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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都学刍议
（一）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基础
（二）建立中国古都学的必要
（三）中国古都学的意义及其范畴
（四）中国古都学的研究方法
二 中国古都概说
（一）中国古都学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
（二）中国古都的数目及其建都的年代
（三）历代的陪都
（四）古都年代综论
（五）古都的地理分布
（六）“七大古都”名称的确定
（七）小结
三 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
（一）形成古都的自然环境
（二）形成古都的经济因素
（三）形成古都的军事因素
（四）形成古都的社会基础
（五）小结
四 中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
（一）探求国土的中心点
（二）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
（三）凭恃险要的地势
（四）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
（五）接近王朝或政权建立者的根据地
（六）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关系
（七）余论
五 中国古代都城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及其影响
（一）都城周围地形罅漏的补苴
（二）以都城为中心向外辐的交通网的建立
（三）解决都城粮食供应问题的设施和策略――对于河流的利用和改造
（四）都城附近土壤的改良和重要农作物种植地区的推广
（五）都城附近植被的维护与破坏
（六）小结
六 中国古都和文化
（一）古都文化为当代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
（二）域外文化的吸取，使古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三）古都的文化及其传播和影响
（四）小结
七 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一）都城形势的变迁与文化融通的延续
（二）古都文化的遗存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三）古都文化对于当代文化的作用
（四）小结
八 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
（一）政治变化的作用
（二）战争的冲击
（三）自然条件的变化
（四）民族关系的影响
九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
（一）唐代长安外郭城的轮廓
（二）纵横于诸里坊间的街道
（三）里坊的分布
（四）里坊的规模及其坊墙和坊门
（五）里坊内的横街和十字街
（六）里坊内的曲巷
（七）里坊内的寺观
（八）小结
附录一 唐代长安和洛阳
（一）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缘由
（二）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规模
（三）强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
（四）东西并峙交相辉映的文化中枢
（五）唐末迁都后的长安和洛阳
附录二 《中国古都研究》序
史念海（1912—2001），字筱苏，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一代宗师”。
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陆平县，1932年考入辅仁历史系。1934年成为《禹贡》半月刊的作者和禹贡学会成员，后留驻学会，协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1941年至1946年，任重庆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兼任复旦历史系副教授。1947年至1948年担任兰州历史系教授。1948年后，历任西北、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教授、副校长，后任陕西师范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
20世纪30年代，在顾颉刚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史念海完成《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启了中国疆域变迁研究的先河。
1944年《中国的运河》出版，这是史念海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
