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元曲叙录/郑振铎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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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
关汉卿作品全目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温太真玉镜台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感天动地窦娥冤
望江亭中秋切鲙
关大王单刀会
关张双赴西蜀梦
闺怨佳人拜月亭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
诈妮子调风月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半夜雷轰荐福碑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邯郸道省悟黄粱梦
江州司马青衫泪杂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张君瑞庆团圆
四丞相高会丽春堂
裴少俊墙头马上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黑旋风双献功
须贾大夫谇范叔
包龙图智勘后庭花
楚昭公疏者下船
布袋忍字记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花间四友东坡梦
张天师断风花雪月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汉高皇濯足气英布
西游记
洞庭湖柳毅传书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梁山泊李逵负荆
同乐院燕青博鱼
赵氏孤儿大报仇
说鲑诸伍员吹箫
月明度柳翠
沙门岛张生煮海
临江驿潇湘秋夜雨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救孝子贤母不认尸
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便宜行事虎头牌
秦修然竹坞听琴
陶学士醉写风光好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
吕洞宾度铁拐李岳
河南府张鼎勘头巾
死生交范张鸡黍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相国寺公孙合汗衫
薛仁贵荣归故里
陈季卿误上竹叶舟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馅梅香骗翰林风月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玉箫女两世姻缘
醉思乡王粲登楼
罗李郎大闹相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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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年—1958年）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家、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的工作。

