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伯尔短篇小说选(德)海因里希·伯尔

目？录
在桥上 1
长发朋友 8
飞刀艺人 14
站起来，站起来吧 28
在敖德萨那时候 31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37
在裴多茨基喝酒 50
我们的好勒妮，我们的老勒妮 55
孩子也是平民 64
游乐场 68
在桥边 73
告？别 76
消？息 80
在X城的停留 86
与德吕恩的重逢 98
取餐兵 110
在林荫道上重逢 116
在黑暗中 126
我们扫帚匠 136
我的昂贵的腿 142
洛恩格林之死 146
生意就是生意 159
咬？钩 166
我的悲哀的面孔 177
献给的蜡烛 185

译后记 200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成为“德国的良心”。代表作有《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女士及众生相》等。

译后记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B?ll）是德国战后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于1951年获“四七社”文学奖、1967年获得希纳文学奖、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伯尔是德国“废墟文学”的旗手，被称为“德国的良心”。
伯尔1917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座“因哥特式大教堂闻名”，却同时又是世界上拥有罗马教堂多的城市。伯尔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在世界大战中饥馑严重的年头”，他作为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来到了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学生时代，伯尔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拒绝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学生之一，除了自身信仰的原因，也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制服，而且我对行军也不感兴趣”。1937年，伯尔中学，来到波恩的莱姆佩茨书店当了一名学徒，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939年夏天，伯尔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可惜数月之后他便被征召入伍，不得不中断了学业。伯尔参军上了战场，辗转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地，亲身经残酷的战争。1945年战争结束，伯尔由战俘营回到家乡科隆，在从事了几份短暂的工作以后，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伯尔的文学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他试图通过这种文体来为战后的德国社会寻找一种“赖以生存的语言”，在他看来，当时政界的语言空洞无物，教会无能为力，文学肩负着重建生活的责任。
伯尔认为文学作品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内行间的游戏，文学应该面向所有人，对此他曾经有过一个精彩的说法：“教堂落成，举行庆典，不是通过这一典礼将教堂关闭，而是将其开放，对所有人开放。”他曾要求家里的孩子和保姆阅读福克纳和卡夫卡，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并非为内行人而写，“‘难以理解’是相对的，格林的童话也很难理解。”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观时，伯尔将其称之为“人道美学（?sthetikdesHumanen）”：道德和美学是完全一致的、密不可分的，“文学是人道的纲领”。简而言之，道德与审美应当是一
致的。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伯尔会成为“废墟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废墟文学”自白》一文中，伯尔坦率而详尽地解释了何为“废墟文学”，以及为何要写“废墟文学”：当你从战争中返回，置身于废墟之中，而你内心又无法说服自己蒙住双眼装处田园牧歌之中，那么你能写的不可能是除了废墟文学之外的东西。
这本《流浪人，你若到斯巴……》（1950）是他发表的部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伯尔1947年至1950年期间创作的二十五篇短篇小说，主要内容如伯尔所说的那样，“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初出茅庐的伯尔显示了宝贵的叙述能力和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掌控能力。与其说这得益于伯尔的文学天赋，不如说这是来自真实的体验。正如赫尔曼·科思腾（HermannKesten）所言，伯尔“描绘了联邦德国中与他同时代的人。[……]他说着他们的语言，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像在为他写他们自己的故事。”《消息》（DieBotschaft）是伯尔早创作的作品之一，完成于1947年，早发表在《旋转木马》（Karussel）杂志。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从战场归来，要给战友的妻子送去战友阵亡的消息，在这项艰难“任务”的背后，伯尔写出了幸存者和未亡人对战死者无尽的悲伤和无力感，主人公后来意识到“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了，只要还有它带来的伤口在流血，战争就永远结束不了”。这句话像是伯尔这部作品集的创作纲要：每一篇短文都是一个流血的伤口，“都为我们写下一章希特勒时代的历史”。