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成，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出版的《河山集》系列，收录了史念海先生绝大部分代表学术，涉及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军事地理、政区地理等领域，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里程碑式著述。
史念海也是中国古都学的创始人，所著《中国古都和文化》成为中国古都学的奠基之作。
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为每个王朝或政权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每个王朝或政权所能治理或控制的疆土往往不尽一致，幅员广狭亦不相同。在选择都城时，自须各就所及的土宇衡量斟酌。不过，一般说来，自然环境和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基础都应考虑在内。这里就逐一分别论述。
（一）形成古都的自然环境在形成古都的诸因素中，自然环境应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都城的设置是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的。如果忽略了自然环境，则有关都城的一些设想就无异成为空中楼阁，难得有若何着落。历来有关选择都城的议论和策略，也都予以适当的注意，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 都城的自然环境显示在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等方面。以前一些有关的论以为都城的所在宜置于上游之地，这是从控制全国着眼。从这一点来说，关中就是一个适宜于建都的地方。西汉初年，曾经有人对于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按当时的局面来说，也就是以关中为都来统治关东各地。关中和关东比，关中的地势自然显得高亢，而关东较为低下，这就自然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我国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北京的地形也相当高亢。金时有人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金人的势力南及于淮水，淮水以南尚是宋朝的版图。就以淮北和黄河流域而论，这样的议论也不能说是过分。后来到明代初期，还有人说：“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不过这样的形势竟要比关中稍差一点。
除关中和北京而外，中原各地的都城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地步。中原各地高程皆较低，是说不上居高临下的。不过洛阳还是较高于以东各地，尤其是和开封相较，更是如此。宋太祖循后周的故绩，以开封为都，但并不以此为满足，打算迁都洛阳，再由洛阳迁于长安。这正是由于洛阳在开封的上游，而长安又在洛阳的上游。不过从来没有人说洛阳有建瓴的形势，因为相差并不很多。
在秦汉时期人的观感中，江南乃是卑湿的地区，不能和中原相提并论。江南诚然潮湿，这与建都的形势无关。由于位于长江下游和中游，自然更说不上居高临下了。若自西方来看，更会成为被临的地方了。楚国的郢就是具体的说明。郢位于江汉平原，并非过低的地方。当地有巨大的云梦泽，水泊纵横辽阔，因而显得有些低下。秦国恐吓楚国，说是方船积粟，循江而下，楚国就不免之祸。楚国也感到这样的威胁，不能不满足秦国的一些苛求。不过，对于郢的地势有些不同的看法。南宋时，赵鼎就曾经说过，荆襄可以下瞰京洛。荆为荆州，也就是楚国郢都的故地。襄为襄阳，在荆州之北。京洛乃是指开封和洛阳。襄阳对开封来说，还可以说是下瞰，对洛阳就不能这样说了。荆州还低于襄阳，怎么能和襄阳一样去下瞰京洛？
论都城的形势就应涉及都城所在地的山川。古人选择都城时对于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视的。早谈到这一点的应当是周武王。周武王灭商之后，即着手经营雒邑。雒邑就是后来的洛阳。其时周居丰镐，雒邑不能作为正式都城，但是居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均，实际上成了周朝的东都。周武王为了营建雒邑，曾经说过：“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三涂山在伊水上游，岳鄙指近太行山的邑。这是说洛邑南北有山，中间有河，伊、洛之阳还有广阔的原野，可以从容周旋。
山川本是可以互相协调的，但各个都城的具体情况未能完全相同，所以这里就分别来论述。一些都城附近有山，有的却并没有什么山。开封居冲要之地，条达辐辏，一片平原，不仅没有大山，就是培的丘阜也难得遇到，这在古都之中是少见的。应该说，相当多的都城是和山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山可以作为防守的凭借。上面说到周武王对于雒邑的称道，是由于雒邑有南、北二山。其实洛阳东边还有成皋，西边还有崤渑。如果不是太行山南有那么不甚广阔的平原，就可以说洛阳在四山之中了。洛阳和长安相较，可能还稍逊一筹，长安被称为有四塞之固。所谓四塞不是完全因山形成的，但除过东侧的黄河，其余三面都是有山的。它的南侧的南山，也就是后来的秦岭，和西侧的陇山，都是有名的大山。它的北侧虽没有像秦岭和陇山这样的大山，但岐山、九嵕、嵯峨山，自西至东，还能相互呼应，成为一道屏障。
