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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上海欢言马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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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尚龙,中作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浦区复图书馆理事长,上海评弹团艺委会顾问,马尚龙海派文化工作室总监。近年出版有《上海女人》《有些意思你从来不懂》《反调男女》《上海男人》《我爱相错论》《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卷手语》等,其中“上海系列”多次重印再版。
上海欢言谁与共马尚龙来前,因为创造了诸多“远东”的纪录,上海便有了“大上海”的美誉。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大上海”是上海的骨骼、相貌、血型、格……还应该有一个“小上海”,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里的上海,角角落落的上海,锱铢必较的上海。小上海不是棚户区、下只角,和收入低低的人群;小上海是体现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飘渺,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对小上海之“小”,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之通达上海周身,还是轻描淡写居多。引发我这番思考的,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同途殊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这是经典的上海童谣了。童趣,美好,幻像……谁都无法解释,糖粥、胡桃、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要紧,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童谣没有时代指向,没有贫富贵贱,无痛无疾,满足了童年的美好。在童谣之外,还有一种哼唱,也朗朗上口,但是和童谣之间,看似完全不同的“三观”。“1958年,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一点不美好,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塞满了日子的窘迫,生活的尴尬,体面的缺损。还很刻薄,让人备受讥讽、歧视和起哄。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顺着弄堂,顺着学校操场,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蔓延、传扬。我把它们称为“俗语”。不雅,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直达市井的笑点——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俗语,自有它不俗的内核。俗语有稚趣,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也是成人的语境,不像童谣,只是稚童的幻像。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俗语是杀器,重在精神杀伤;伤害不大,侮辱很大。但是这种杀伤,往往是式的杀伤,或者说是式的同归于尽。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比如用“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俗语很俗,却俗得有底蕴,每一句俗语,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比如,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至今还被叫做“小喇叭”,谁能想象得到,“小喇叭”的梗,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想一想,“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为什么弹的是琵琶,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我简直怀疑,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口拈来。越是贫穷窘迫,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如今,日子渐渐安逸,俗事少了,俗语也没有了。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想起了某一句,这时候的俗语,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打开来,漂流瓶里装着的,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一幅“珍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俗语就有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意义,是回望上海贫穷苍白年代的一个小孔。俗语的嘲是真的,笑也是真的,幽默在刻薄中滋生。市井之笑语,市井之欢趣,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上海俗语,就是上海欢言。加了书名号,《上海欢言》是我的新书书名。欢言谁与共?你我世俗人。李白有诗句写道:“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大意是说,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意更加直白无需解释。以两位大诗人的“欢言”诗句,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倒是别有意思的。欢言是生活状态,且有生活情景。从中也可以推断出:有欢言的生活,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弄堂、石库门的俗常欢趣,是欢言的母体。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无处隐身的舞台上,只在于舞台的追光灯是在追谁。有含辛茹苦的正剧,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有鸡飞狗跳的闹剧;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欢言”诗句之高低,但是完成《上海欢言》书稿时的心境,更贴合的似是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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