"导读
《元曲叙录》是郑振铎先生1930年1月到1931年10月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组文章。共介绍了三十一位作家的六十九本杂剧。近来，中国的古典文学发了很大的变化，无献整理，或史论著作，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今天，《元曲叙录》这样的著述，或许已不鲜见。然而，当我们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学术研究的转型期，郑振铎先生的这一著作却包蕴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元曲叙录》写作于“整理国故”的大背景之下。整理国故运动是1919年开始，绵延至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化思潮。1919年，针对当时出现的“复兴古学”的诸种论说与行动，毛子水在《新潮》杂志发表《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提出要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胡适在给毛子水的信《论国故学》中肯定整理国故的必要，认为：
我们应该尽力指导“故”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说：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9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又谈到要扩大研究的范围：
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把草野的文学、民间的作品列入研究的范围，将小说、戏曲作者与诗文作者并列。“文学研究会”响应“整理国故”的主张，把整理中国旧文学作为自己的重
要任务之一。1922年，郑振铎先生在《文学旬刊》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积极回应“整理国故”，称：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文章提出“文学观”的问题，指出要重新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19年，郑振铎先生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後，在《小说月报》十四卷一期展开“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把“整理国故”视为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必要条件。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郑振铎先生说：
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的把他们改革过。
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接近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
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
郑振铎先生强调“整理国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搜找出来”，以新文学的眼光重估旧文学。把在文学目前一贯被轻视的杂剧传奇小说等视为金石，给予从来没有过的重视，对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俗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们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许多非文学的著作，而使之离开文学史的范围之内，回到“经学史”“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他们自己的领土中去。同时更重要的却是要把文学史中所应述的纯文学的范围放大，……更重要的是，于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崇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之弹词、宝卷）。这几种文体，在中国文坛的遭际，为不幸。他们被压伏在正统派的作品之下，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为人所忘记，所蔑视。直到了近数十年来方才有人在谈着。我们现在是要给他们以历来所未有的重视与详细的讲述的了！
但这种新的资材，自小说戏剧以至宝卷,弹词,民歌等等，因为实在被遗忘得太久了的原故，对于他们的有系统的研究与讲述便成了异常困难的工作。
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是需要著者次来整理，来讲述的。
而在对戏剧、小说、变文、宝卷等等文体价值的肯定中，郑振铎先生更特别提出了为杂剧传奇等编辑书目的问题。在发表于19年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在谈到把金石从瓦砾中搜找出来时，郑先生写道：
譬如元、明的杂剧传奇，与宋的词集，许多编书目的人都以他们为小道，为不足录的；而实则他们的真价值，却远在四库书目上所著录的元、明人诗文集以上。
郑振铎先生在对元明戏曲、宋人词集的重视中，抓住历来书目编写上的忽视，批评许多编书目的人以剧本等为小道，以为不足录。
“叙录”是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在古籍保存和利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向来为学者所重视。随着晚清以来人们对戏剧、小说文体的推重，对戏曲叙录的写作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早在1908年，王国维在为《曲品新传奇品》作跋时，就曾感叹著录戏曲的书太少：
此书误字累累，文又拙劣，然无名氏《传奇汇考》，江都黄文旸《曲目》，多取材于此。盖著录戏曲之书，除元钟丑斋《录鬼簿》、明宁献王《太和正音谱》外，以此为古矣。
1928年，大东书局出版《曲海总目提要》，胡适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
在这个时代，大家渐渐感觉剧本目录的需要。不但如王先生的《曲录》之仅仅列举剧名而已，必须有一种记载剧本作者与情节内容的详目，方才可以供收藏家的参考与文学史家的研究。
而郑振铎先生作为戏曲等文体叙录写作的早期倡导者，在“叙录”的写作方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年后的数年间，他一再为戏曲、小说等写作提要，以此来完成对以往的轻视的纠正，实践自己整理国故的主张。1925年，他在《时事新报 鉴赏周刊》刊出《中国小说提要》，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收录了他的《曲叙录》。戏曲方面，他不但致力于戏曲剧本的收集，而且花了很大的力量在“提要”的写作上。除了发表《元曲叙录》，1940年他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说：
又本书各剧“提要”，我也已随笔记录得颇详。
此外，1941年写作的《晚清戏曲录叙》中还谈到他劝如晦（阿英）先生作《叙录》事：
如晦先生收藏晚清文史资料富，余前辑《晚清文选》，深资其。尝劝其将历年搜访所得，刊为目录，公之于世。如晦先生深感余言，乃先将所藏晚清戏曲，编为一目印行，每书均加说明，嘉惠后学，有功于我等研究近代文史者不浅。
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通过“叙录”这一细致的、具有传统色彩的文献工作，为戏曲地位的提升，做出具体扎实的贡献，同时，也体现着郑振铎先生提倡的研究精神与整理国故的方法：
我们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须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地。
优选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後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
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是体现着他的戏曲观念的。在1922年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中，郑振铎先生曾讨了学的：
我却以为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
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究竟是几乎接近无异的。论类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如何，终是人类，终是同样的人类；虽文化至之类，其喜怒与食饮与居住的本能——原始的本能——终是不能有一点消减的。
在同年发表的《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郑先生曾强调要明确到底什么是文学，并把中国的文学分为九类，即：诗歌；杂剧传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传记；；文学批评；杂著。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更指出：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接近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的无一毫生气。
学。前人之所以嘉惠后人者，惟无形中的风格的影响，与潜在心底的思想的同情而已。摹袭之作，决无佳构。
所论涉及对“文以载道”、以文学为消遣的反对，对“纯文学”的认可，以及对文学风格与传达共同情感的体认。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郑振铎先生提出“我们应采用已认可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郑振铎先生《元曲叙录》的篇是关汉卿的小传，第二篇是“关汉卿作品全目”。关汉卿是《元曲叙录》中专享有小传和作品全目的剧作家，显示出郑振铎先生在元代诸多杂剧作家中对关汉卿的重视，同时更在对关汉卿的论述中表达了自己的戏曲批评标准。
汉卿作品，于小令套曲十馀首外，其全力接近注重于杂剧，所作有六十
五本之多，即除去疑似者外，至少亦当有六十本以上。今古才人，似他著作
力的如此健富者殊不多见（惟李玄玉作传奇三十三本，朱素臣作传奇三十本
差可比拟耳）。《太和正音谱》评汉卿之词，以为“如琼筵醉客”，又以为
“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然汉卿所作，通俗者为多，如《谢天香》、
《金线池》、《望江亭》、《玉镜台》之类，诚未必高出于马致远、郑德辉
诸作者，然如《救风尘》之结构完整，《窦娥冤》之充满悲剧气氛，《单刀
会》之慷慨激昂，《拜月亭》之风光旖旎，则皆为时人所不及，其笔力之无
施不可，比之马、郑、白、王（实甫），实有馀裕。
他赞赏关汉卿才力之健富，肯定其剧作的通俗，其笔力的无施不可，认为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均不及关汉卿，给予关汉卿“时人所不及”的剧坛地位。所言接受了维先对关汉卿剧作从悲剧、结构、语言角度的评价：
其悲剧之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
承继了吴梅先生《中国戏曲概论》（1926年）卷上“元人杂剧”对关汉卿“雄肆”的肯定：
而关汉卿以雄肆易其赤帜，所作《救风尘》、《玉镜台》、《谢天香》
诸剧，类皆雄奇排奡，无搔头弄姿之态。
《元剧研究ABC》(1929)对关汉卿魄力的赞扬：
元曲以汉卿为大家，所作亦至多，有六十三种，自有曲家，无此魄力也。
但更在关汉卿诸剧作中，拈出《救风尘》、《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四剧，分别从结构、悲剧气氛、风格的慷慨激昂与风光旖旎等方面赞扬了四部剧作的成就，称赞其“比之马、郑、白、王（实甫），实有馀裕”，显示出郑振铎先生对元人杂剧价值的重新审视，以及郑振铎先生在剧本、剧作家评价中，对悲剧、结构、语言表现、人物描摹、题材丰富诸因素的重视。讨论所及均围绕着剧本的文学因素。这样的视角，与其对什么是文学的关切、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的探讨，以及对“认可的文学原理”的重视，可谓一脉相承。而这样的戏曲观念在他1932年刊行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得到贯彻和进一步的论说。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先生在《元曲叙录》的评价之外，更加丰富、发挥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元人之善于写多方面的题材，与多方面的人物与情绪者，自当以汉卿为。”赞扬关汉卿对女人物的表现：
可见其如何喜欢且如何的善于描写女的人物。在汉卿所创造的女主角中，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总之，无一样的人物，他是不曾写到的，且写得无不隽妙。写女主角而好的，除了《西厢》、《还魂》等之外，就要算是汉卿的诸剧了。而汉卿能写诸般不同的人物，却又是他们所不能的。尽管题材是很通俗的，很陈腐的，不能动人的；如像公案杂剧一类的东西，实在是难写得好的，而汉卿却都会使他们生出活气来。如今读之，仍觉得是活泼泼的。当时在剧场上，当然是更为触目惊心的了。
感慨他对英雄的书写：
但汉卿不仅长于写妇人及其心理，也还长于写雄猛的英雄；不仅长于写风光绮腻的恋爱小喜剧，也还长于写电掣山崩，气势浩莽的英雄遭际。
赞叹他的描写艺术：
论到描写的艺术，他实可以当得起说是等。我们很觉得奇怪，元剧作者，大都各有所长。……汉卿一人，兼众长而有之，而恰在于众人的首先，仿是戏剧目前有意的要产生出那末伟大的一位剧作者，来领导着后来作者似的。