为特殊的当为南京城。南京作为都城，可以远溯到六朝。城名迭有变更，城址也多有损益，而明代南京的规模为闳。包括前代旧都在内，明城的建置是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这是说钟山和石头山都应该列在城外。可是这里所说的仅为明代南京城的内城，它的外郭城却更为闳大，不只钟山和石头山都包括在城内，覆舟山和幕府山也不例外。这些山都曾经和南京城发生过的战争有关，是一般较小的培和人工构成的山所难于比拟的。
还有一些都城，建于平原广阔之地，其附近只有一道高山可以作为屏障，都城就建于近山之处。北京城就是这样的。北京城外的太行山和军都山，还有燕山，蜿蜒曲折，互相联系，宛如一脉相贯，其东南却是广大平原，毫无遮掩。十六国时期及北朝的魏齐两代皆曾以邺为都城，它的故址就在今河北临漳县。这里固然也是一片平原，其西的太行山却巍峨耸峙，相映成趣。邺城西北就是战国时赵国的邯郸城，相距临迩，格局也相仿。如齐国的临淄和韩国的阳翟，也都可以列到这一类中。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些类别。譬如，南宋都城杭州，城外灵隐、南屏诸山，玲珑奇特，正可作为游赏的胜地，和上面所说的一些山有明显的差别。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和余杭县独松岭，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都不是什么大山，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
上面所论述的河流，大都具有灌溉农田和水上交通的作用。如果说到军事的意义，则应当提到南京城外的长江。南京作为都城，自孙吴至于梁、陈，都是借长江为天险，以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当然，长江除这样的军事作用外，交通运输的便利更为些河所不及。南京城旁的秦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更使南京城内的风光愈发显得绮丽。就是解决都会里一般用水水源问题，也是离不开河流的。齐国自西周始封起就以临淄为都，其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城以临淄为名，自然是靠近淄水。经过考古发掘，临淄城东正濒于淄水，其西侧又濒于系水（泥河）。而鲁国都城曲阜也正位于洙、泗二水之间。燕国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下都有东、西二城。二城紧相连接，皆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其东城的南垣更濒近中易水。春秋时，晋国的都城再经过迁徙，其间曾都于新田。新田在今山西侯马市，位于汾、浍二水行将汇合处，然更近于汾水。由于近于汾水，其西北隅已为汾水冲蚀残缺。战国时，韩、赵、魏三国的新郑、邯郸和安邑三处都城也是如此。韩国都城新郑，也就是春秋时郑国的旧都，新郑不仅濒于黄水河，而且洎河还由城的西南隅穿过。邯郸城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今所谓赵王城为当时赵国的宫城遗迹所在地。其东北有一大城圈，亦为赵国都城的一部分。今清河由西北斜流，穿过赵王城，而沁河也由西向东，贯穿于东北大城圈之中。魏国的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其遗址也有青龙河流过。这些河流即令迄今有所变迁，相距当皆非过远。战国时楚国的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当地近云梦泽，本为水乡泽国，其城南垣西段不仅有古河道，古河道上尚有水门，可见与河流关系的密切。
一般说来，都城的壮丽繁荣，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山川的力，就是那些割据一方的政权，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选择它自己的都城，也都着眼于山川形胜的地方。这样的自然环境是不会为人所忽略的。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肥沃的土壤更适于农耕。商人曾经频繁地迁都，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加探求，但盘庚的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对于发展农业更为有利。盘庚的时候还不可能过细地区别土壤，但旧都的土壤由于使用较久，肥力渐减，转为瘠薄，就使它不能再事留恋。盘庚这次迁都就记载在《尚书·盘庚篇》中。古史简朴，自难备加称述，不过字里行间还是能略露出一些端倪。汉初定都关中，这是出于娄敬的策略。