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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吴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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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导论 中国民间信仰的日本化
部 圣帝明君篇
1 伏羲
2 神农
3 禹
4 孔子
5 关帝
第三部 守护神灵篇
6 祖
8 钟馗
结语 “和魂汉神”现象的历史意义
参考书目
吴伟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及比较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专攻近世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曾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立命馆大学及九州岛大学,并以访问学人身份于日本东京大学、关西大学做研究。
任何宗教信仰传播域外后总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本土
化(localization)或风土化(indigenization)。
保守主义者往往批评域外出现的变化为离经叛道,但从宗教全球化的角度而言,不同地域的演化会给各大宗教增加新的创意与活力。本土化成为宗教全球化的常见现象及动力。离开印度后,在中国、日本、东南亚均大放异彩。基督教在中东、东欧、西欧、非洲、北美、
南美及亚洲各自发展出独特的个。中国民间信仰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同样入乡随俗,成功融入各地的风土文化,产生跟中国不同的形象、传说、祭祀方式、典籍、功文艺表现形态。
中国民间信仰的特色是以一般平民百姓为主要对象,糅合道教、、儒家、地方民间传说、风俗等元素。它在域外的流布有两大主要形态:,以域外华商及华裔居民为主要对象,集中在华人聚居的港口或城市
。他们大多跟随中国原属地区的宗教习俗,信仰的本土
化程度不高。那霸及长崎的关帝、妈祖信仰便属此类。
第二,以域外之民为主,包括公卿、官吏、学者、僧侣、军人、商人及农民。在地理上分布覆盖的对象较广,输入的中国民间信仰跟本地风俗及宗教混合,呈现高度的本土化。大阪道修町的神农祭及水户藩的天妃崇拜是其例子。类形态一直受到从事日本华侨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的重视,累积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二类形态相对较少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民族学、宗教学及乡土史的角度集中讨论一些细微课题,缺乏宏观的分析。本书的重点放在第二类形态。它以原始文献为基础,辅以日、中、英语的先行研究及实地调查,探讨中国民间信仰如何在德川时期被日本人吸收与改造,使它们融进日本文化体系。
日本可谓是“汉字文化圈”中个的成员。对于中国文化,日本能按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吸收与改造,以丰富自己的文化。日本不在中华朝贡体制之内,加上有大海相隔及本位意识,在吸收中国文化时常做大幅调整,以配合日本的传统价值取向及政治现实。中国元素往往成为建构日本文化及表达日本既存价值观及审美观的素材。来自中国的人物、概念及历史词汇,即使是使用跟中国相同的中文来表示,日本人通常也会更改其内容或做出不同解读。不少中国的传说及小说在日本亦经过重新演绎,创造出崭新的形态及意义。
中国民间信仰在日本中世(1185—1603)已大量传入,而且被编入大乘的体系。〔6〕德川时代(江
户或近世,1603—1868)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全盛期,它与神道及地方风俗融合,成为日本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研究德川日本的中国民间信仰传播史有了解中日宗教的互动。跟汉籍、儒学、文学、艺术不同,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主要参与者并非江户、大阪、京都的贵族、高官、高级武士或著名学者,而是社会的中低下阶层,包括各地的农民、商人、渔民、低级武士、地方官吏、神官及僧侣。因此这一研究给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一个极为珍贵的平民视角。
伏羲原来是忍术和茶道的始祖、神农竟然变成雨神及温泉之神、关帝化身为教护法及海上保护者、钟馗则成了武士的时尚指标…… 渡海而来的中国神灵,在日本披上神道及民间外衣,成为日本文化及系统的一部分。他们如何接受日本文化的洗礼?又怎样改变了当地文艺和民俗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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