在具体的写作上，郑振铎先生的《元曲叙录》亦展示出新的面貌。《元曲叙录》对杂剧剧本的著录体例很好明确，即：在每本杂剧的名下著录作者，说明版本，并按折逐一概括每折的情节、记录每折的登场人物、每折所唱曲子的名称，後是剧作的题目正名。这和《传奇汇考》、《曲海总目提要》的记录作者、概括情节、说明本事或相关材料、有的稍作评论，表现出不同。《元曲叙录》逐折的载录方式、对曲牌和登场人物的记述，更清楚地传达出剧本的面貌，体现出杂剧剧本的特点，突出了剧本的舞台。
《元曲叙录》包含了当时的新发现，且不论早前发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
中的《单刀会》《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等，像新发现的《绯衣
梦》（“近来涵芬楼购得明顾曲斋所刊的十六种曲，《绯衣梦》竟亦在其中。”
）、《西游记》杂剧（“六本的《西游记杂剧》的出现，成为一件重要的大事。
“去年日本盐古温博士在宫内省藏书里发现了刻本吴昌龄《西游记》”），也
都被写进了《元曲叙录》，弥补已有戏曲叙录的不足，使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杂剧
剧本有基本的了解。
此外，《元曲叙录》对关汉卿生平的勾勒亦有值得关注之处。“元代曲家，名位既微，传记更阙”。此前论者谈及关汉卿生平，除利用《录鬼簿》的记载，说明“号已斋叟，大都人，太医院尹”外，还会由杨维桢《元宫词》“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之句，论及关汉卿犹逮事金；会叙及《辍耕录》所载关汉卿与王和卿交往事；会谈到《太和正音谱》对关汉卿“琼筵醉客”、“初为杂剧之始”的评价。郑振铎生则一步追寻关汉卿的行迹，借其套曲《杭州景》指出关汉卿曾经到过杭州。认为关汉卿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前期活动于大都，后期活动于杭州。这一番关于关汉卿生平的论述在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同样被沿用。

对“叙录”的提倡与写作是整理国故运动中郑振铎先生的重要贡献之一，他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推广了戏曲、小说“叙录”的写作，推动了戏曲、小说
研究的发展，後来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叙记》中，谈到自己从1934
年到1941年“编写了不少书录，现存和还记得起的”有十数种，即可视为郑振
铎先生推动小说、戏曲“叙录”写作发展的一个明。
《元曲叙录》作为郑先生叙录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只完成了对六十九种杂剧的介绍，虽然在作者考辨、版本著录方面还可更加完善，但该叙录的写作，为进一步展开文史的讨论打下了基础。为戏曲叙录的写作，为整理、研究古代戏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形式。而其中所体现的对文学价值、戏曲特点的重视与把握，亦是学术目前重要的一页。值此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敬仰之情。

李简"

"勾勒关汉卿的生平
叙录这一细致、古典文献整理方式的近代代表作
体现郑振铎先生的研究精神及整理国故的方法
杂剧剧目体例明确、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