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可是他却着重指出，关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还称道它是天府。娄敬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关中于《尚书·禹贡篇》中为雍州，雍州的土壤为黄壤，于当时全国中居上等。这就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向上推求，在早周之时，周人选择居地，也曾着眼于这一点。正是由于周原的，才使周人能久居于岐山之下。周初封国多，而齐地有膏壤千里，故临淄也是海岱之间的一个名都。春秋时，晋国选择新都，摒去郇瑕氏的故地，而迁居于新田，也是由于这样的道理。郇瑕氏的故地固然也相当肥沃，可是土薄水浅，不如新田的土厚水深，所以晋国宁以新田为都，不再重视郇瑕氏的故地。
与雍州土壤相对的为扬州。扬州的土壤于《尚书·禹贡篇》列为下下。这是说扬州的土壤于当时的全国是差的了。其实，那时扬州的土地使用率不大，土壤的肥沃还未能为世所重视。魏晋以后，北方的人口陆续大量南迁，提高了土地使用率，改变了对于土壤的看法。于是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处，由于大部分川泽沃衍，都成为肥美的土壤。南京正在它的附近，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条件。杭州更是有名的产粮之地，因而都曾经被选建为都城。
可是有些都城附近就不是如此。春秋战国时列国诸侯的都城有些就是未能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宋国和赵、中山等国都以土地瘠薄著名，可是睢阳和邯郸皆为有名于世的都城，其所恃以为基础的自然不是当地的土壤。但由于土薄民贫，就不能毫无影响。据说邯郸的“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这样相习成风，为他国所少有，也不是偶然的。
气候这一因素和山川、土壤等相较，对于都城的选择说来，似乎关系较为淡薄。一些有名的都城大致是位于燕山之南和陇坻之东，也就是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其稍南稍北的地区。这些地区南北之间气候差别不太显著，所以一般论者也就不多道及。可是还有些都城却在这个地区之外，这就不能说完全没有差别了。拓跋魏所建的都城本是在盛乐，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后来迁徙到平城，则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和林格尔县和大同市分据明代长城的内外，东西相距仅二三百里。在这样临迩的距离中，气候是不会显出若何差异 的，也不会使创建北魏王朝的鲜卑族人感到不适。可是后来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就有人提出反对，不仅形诸言辞，而且见诸行动。这些反对者并以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为代表，显示声势的壮大。重要的一条反对理由就是因为洛阳暑热，不如平城的凉爽。固然拓跋恂体貌肥大，不耐高温，他的行动却得到相当多的鲜卑族人的支持，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一般说来，各地都有当地所出的物产，都城附近也是一样的。都城附近各有其山川，又有较为肥沃的土壤，气候都显得温和，故物产亦较为丰富。远在春秋战国之时，楚国的郢都就有云梦之饶，而齐国的临淄由于带山披海，膏壤千里，除桑麻之外，更多文彩、布帛、鱼、盐。关中也是九州膏腴地，号称陆海，不仅有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等异类之物，又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洛阳在这一方面，就不若关中富庶。两汉魏晋多以赋名家的文人学士，如班固和张衡就皆撰有《两都赋》。由于东汉都于洛阳，故于东都称道备至，赋中所 说的物产就不如西京繁多。不仅不如关中，甚至还不如后来的邺都。左思所撰的《魏都赋》，就不厌其详地举出邺的附近产梨、 栗、酎酒和笋、枣、粱、稻，还有锦绣、罗绮、绵纩、缣总。这里面除农产品外，主要是丝织品，显然可见，邺也和临淄一样，都是丝织业的中心。开封于战国时为梁国国都。司马迁论述梁国，说是无山川之饶，这也就是说，当地没有丰富的物产。后来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和战国时已有不同。唐时的汴州所产的绢，于全国中列为第二等，与郑、曹、怀诸州相当。郑州今为河南郑州市，曹州在今山东菏泽县，怀州今为河南沁阳县，皆在开封的周围。当时一等绢的产地为宋、亳两州，分别为今河南商丘县和安徽亳县，皆距开封不远。直到北宋时，此风犹未稍息。而汴州的织锦负盛名，开封的官绫院就有绫机四百张，仅此一项，就可略见一斑。北京于战国时为燕国的蓟。燕国虽亦养蚕，却不是有名的丝织品的产地。燕国主要的物产乃是鱼、盐、 枣、栗。后来到明清时期，北京又成为都城，这些物产还为世所重。北京近渤海，自富于鱼盐。而栗的盛名迄今犹未稍泯。前引左思的《魏都赋》，曾提到那里的栗，其实那里的栗产于固安。