祖的名言。若以“千金散去还复来”，逞一时之豪情，那么，“待到无时念有时”，便会遗终身之寒酸。我认为经济（具体说就是钱）是维持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父子、、朋友、师生……的名称，若没有感情的支撑，等于空洞洞的符号。感情的支撑与破裂，则常常发轫于钱。我亲眼看到许多父不父、子不子、夫不、不妻、师不师、生不生的明显破裂与暗中芥蒂，表面上仿是意气之争，骨子里却是经济之祟。这些严酷的事实教训了我。所以，我在经济的处理上并不是故意地自奉甚俭，待人甚丰，而是养成了人不怜我，我不求怜的储备。我非到紧急时刻，绝不用儿女的钱；儿女自愿地汇寄娱老之资，我看作朋友的馈赠。儿女有所急需，我则以力之所及，减轻他们的一时拮据。朋友、师生之间，也定了个不例之例：熟知我嗜好的，赠花木或送烟、点，恭敬不如从命，一礼全收。反之，托他们买书、买花、买生活用品，多至数百元，少至几角钱，一定要照价实付。当然，对于写文章应得的稿酬，我是不客气的，甚至有时催索。我自己这样自主，自己拿主意，自问还巩固了父父子子、、朋朋友友、师师生生之间的感情，休说反目反唇，暗恚暗怨，也未尝有之。这就是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双重储备。我吃了一辈子间接的“开口饭”和砚田收成，若买房置地，总会逃不脱“资产阶级”的雅号，甚至“地主阶级”的帽子。新中国成立以前，不止七八次地随剧团旅沪演出，每次包银递增，直挣到每月几条“黄鱼”。这些金光闪闪的“黄鱼”，一半供给全家的生活；一半用它听戏、听书、买花、买鸟、买雨花石，买名竹扇股、买橄榄念珠……凡是我一时兴会，喜而聚之的，不惜“黄鱼”逐水而逝，必穷其究竟而后快。直到现在，我常常和儿女及弟子们说：“不要留恋我过去挣钱多，想啥买啥，可是我现在年纪老了，包银纵然增到几十条‘黄鱼’，限于生理上的自然规律，既不能机而飞之，也不能车而载之，身不能去，‘黄鱼’怎能。现在我坐在家里，每月享受固定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偶动笔墨，还能增加收入。否则，休说‘黄鱼’梦空，恐怕还要索我于枯鱼之肆了！”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保护了一个下肢不良于行而上体心脑尚健的翁偶虹！在告诫儿女与弟子们的同时，他们问到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主张，我毫不隐瞒我过去的生活。我从十八岁起，用我不懂美学的感受看生活，觉得一切都是美的。我所认为的美，是以一切色相，均入眼帘，满足我的好奇之心。心里美滋滋的美，而不是形式之美。我的好奇的生活，上至雅人深致的琴棋书画、作赋吟诗，下至庸俗低级的声色犬马、吃喝嫖赌。雅也好，俗也好，我都是一视同仁，有个界限：就是猎奇而不溺嗜。雅的不必自我标榜。单说俗的，我在青壮年时期，能喝白酒八两、黄酒四斤，两天两夜不下牌桌；到现在，酒则滴不入口，牌则年只一摸。又因为是职业编剧，老、少、男、女演员之家，差不多都有我的足迹。那时盛行烟霞之癖，他（她）们热诚地请我对灯吹箫，我只尝过一次，下不为例。北京的八大胡同，王皮蔡柳，甚至土娼的莲花河、白房子，走马章台，也只一次。东西庙会的花农、鸟贩，天桥的八怪、艺人，都是我的朋友。八次旅沪，眼界尤开，“跑马厅”“赛狗场”“赌台子”“按摩浴室”，以至“咸肉庄”“磨镜室”“八号半”……我都要请识途老马，向导观光。我之所以如此，是觉得社会上既有这些客观的存在，就应当有主观的我，阅尽一切色相。现在这些色相俱空，反自幸及时一睹。现在认为美的一切，我也和大家一样，爱看爱听。杂志上的“美的头像”，有人硬说不美不爱看，我认为是道。今年年初，弟子张景山送我两本挂历，一本是摄影精品，一本是半裸体的健美图像。他不好意思地“展开一观”，我说这有什么关系，挂在我的床头，午睡醒后，正好解困。由此引申，日常来访的人，凡是我认为风度翩翩、态度爽朗的女同志或男同志，总觉比招待酸腐猥琐的人兴会得多。我并不以年老而老少年之心、少年之趣；客观的事与物，一切由我自主，自己拿主意。我的主张是过眼即空，胸中不留一物；豁然开朗，心中不滞一痕，真正滞留在胸中心里的，还是每天四个小时的写作。拉杂写来，可以说是“坦白从宽”吧！其实，我的坦白，早已流露在常为友人写的一首七律诗中：百岁光阴贵忘期，养生何必役身躯。花经风雨秋弥艳，人到衰年朗宜。宁静方能抒志远，高知从不恚楼低。半生只以勤为友，秃笔犹织五色机。写诗自然要含蓄些，即以此文，为诗注脚。从注脚中，可以说明八十岁的我，还是“丈夫绝不受人怜”的。1988年6月18日八十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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