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娜姿·哈宣沙达·邦德（GolnazHashemzadehBonde）出生于1983年的伊朗，后随父母移民瑞典。她以高盛世界50位人才之一的身份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曾短暂地在麦肯锡工作过。后投身于文化社会事业，创办Inkludera公司，并成为瑞典皇室夫妇会的专家成员。
出身伊朗难民，一路成长为精英女的龚娜姿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民族，虽然她“曾试图逃离伊朗人的身份，以西方社会的角度写作，甚至曾天真地希望忘记过去，重新出发”，但她后来意识到，“过去就是现在，就是未来”。
《一个心碎的伊朗女人》是她备受期待的第二部作品，荣获2019年戴顿和平文学奖，被盛赞为“世界小说中激烈而必要的新声音”，在世界被翻译成26种语言。
我觉得自己总是与死神同在。这些陈腔滥调，也许所有快要死的人都这么说。但我还是想要相信，自己是特例——无论是在这个情境之下，还是在所有情境下。我可是真心这么觉得。马素德死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借来的。我们本来不该活得这么久。我们早该在时期就丧命了。我们早该在后的、在战争中就丧命了。但我又多撑了三十年，超过我总年龄的一半。这样已经很多了，你应该对此心存感激，这个年数就等同于我女儿的岁数。是的，这是另一种衡量方式。我生了她，但她其实并不需要我活这么久。事实上，没有人需要父母活得这么久。
我们心里会这么想：我身为人父、人母，所以孩子们需要我。事情可不是这样的，生命总是会自己找到出路。又有谁能保，我造成的负担比我解决的问题要少呢？我可不信。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善解人意、不为别人带来负担的人。我应该要成为这种人的，因为我是一个母亲，这是我的工作——善解人意，减轻他人的负担。而我从来就没有减轻过任何人的负担。
“你顶多只能再活半年。”那个该死的女巫说。
她说这句话时的口吻，仿在说明一件虽然无足轻重，但却相当不幸的事，就像幼儿园老师谈到雅兰不小心受伤的口吻。真是不幸。口吻中没什么罪恶感。她说话时并没有看着我，她盯着电脑的荧幕，好像是电脑荧幕在承受这个事实，仿遭到不幸的，是电脑荧幕。然后泪水开始从她的双颊滚落，她低头望着自己的膝盖。现在她反倒成了受害者了。她需要安慰。
我想大叫：闭嘴！你是谁，有权利告诉我我得死？你又是谁，我的生命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哭什么？可是我没有大声吼叫，至少这次没有，我为自己感到惊讶。
“我要和你的主管谈谈。”我反而这么说。
她惊讶不已，也许觉得我的反应是错误的。她可能觉得我也应该哭才对。
“我知道这很难……很难接受。可是你不管跟谁谈，都无关紧要了。”她说，“X线断层扫描、化验结果，一切都很明显了。你得了癌症，而且……病情已经到末期了。”她安静下来，望着我。她等着我的脸部表情，想确认我已经理解，但我面不改色。所以她继续说：“这是癌症第四期。这意味着你的日子不多了。”“闭嘴！”我开口了，“我是护士，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二十五年。我知道你没权利对我说这种话。你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你不是上帝！”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后退。我看出她被吓到了。她三十岁左右，头发绑成两条幼稚的辫子，活像老鼠的尾巴。书桌上有一张婴儿的照片。我摇了摇头。她对于自己知道什么以及不知道什么，简直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们沉默地坐着；随后她用衣袖擦干泪水，走了出去。我像冻住了一样呆坐了一会儿后，才取来手提包，拿出手机。我应该打个电话，我应该打给我女儿，说：“嘿，你这让人倒霉的小乌鸦，现在妈妈也快死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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