固安在今易县东南，距北京更近，故亦当为北京的特产。唐时幽州即以栗为贡品，而幽州之栗就产于故安，辽及元时亦皆特置栗园，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至于长江以南，则和黄河流域又异其趣。左思于撰《魏都赋》之外，复撰有《蜀都赋》和《吴都赋》，即所谓《三都赋》。赋中备举蜀、吴两都的物产，种类繁多，虽如草木虫鱼纤细之物，亦皆罗列不遗。较之魏国的邺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所列的过于纤细，于都城的发展演变并非皆有关系。沈约撰《宋书》，于《孔季恭等传》后曾论述江南为国的盛况，文中指出：“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再加上膏腴土地的农业，显得地沃物阜。当时的都城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正说明南京物产的富饶。沈约在这里还特别提到荆州。荆州的江陵本是楚国的郢都，五代时南平也在当地建都，沈约的话正好也 对江陵做了说明。刘宋时扬部的东南可以包括钱塘，也就是后来的杭州。沈约所说的物产，自然也有杭州的部分。杭州后来到五代时为吴越的都城，宋室南渡也以此为都。吴自牧的《梦粱录》曾有专篇论述杭州的物产，举凡谷、丝、枲、货、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之属，皆按品罗列。品种虽多，而谷与丝为重要。南宋亡后，马可·波罗曾到过杭州，于杭州的丝绸为称道，并说：“全境产丝甚饶。”马可·波罗还指出杭州的课税，以盐、糖两项为多。盐、糖皆不见于吴自牧所列举的诸种物产之中，可能以非杭州附近所产而不加凿及。 综上所述，自然环境作为形成都城的一个因素，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每一个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的所在地时，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的。自然环境所包含的项目不止一种，本文所列的就有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几种。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考虑到自然环境，但不一定就能把自然环境这一因素中包含的各个项目都考虑周到。不论其考虑与否，这个因素所包含的各项，在都城的演变过程中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相应的影响。宋朝南迁时，戎马倥偬，追兵在后，当时只要求得稍为安全之地，于愿已足。杭州远在长江之南，距金兵稍远，合当时要求。南宋的年祀虽因此而获得延长，后来元兵南渡长江，杭州竟无险可守。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可谓深谋远虑，可是因为洛阳较平城暑热，竟肇致拓跋恂和一部分鲜卑人的叛逃。这虽不会影响到北魏迁都的大计，但由这样的小小插曲，已经可以显出自然环境这样的因素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古都的经济因素都城是人口容易聚集的地方。在全国来说，即令不是人口多的城市，也是人口较多的所在。这就要解决社会生活必需 物资的谋得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而不于外来的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其间难易的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保持下去，也 不是毫无影响的。正因为这样，经济因素在形成都城的过程中就居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要在都城附近就地取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就应使都城附近地区相当开阔，使它能够产生这样一些物资。前面曾经提到周初的经营雒邑。周武王当时称道雒邑为天室，自然是从山川形势着眼，但是三涂和岳鄙之间的黄河侧畔和伊洛流域，平坦广阔，却是适宜于生产和谋取物资的地区。虽说这里广阔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可是在人口还未达到饱和之时，当地所生 产的物资还是可以供给雒邑城的需要的。关中和雒邑相比较，就要更胜一筹。关中的受人称道，是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实际上却是在崤函和陇蜀之间，也就是在崤山和陇山之间，崤山和陇山之间就是一般所说的八百里秦川，这比伊洛之间是要 广阔得多了。在这样的地区经营农业，其优越是要超过于伊洛之间的洛阳的。 论都城的经济，农业的经营固然重要，但还要兼顾各方面，手工业的发展和多样化也是不可稍事忽略的一个方面。 发展手工业就须有相当的原材料。西汉于全国各地置铁官。铁 官主管铸造铁器和出售铁器。关中三辅之地就有四个铁官，分为京兆尹的郑县、左冯翊的夏阳、右扶风的雍县和漆县。这四个铁官固然都出售铁器，但也不能排除它们可以铸造铁器，因为关中周围的山中矿产不少，玉石、金、银、铜、铁无所不出。当时全国共设铁官四十九，关中几占十二分之一，若没有一定的原材料，是难于达到这一点的。关中又产玉，蓝田之玉为名。远在西周时，玉器就为统治阶级所重视。有些玉器就是在都城制造的。当时能在都城制造玉器，自然是由于附近山中能够产玉。 在许多都城中，开封周围一片平原旷野，这是它的特点，各处殆难望其项背。从事农业经营，这是绰有余裕的。不过开封周围缺少崇山峻岭，山中所产皆为难得。可以值得称道的，则是开封城中丝织业的发达。正是由于它的附近各州久已成为种桑养蚕的地区，开封城内才能借着这一点促进它的富庶的经济。
