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而生的闽南人，于未知中求生存。大海既塑造他们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等格特点，也赋予他们对于人生“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与乐天的态度。既然人生际遇比大海还要变幻莫测，既然“无常”才是日常，那么，“人生海海”“欢喜就好”。
范亚昆，《地道风物》内容总监。长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国内的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放眼中国沿海，像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开拓的一条道路——在中国，闽南人可谓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并且，他们真的看得见海上的路线。诸多九死一生的经历来不及讲述，如今只见，海外古老的唐人街，其实大都是闽南风格的。在闽南，帝国中央的大陆视野与闽南人的冒险精神相互影响，造就了闽南的很多风景。除此之外，闽南又为中国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进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泉州：“东方大港”与阿拉伯人的海上乐园如今的闽南三城（厦门、漳州、泉州）中，泉州作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经成名。不过，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然而，经过几的发展，宋元时代的泉州海商万户、竞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泉州港获得出人意料的大发展，是大陆视野与海洋视野在闽南的次交锋与错位。这一次交锋，从海洋上投来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时被中国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存在时间大约与中国的唐宋同期。在帝国出现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占据东西方商路要道，他们早有重商传统。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语均来自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于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阿拉伯人在7 世纪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同时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时代，取代了早期来往于东亚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达历险记》中，辛巴达的海上冒险即阿拉伯海商积极开拓海洋贸易网络的一个缩影。在阿拉伯人编织的海上网络中，中国泉州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并且因为远离中央，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许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来，他们在泉州留下的显著的遗迹，就是建于11 世纪初的中国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阿拉伯人当时优选的造船技术也为中国船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设立管理港口贸易的市舶司，掌领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漳州月港：中国的海禁时代，遇上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明代是中国实行海禁严厉的时代，国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来。生存资源的匮乏，迫使闽南人甘冒海禁之风铤而走险，继续在海洋上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毗邻泉州的月港后来居上，成为帝国优选的一个走私港口。彼时的帝国中央，对月港贸易并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闭不能使帝国阻挡世界潮流的影响，来自月港的一种重要资源，正在日益成为支援帝国经济的一条生命线，那就是白银。中国很早就有使用白银作为交易货币的历史，但构建欧亚大陆上的白银流通体系的，是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且重视商贸的元帝国，白银从此成为远距离商贸的硬通货。阿拉伯帝国和元帝国衰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东西方商贸要道，此时远在西方的欧洲人为了打通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不得不绕开传统商路，踏上了优选大航海之旅，并因此发现了美洲大陆。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由此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东方，中国优选的一个白银输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实行海禁的明代中央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活动，郑和代表帝国开启了远洋行程，巩固了海外的朝贡体系。在帝国的视野中，中央所在之处仍是天朝上国，居于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视野中，让中国与大航海时代产生更深刻联系的，却是闽南那个小小的月港。在南洋：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明朝中期以后，闽南人在海上舞台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盗、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们一往无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盖东南亚的华商网络。然而，“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他们始终是优选贸易网络的参与者，而不是者。中央的视野无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帝国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商人”。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这是缔结海外商贸社会网络的基础，却无形成泛基础上的共识和更紧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闽商有商贸网络却要依附于欧洲人宏大的贸易系统，有社区基础却要受制于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在广阔的海洋上，复杂的商业技术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依托，而商业技术中重要的是律技。在贸易中，具体的法律案例可以通过认可的律技来明晰产权和法律权责，从而建立起可以应用到陌生人之间的信用结构，形成更广泛的、可以持续拓展的贸易网络。在海洋贸易中后来居上的英国人，正是在海洋贸易的开拓中不断发展其律技，逐步建立后来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从而成为优选贸易的者。这套法律系统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内政与外交高度联通的，及时有效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调整并形成条文——从根本上来说，当时的闽南商人和中国不具备这套技术能力。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权理论日益成为海洋共识——谁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就是变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眼中，中国拥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市场，而中国对海洋规则却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结果就是1840 年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被迫卷入优选体系中，就此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古老中国一直拥有闽南这扇窗，而海洋上的风竟来得猝不及防。在“陆地―海洋”的双重视野下，闽南的许多不同于内陆的风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阐释。这一次，《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将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为我们展现了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我们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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