伯尔认为，善于观察的眼睛是作家的工具，作家应当有足够好的眼力。他本人便是如此，他的眼睛犹如一台高速摄像机，仔细地捕捉事物罕为人知的细节，再用一种清晰慢镜头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在他的笔下，战争极其残酷，然而他极少直接描述战争场面，战争只是他作品里暗色的背景，无时无刻地投着巨大的阴影，战争的残酷被他细节不露声色地讲述出来，让人不寒而栗。比如，《在林荫道上重逢》（WiederseheninderAllee）里有一处看似轻描淡写的闲笔，却着实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来：主人公用战友的须后水好好地洗了洗手，而所谓的须后水竟是“装在铁皮罐里的咖啡渣”。这是无法在书斋里臆想出来的，这是踏上过真正战场才能知晓的细节。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伯尔的叙述让我的内心一直处于焦灼和不安的状态，他冷静、节制、的叙述里蕴含着巨大的张力，他笔下的小人物及其被时代裹挟的命运每每让人心生感慨和庆幸。这些伯尔早期的短篇小说作品让我想起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它们足够好，因为他离得足够近，近到你能够感受到战争狰狞的味道。我把译文中的一些片段读给刚上小学的儿子听，他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问我：“这些事情过去了对吗，不会再有了对吗？”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忽然明白，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再读伯尔的意义所
在吧。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版这本沉重的小书。
邱袁炜2020年8月于北京在桥上我要给您讲的故事其实完全没有内容，也许它根本算不上一个故事，但是我必须得讲给您听。这故事在十年前开了个头，几天前，它有了结尾……就在几天前，我们乘火车驶过了那座桥，它以前既坚固又宽阔，它像诸多纪念碑上俾斯麦的胸脯一样坚硬，也和工作守则一样不可动摇；它横跨莱茵河，由很多个结实的桥墩支撑着，是一座宽阔的四轨桥，以前我每周都会有三次乘坐同一班火车过这座桥：周一、周三和周六。我那时候是帝国猎犬协会的一名职员；一个卑微的职位，相当于专门送文件的信差。我对狗当然是一无所知，我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我们协会的总部设在柯尼希城，在格吕德海姆有一个分会，每周我要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往返三次。我到那儿取紧急函件、钱和“未决案件”。案件材料装在一个黄色的大文件夹里。我从来不知道文件夹里装的什么，我不过是个信使罢了……早上我从家里直奔火车站，坐八点的火车去格吕德海姆。车程要四十五分钟。那时候，每次过桥我都很害怕。了解技术的熟人们向我保过这桥具有多重的承载能力，但是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就是害怕：光是铁轨和桥的连接就能引发我的恐惧；我诚实地承认这一点。我们那段莱茵河宽。每次感觉到桥的轻微晃动，我的心里都会泛起微小的恐惧，而这种可怕的晃动要持续六百米；当火车再次到达铁路路堤的时候，才终于传来车轮轧过轨道接口时发出的那种低沉而令人安心的咔嚓声，接着就能看到小果园，很多小果园——终于，在快到卡伦卡滕站的时候，能看到一座房子：它吸引了我全部的目光。这座房子直接建在土地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房子的外墙是淡红色的，干净，窗户的边框和所有的基座则是与之相别的深褐色。房子有两层，二层有三个窗户，一层则有两个窗户，沿着一个三级的露天台阶拾级而上便是居中的大门。只要不是大雨天，每次都有一个孩子坐在台阶上看着火车，一个九岁或者十岁大的小女孩，很瘦，怀里抱着一个干净的大娃娃，一点也不开心。每次我几乎盯着女孩看的时候，目光都会扫到左边的那扇窗户，每次都能看见窗户后面有一个女人，旁边放着一只清洁桶，而她手里拿着抹布，正费劲地弯着腰在那儿做清洁。每次都是这样，即使雨下得大，即使台阶上并没有一个孩子坐在那儿。我总是看见这个女人：她有着细细的脖子，这让我把她认作是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抹布来回地动着，这是做清洁时的典型动作。我常常打算看一看那屋子里的家具或者窗帘，但我的目光被这个一直在做清洁的瘦削女人吸引，每当我想起来要看的时候，火车就已经开过去了。周一、周三和周六，每次都差不多是八点十分，因为那时候的火车准时得可怕。每当火车开过，只够我看一眼这座房子的背面，那儿是锁住的，干净、无声。
我当然会琢磨这个女人和这座房子。这列火车沿途的东西我都不怎么感兴趣。卡伦卡滕——布罗德考滕——苏伦海姆——格吕德海姆，这些站都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的思绪一直围绕着那座房子。我想的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一周要做三次清洁。这座房子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多容易弄脏的地方；看上去也没有太多的客人进进出出。这房子看上去几乎是冷冰冰的，虽然它很干净。这是一座干净但不怎么友好的房子。
但是，每当我坐十一点的火车从格吕德海姆往回返，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可以从卡伦卡滕站后面看到这座房子的背面，这个女人在右边那个窗户那儿擦窗玻璃。奇怪的是，周一和周六她会出现在右边的窗户，周三则是中间的那个窗户。她手里拿着擦窗户的皮抹布，在那儿擦了又擦。她头上系着一块暗红色的头巾。回程的路上我从来看不到那个小女孩，这会儿差不多接近正午了——马上十二点钟了，因为那时候的火车准时得可怕——房子的正面是锁住的，很安静。