都市经济的发展既然离不开自然的条件，而各处的自然条件又互不相同，因而各个都城的经济基础难得齐一。战国时，齐国的临淄是一个有名的繁荣都城，它所凭借的除过陆地之外还有海水。这是和都城相比的明显差异。临淄的繁荣固然与其“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有关，但是海边鱼盐之利，却应是临淄的收益。至于江南诸处，更是另一番景色。长江下游太湖周围本为水乡泽国，宜于农业的经营，为黄河流域各处所不及。魏晋时期，种桑养蚕为黄河流域农家的特长，江南各处尚不足以语此，故建康附近尚无丝织业可言。南宋都于临安，蚕桑事业却已成为盛事。临安位于杭州湾头，其东南不远处就是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明州濒海，对外贸易颇为发达，这就有于临安的繁荣。这和濒海的临淄仅得鱼盐之利，又复不尽相同。我国海上贸易起源甚早，远在西汉之时，相当于现在广州市的番禺，就由于近海而成为一方的都会。可是像明州这样接近于当时的都城的，却还是少有。 形成一个都城，经济因素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内涵并非过于单纯，一些都城也不是都能全备的。不能全备就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的谋得。这就必须仰赖外地的供应。怎样得到充分的供应，就成了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些可以就近取得这些物资的都城，也还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的。因为初建立都城时，都城中的人口往往不是很多的，对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的需要数量尚不至于过高过大。可是作为都城以后，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几乎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某些王朝为了强本弱末，还向都城迁徙人口。而社会比较严重的时候，也会促成人口向都城的集中。不仅都城的人口增加，几乎所有的王朝或政权都会在都城及其附近屯驻一定的兵力，以司拱卫。像北宋时，驻屯在开封的禁兵竟有八十多万，也是一种少见的现象。都城中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众多的驻军，还有王朝或政权的官吏，所需要 的军糈民食一般说来都会超过都城附近农业生产的负荷量，这是都城所在难于解决的问题。
一些王朝和政权为了补苴这样的罅漏，大多借于外地的供应，特别是在粮食的运输方面更要多费周折。许多都城附近粮食都能有一定的产量，但都不是当时为广的富庶产粮地区。也就是说自来绝大多数的都城和当时为广的富庶产粮地区不一定都在一起，有的距离还相当遥远。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当时为广的富庶产粮地区却在更远的东方。具体地说，这一富庶的产粮地区是西起太行山的东南，越黄河而东，由济水和鸿沟分黄河之处起，再东至于东海之滨。北边达到现在山东省的北部，西南至于鸿沟系统中的获水、睢水以及狼汤渠流经的区域。当时的黄河由现在河南濮阳县向东北流去。当时的济水下游大体就在现在黄河流经的地方。鸿沟系统为人工开凿的水道，获水、睢水和狼汤渠都在今河南东北部。大体说来，这个富庶的产粮地区乃在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南部，还有山东东部沿海各处。隋唐两代皆都于长安，当时为广的富庶产粮地区仍在关东各处。隋唐时期的富庶产粮地区远比秦汉时期为广大，它不仅包括了秦汉时期的富庶产粮地区，而且还达到太行山以东和淮水之北。唐代中叶，由于安禄山的乱事，黄河下游南北各地的富庶粮食产地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一蹶不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农业转趋兴盛，代替了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可是离长安却更为遥远了。后来到了元、明、 清各朝，都是建都于军都山下，就是现在的北京。北京城的军糈民食，同样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也是相当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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