虽然我在这个故事里只想描述我的真实所见，但还是允许我做一点微不足道的推断：大概三个月以后，我推测这个女人周二、周四和周五是在擦窗户的玻璃。这种推测虽然没有太多依据，但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有时候，从快到卡伦卡滕站开始，直到抵达格吕德海姆站的一路上，我都在苦思冥想，这两层楼的窗户都是在哪天的上午或者下午擦的。没错——我安心地坐下来，写下一份清洁计划。我试着根据我在三个上午所观察到的情况，整理出剩余三天里的下午或者全天的清洁安排。因为我有一个奇怪的执念：这个女人一直在做清洁。我从未看过她别的样子：她总是弯着腰，很费劲地弯着腰，以至于我觉得都能听见她的喘息声——八点十分；拿着皮抹布勤奋地擦着，以至于我觉得常常能看见她紧闭嘴唇中露出的舌尖——接近十二点钟。
这座房子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我常常去想它。这让我疏于工作。是的，我对工作没那么专心了。我冥思苦想得有点多。有，我甚至忘了拿“未结案件”的文件夹。我把帝国猎犬协会的地区主管给惹怒了。他把我叫了去，他气得直发抖。“格拉波夫斯基，”他对我说，“我听说，您把‘未结案件’给忘了。工作就是工作，格拉波夫斯基。”我无言以对，这让主管变得更加严厉。“信使格拉波夫斯基，我警告您。帝国猎犬协会不能使用健忘的人，您要知道，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合格的人。”他面带威胁地看着我，但紧接着他就变得充满了人情味：“您是有什么个人忧虑吗？”我小声承认道：“是的。”“您在忧虑什么？”他问得很温和。我只是摇了摇头。“我能帮您吗？——能帮点什么？”“请您放我吧，主管，”我怯怯地请求，“别的就不用了。”他慷慨地点了点头。“问题解决了！您也别太把我的话当回事。谁都难免会忘记点什么，除此之外，我们对您还是满意的……”我的心里一阵雀跃。这次会面是在周三进行的。第二天，周四，我就该有空了。我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我坐上了八点钟的火车，这回过桥的时候，我并没有因为害怕，而是由于迫不及待而轻轻发抖：她在那儿，在清扫露天台阶。我从卡伦卡滕站下车，坐下一辆对向的火车往回走，快九点的时候经过了她的房子：二层正面中间的窗户。这我往返了四趟，终于搞清楚了周四的清洁计划：露天台阶、正面中间的窗户、二层背面中间的窗户、地板、二层正面的房间。傍晚六点钟，我次经过这座房子，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弯着腰在花园里干活，他的动作幅度不大。那个抱着干净娃娃的小孩像监工一样，看着他。我没看见那个女人……这一切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几天前，我又一次经过了那座桥。天哪，我下意识地就从柯尼希城上了火车！这整个故事我都已经忘记了。我们坐的是一辆货运火车，当我们接近莱茵河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前面的车厢一个接一个地安静下来；这很奇怪，这辆有十五到二十节车厢的火车就像一串灯泡，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了。我们听到一种令人难受的、低沉的金属碰撞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碰撞声；忽然，好似有很多小锤子在敲击着我们这节车厢的地板，我们也沉默了下来，看上去却什么都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左右两边什么都没有，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空洞……远处能看见莱茵河岸边的草地……船……水，但几乎不敢往外看出去：视线都晕眩了。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在一个农妇苍白沉默的脸上，我看见她正在祈祷，人用颤抖的双手点起了；甚至在角落里打着斯卡特牌的人都沉默了……接着，我们听见前面的车厢又开上稳固的地面，所有人想的都一样：那些车厢已经开过桥了。如果发生什么不测，那些车厢里的人可以跳车逃生，但我们，我们坐在倒数第二节车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掉落下去。我们的眼睛和苍白的面孔上都显出对此的深信不疑。这桥跟轨道一样宽，是的，这轨道本身就是这座桥，车厢的边缘甚至比桥还宽一点，朝外探向虚无，桥身在晃动，像是想要把我们甩进虚无里……突然之间传来一阵比刚才结实的咔嚓声，听起来越来越近，清晰，我们车厢底下的咔嚓声变得低沉和稳定，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敢往外看去：是那些小果园！噢，上帝保佑这些小果园！但我忽然认出了这个地方，距离卡伦卡滕站越来越近，我的心脏都有些微微发颤。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疑问：那座房子还在吗？我看见它了；越过果园里一些树木柔嫩的浅绿树叶，可以看到那座房子红色的外立面，甚至比以前更干净了，它离我越来越近。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十年前所发生的所有一切，这十年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在我心中狂野地喧闹翻腾。这座房子一下子近了，我看见了她，那个女人：她在擦洗露天台阶。不，她不是那个女人，她的双腿看着更年轻更粗壮一些，但她做着相同的动作，抹布来来回回时候那种笨拙而有力的动作。我的心跳都要停住了，我的心都静止了。有一瞬间，那个女人把脸转了过来，我马上把她认了出来，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小女孩；这张干瘦的、闷闷不乐的面孔上，流露出一种酸涩的愁苦，是过期沙拉那种难闻的酸涩……当我的心又开始缓缓地跳动时，我才想起来，那天确实是周四……邱袁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